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南：日本人為什麼再次敵視中國

天下 04-20

黃亞南：日本人為什麼再次敵視中國

文 | 黃亞南

▍一

就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中日關係還非常友好。2000年西方首腦會議輪流到日本舉行時，當時的首相小淵惠三就曾希望中國作為正式成員出席，但沒有得到其他西方國家的響應，為此日本外務大臣河野洋平特地去美國說明但遭到柯林頓總統的訓斥。

十三年之後，情況完全反過來了，在同樣的西方國家峰會上，高聲遏制中國的卻只有日本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公開表示中國是日本的假想之敵，讓中日關係急劇惡化。就在這十多年之間，中日關係從睦鄰友好走到政冷經熱，進而再次走到了完全心冷的階段。

問題是敵視中國並不是日本當權的政治家的個人行為，而是日本國內的一種「空氣」。根據中日媒體聯合對中日兩國輿論的最新調查，日本有超過90%的國民對中國不抱有好感，這絕不是一種正常關係下的數字。中日是不能搬遷的近鄰，兩國相互敵視，只能造成更多的麻煩而絕不能給兩國帶來實際的利益。為了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我們有必要對日本現在再次敵視中國的原因進行探究。

▍二

經濟好的時候，社會往往比較左傾；而經濟惡化的時候，社會就比較容易右傾化。日本也不例外。2007年，無正式工作的青年赤木智弘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年輕人的希望是戰爭，從而打破了日本社會對戰爭這個詞語的禁忌，日本社會隨之還出現了戰爭有用論。這意味著日本的社會思想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赤木只是想改變像他那樣沒有正式工作、沒有穩定收入、無法結婚的這一代青年的命運才寫這篇文章的。為何能引起日本社會如此劇烈的反響，是因為日本國民對社會發生的歷史巨變難以接受的心理狀態需要有一個出口。

作家曾野綾子曾經指出：日本人為什麼在發生巨大災害後沒有驚慌失措，那並不是什麼國民性的問題，而是他們知道政府會及時出面，給他們妥善安排的。這樣的保證讓日本國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但現在的問題是，因為財力的問題，政府在這方面也越來越難以為繼了。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沒有找到新的發展模式，如雷貫耳的日本企業如索尼、松下、東芝等都因為經營模式的陳舊，業績江河日下。國家財政也因為入不敷出，無法繼續執行以前的保護政策，曾經是日本引以為傲全民皆保險制度受到了衝擊，政府開始嘗試國民保險的市場化運作，要求國民支付更多的保險費用以獲得將來自己所希望的保險。但是由於企業的收益下降，日本企業特色之一的終身僱傭制度開始瓦解，這使得日本國民的收入也逐年下降，本來享有儲蓄大國盛名的日本的儲蓄率竟然下跌到低於提倡信用消費的美國儲蓄率。

黃亞南：日本人為什麼再次敵視中國

2016年8月8日，東芝LIFE STYLE社長石渡敏郎召開記者會，說明與美的集團合作事宜（圖源：東方IC）

政府要求國民自己為自己的將來多作準備，實在是讓日本國民為難。而發生在2004年的日本國民被伊拉剋扣為人質的事件，讓日本國民切實地感受到了完全依賴政府已經不再那麼現實，在更多的情況下，必須自己依靠自己。而那時「自己責任」口號成為流行語，日本國民只能面對已經來臨的個人社會。

但是，就在日本國民準備適應個體社會的到來，尋找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再一次衝擊了日本國民脆弱的心理。更沒想到的是，日本所受到的創傷竟然遠遠超過危機發源地的美國。

而且，還沒有等到日本醫好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3·11東日本大震災以及伴隨而來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再一次讓日本國民失去對社會安全的信心。在天災人禍面前，日本國民感受到空前的無力感。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日本又失去了已經帶了四十多年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桂冠，造成了日本社會的巨大失落。眼看著曾經比日本落後多年的中國在GDP總量方面絕塵而去，日本國民曾經有過的優越感變成了自卑感。日本社會評論家古谷經衡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日本人是絕沒有想到中國會變得如此強大，他們對此並沒有做好思想準備。

對經濟失望，對政治失望，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日本國民對「強大」的渴望。但事實上，這個「強大」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日本國民到底要什麼樣的「強大」，可能連他們自己也並不太清楚。這為日本的國家神道的復活留下了空間。

▍三

正在發生的歷史性巨變，也讓很多日本國民的性格發生了變化。他們變得對他人的言行過於敏感，要麼激烈反駁，要麼完全無視。他們不再認為事情是自己做的不好而陷入不可自拔的自責中，而是儘力找他人的原因，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卸給別人，完全是自憐自愛。精神病專家片田珠美教授指出，日本實際上正在流行一種新型憂鬱症，特點就是過多地指責他人。

在向個體社會過渡的時期，這樣的新型憂鬱症讓日本國民傾向去尋找社會的共同敵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對群體社會的鄉愁。最初，日本社會把執行了20多年的寬鬆式教育當作靶子進行了攻擊，但很快發現這樣的批判無濟於事。接著他們又找到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制度這樣一個新的批判對象，認為官僚制度是日本社會的萬惡之源。為了改造官僚制度，日本國民還把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趕下台，讓年輕的民主黨掌權。但是沒有執政經驗的民主黨不僅沒有能夠成功地改造官僚制度，反而造成了社會的混亂，簡直讓日本國民欲訴無門。

所以，當日本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挑起釣魚島問題後，日本國民就無可奈何地被綁架到這個新的發泄口來，而這個發泄口實際上是二戰之後被美國壓抑的日本人的愛國心，而這樣的愛國心則又形成了讓日本國民難以自我控制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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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慎太郎

本來，人與人交往，國與國交往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和摩擦，如果因勢利導，這些問題都不會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健康走向。但是，日本一旦形成了這樣敵視中國的「空氣」，在公開的場合中，提倡中日友好的聲音就基本上也絕跡，而貶低中國和攻擊中國的書籍則充斥市場。就連比較開明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即便是全額支付美軍的駐日費用，也要來保衛釣魚島的主張。日本的政治家也在這樣的空氣中，公開提出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政治主張。

不過，我們從日本社會的巨變中可以看到新型憂鬱症讓日本不停地尋找社會的共同敵人，在很大程度上說那麼不是他們的目的，而是一種宣洩的手段。

▍四

事實上，中日兩國並沒有根本性的利益衝突，釣魚島只不過是美國精心安排在中日之間的一個定時炸彈。把這個問題留到將來去解決，無疑是一種高度的政治智慧。所以，雖然日本再一次敵視中國，但也並不能解決日本想要解決的問題。

實際上，日本想解決的問題是日本真正的獨立。雖然《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讓日本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就在這個條約簽署的當天，簽字的墨跡未乾，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被帶到美軍駐地，被強迫簽署了日本與美國的安全保障條約，同樣佔領日本的美國軍隊繼續駐紮下去。這份條約事實上讓日本不僅放棄了國防的權利，也放棄了外交的權利。

美軍的保護給日本帶來了和平，美國給日本制訂的憲法帶來了民主。但這些都被認為是日本不是真正獨立國家的象徵，所以自民黨在他們的綱領中寫進了要修改憲法的政治主張。只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歷來直接想爭取日本獨立的嘗試無不被粉碎，這迫使日本只能採用走曲線終結戰後體制的道路，即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急先鋒，從而爭取美國在各方面放鬆對日本的管制。

安倍的第一次執政和第二次執政就很好地體現了日本的這種姿態。而美國也一直認為可以很好地駕馭日本，為了讓日本替美國衝鋒陷陣，所以美國不僅對日本的這種嘗試故意視而不見，而且還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鼓勵。

日本的國家神道曾經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基石，所以，在二戰後遭到美國的嚴厲打壓，國家神道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雖然安倍政府不再高舉終結戰後體制的大旗，但卻在實際回復戰前思想方面邁開了堅實的步伐，國家神道的勢力也得以重新擴張。

在戰後70周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帶領西方主要國家首腦在安倍首相的陪同下參拜了伊勢神宮。而伊勢神宮真是號稱有8000萬信徒的國家神道的總部神社，無論奧巴馬總統是否認識到，這次參拜無疑是對美國戰後政策的否定和對日本右翼的首肯，實際上也就為日本的終結戰後體制的嘗試打開了方便之門。只是不知道在國家神道復活之後，美國還能不能駕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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