跟著和尚喝花酒——蘇曼殊的故事

文/吳安寧

上海青蓮閣茶樓原名華總會茶樓，曾被列為「上海洋場一景」。茶樓分為上下兩層，樓上擺放12張八仙桌，供人品茗吸煙；樓下則是集遊藝、雜耍、唱曲和攤販於一體的小型遊樂場

上海灘的堂子

民國年間，彼時上海的煙花柳巷，基本等同於現在的各種「會所」，談生意、幹革命、講斤頭（黑社會講和），主角們大多都是邊吃花酒邊聽曲，談笑間把事情辦了。

蔣介石的結拜大哥、上海滬軍府都督陳其美，在青幫中的輩分是黃金榮的師叔、杜月笙的師爺，性喜交遊，成日花天酒地。

同盟會成員張奚若回憶，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別墅」拜訪陳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裡的床上交頭接耳地說話。姑娘當然避開了，老媽子總不時進來倒茶拿瓜子。這是我第一次進堂子，此後還在那裡吃過幾次酒，也是陳其美請的。」

辛亥後，上海的《民立報》諷刺：「上海楊梅都督陳某，連取小妾四人；進出必坐極華美極昂貴之汽車；身居都督，成群結黨，花天酒地，置軍務於高閣。」

陳為人仗義豪爽，即便素不相識，也熱心相待，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如果您在民國初年去上海灘逛堂子，大可報上陳的名號，就能以低廉的價格得到至尊的服務。

不過這陳其美在上海灘沒快活幾年，二次革命的時候，被袁世凱派人給刺殺了，蔣介石當時是哭了個半死。

也許您會問，陳其美死了，咱再去逛堂子，報誰的名號呢？黃金榮？杜月笙？

行是行，但黃跟杜畢竟是流氓出身，屬於上流社會看不起的「白相人」（舊上海對混混兒的稱呼），且黃金榮跟杜月笙發跡，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兒，您要是在民初說這兩個人，估計吃不開。

有沒有誰既能吃的開，又有幾分面子的呢？當然有，花和尚蘇曼殊。

您只要說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計姐兒們的眼睛都會笑沒了。為啥？因為和尚夠四海（出手闊綽），隔三岔五就會在某高檔酒樓辦群芳宴，請各路嘉賓。有文人記載：

蘇曼殊腰纏甚富，任意揮霍。到上海後，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國春」「一家春」等名餐館、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識無多，必托友人輾轉相邀。問其故，則曰：「客少，不歡也。」客至則開宴，宴畢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謝，人皆訝之。

蘇曼殊

蘇曼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數是近現代史上的名人，如孫中山、陳其美、黃興、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愷、陳獨秀、蔣介石、章士釗、于右任、魯迅等。

另外，他是半個日本人。中日混血，為父親之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離開父母，在祖屋長大。因飽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鴿肉，被逐出師門，此後便以和尚自稱。稍長，遊學日本認母，數年，精詩詞音律、擅梵文佛理，熱衷宣傳革命，儼然一代怪才。

民國初建，不少人興高采烈跑官求官，蘇曼殊很氣憤，認為「這種人有什麼用？僅僅只能擔狗糞，洗廁所罷了」。孫中山當了臨時大總統，請他出來擔任秘書，他堅辭，說自己只想與朋友「痛飲十日，有吃就行」，孫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為跟滬軍都督陳其美交情匪淺，蘇和尚經常得到陳氏大筆饋贈。有了錢，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規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滄州別墅，此處鄰近靜安寺，綠槐夾道，環境清幽。這還不算，還經常叫來一些美女相陪。

民國初年，陳其美常去看望蘇和尚，通常見高朋滿座，美女如雲，和尚與校書們詩詞唱和，便艷羨不已。蘇和尚不交權貴，對陳也不怎親昵，陳卻笑而對他說：「和尚在風塵中生活，不可令床頭金盡。」遂贈金若干。

陳其美

蘇曼殊很迷戀吃花酒，只要有點錢，就呼三喝四，邀請朋友到某處吃酒，並「叫局」邀佳人作陪。舊上海的高等校書（有文學素質的妓女之雅稱）日常生活很豐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將，沒人叫局，會很沒面子。

那麼，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麼叫局的呢？

召喚校書到堂子以外的場合，稱為「叫局」。比如說您頗有盛名，在某酒店請客，想叫幾個校書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廝，拿幾張紅色的「局票」來，寫上某堂子佳麗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讓小廝快點送去便可。

任何消遣場所都備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專門送「局票」的人——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長跑腿。

校書應召前往，稱「出局」或「出堂差」，名氣大的校書，通常還有小丫頭或者老媽子跟著。對舊上海的高等校書來說，主要任務就是應召出局，陪伴男人們吃喝打牌。每日從中午開始安排一天的流程，有時候應付完堂差，起碼要到半夜了。

一張「局票」的背後，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廝要收幾個銅板的跑腿費，這玩意不入賬，您隨手打賞便可。

另外，開出「局票」的飯店或者賭場，會將當天何人何時叫誰出局記清楚，到了月底，會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車馬費」，大約一局70個銅板，相當於代買車票的手續費。堂子里也會有明細賬，屆時一一核對，以免將別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民國年間，有位八卦文人仔細考究了一番，認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員出公差，不想被煙花柳巷拿來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國年間高等校書乘轎子出堂差，經常有丫鬟提燈籠相隨，燈上赫然寫著「公務」，有人在報紙上發文批評：

……粘著四個紅字，大書特書曰「公務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碼七品知縣，才可稱一聲正堂。典史和縣丞，只稱左右兩堂。……妓女竟敢僭稱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膽大妄為。

蘇曼殊喜歡大宴賓客，陳獨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請過。他花錢如流水，海灘高等堂子都知道有個和尚出手闊綽，他對美女們彬彬有禮，姐兒們都喜歡出他的局。

「做花頭」的規矩

蘇曼殊喜歡吃花酒，也喜歡替人家「叫局」，據包天笑記載，蘇曼殊曾給鴛鴦蝴蝶派的高手畢倚虹叫過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會，到場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畢倚虹沒。

蘇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見一女娃兒，頗嬌憨活潑，可取材也。」有人接話：「和尚正法眼藏，必無錯誤，何妨叫來一看。」花箋飛去，不到半小時，人就來了。

為什麼蘇和尚能在徜徉煙花之地呢？就是因為他懂得校書們的心思，同為天涯淪落人，他對眾校書從無褻玩之意，為她們賦詩，為她們作畫，為她們排遣身世沉淪的傷感——最重要的是，他還肯砸錢為校書們爭面子。

有人統計蘇曼殊的殘賬，發現用於「青樓楚館」的開支多達1877元，而當時女僕月工資僅1元。曾有朋友在青樓大聲批評蘇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應戒欲，你怎麼能夠這樣動凡心呢？」蘇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動了凡心？」

叫局的花銷其實並不大，蘇曼殊不僅僅喜歡叫局，更喜歡「做花頭」，那就相當燒錢了。「花頭」是一種記賬單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當於大洋12元，摺合現在的物價，擴大三百倍，大約三千七百元。

「做花頭」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稱為「擺花酒」：找個由頭，為某校書慶祝生日，或者故意給某校書長臉，在堂子里辦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稱為一個「花頭」。

「做花頭」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錢，外加給琴師、傭人的犒賞，合計下來也得十三四個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賬單數字過大，做東的也會讓客人出一點。

第二種是在堂子里請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將，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將，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檔水果茶葉奉上，打一圈麻將也算一個「花頭」。

如果您辦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摺合多少錢呢？大約相當於如今兩萬。不過購買力這玩意兒也不好折算，按照當時黃包車夫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個大洋，您請一次客，夠他們忙活一年了。故時人感嘆「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窮人半年糧」。

民國時沒有手機，請人赴宴往往要前幾天就通知，可蘇曼殊不一樣，他興緻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銅牌給黃包車夫去接人。銅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紋，如桃、杏、荷花等，稱為「轎飯票」，在市面上能兌錢，堂子也會回收。

某文人記載受邀後的遭遇：

客人到後，侍應擺好檯面，然後高叫「篩酒」，這是叫各房校書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舉杯之際，侍者又叫「起炒」，聲音略遜於前面那聲「篩酒」。先上小吃，繼上大菜，最後是米飯或稀飯。上主菜的時候，校書一個個地唱曲，樂師在一旁吹奏、操弦、擊鼓伴奏。接著是校書抱著琵琶自彈自唱。席間，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塗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兌了水的酒……

奇怪的是，花和尚蘇曼殊喜歡逛青樓，閱人無數，卻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門戒規。朋友們說：「曼殊出入酒肆花樓，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過湊湊熱鬧而已。」他最喜愛而又頗多往來的青樓女子有素貞、桐花館、花雪南等數人。

據說花雪南曾對曼殊動心，想贖身做其妾室，在民國年間，這是很正常的事情。蘇曼殊卻認為，與其結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於江湖，留回憶無限。

民國肇始，北洋當道，政治依舊腐敗，孫中山極力奔走要「打倒軍閥」，蘇曼殊對前途極為悲觀，終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費便呼朋喚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飲食無度，腸胃又不好，是醫院常客。

1918年5月，時年35歲的蘇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傳世的最後一部愛情作品《非夢記》，留一句：「但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掛礙」，隨即去世。

和尚走後，除了幾隻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無所有。設靈堂的時候，許多校書頭戴百花前來弔唁，個個顏色悲戚。

蘇曼殊去世6年後，1924年6月，孫中山先生出資千金，將其遺骨遷葬於杭州西湖孤山，與名妓蘇小小朝夕相伴，民國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勢走入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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