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超級總統誕生記

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少年時曾在伊斯坦布爾街頭賣糕點。據說，要是有人想騙他，很快就會遭到一頓痛揍。認識他的老人們說他：「打架從來不會逃。」2016年7月15日，身為土耳其總統的埃爾多安遭遇了一場硬仗。反對者曾試圖想從他手裡奪過權力。但埃爾多安躲過了兩次死劫。當晚，他前腳剛離開度假勝地馬爾馬里斯的酒店，就有25名士兵乘坐直升機攜武器趕來。他乘坐的灣流4型商務機又遭到參與政變的兩架F-16戰機的雷達鎖定和半空襲擾，但對方為何沒有開火，則是一個謎。

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

一場失敗的政變換來了與其期望截然相反的結果。埃爾多安急風驟雨般的鞏固並擴大了權力。在本月16號的憲法公投中，支持修憲的陣營以微弱的半數優勢獲勝。這意味著，自奧斯曼帝國在1876年立憲確立議會制以來，土耳其將第一次採取總統制：總理職位及內閣將被廢除；總統不得加入政黨的規定被取消，議會質詢權被取消；總統有權任命高級法官和檢察官。憲法法庭法官數量，由17名減少到15名，其中總統任命12名，議會任命3名。埃爾多安將成為土耳其自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以來權力最大的總統。

當地時間2017年4月17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發表演講，宣布修憲公投結果

許多人認為，去年的政變催化了埃爾多安攫取權力的野心。但事實上，這場改革已經醞釀了十餘年。過去，土耳其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2007年，總統職位改為兩輪公投選舉產生，這杜絕了總統難產的現象，也讓軍隊無法因此干預政治。2014年，土耳其首次舉行總統直選，埃爾多安以51.8%的過半數得票率當選。我們可以將它視作一次「民意測驗」——一個全民選舉產生的總統，他職位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早已不可同日而語。這也讓埃爾多安有了成為超級總統的底氣。

在一些評論家看來，土耳其這個伊斯蘭民主化的樣本正在徹底墮入獨裁和伊斯蘭化，修憲即意味著歷史進程的倒退。然而，一種常見的情形是：智識階層總是以理想化的政治框架來期待和評估政治的發展，但歷史的邏輯往往並不相同。一個問題是：強人埃爾多安的崛起是否是凱末爾主義行至今天的必然？

至少在兩個方面，凱末爾主義早已受到了時代的挑戰。首當其衝的是如何認識伊斯蘭教的角色。2003年埃爾多安領導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關於正義與發展黨將土耳其引向伊斯蘭化的擔憂之聲不絕於耳，但事實上，與其說是埃爾多安在塑造一個伊斯蘭化的土耳其，不如說他釋放了一種力量。

支持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民眾

凱末爾認為，落後地區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後地區要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模式為發展目標，走向民族國家。對於伊斯蘭這一土耳其最重要的文化傳統，凱末爾開出的藥方是政治嚴格地控制宗教，把伊斯蘭教從公共領域清除掉。但這從來沒有使伊斯蘭徹底消失。用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話說：「凱末爾主義只構成了公民社會和民族主義。但是對於作為個體的土耳其人，他們的生活中並不只有公共政治生活，也還有日常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生活領域，民族主義從來給不出任何用於規範世道人心的內容。在穆斯林社會，傳統伊斯蘭教是用來規範世道人心的。」

拒絕接受公投結果的土耳其示威群眾

事實上從1946年實行多黨派民主政治體制以來，土耳其就出現了穆斯林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由於政黨的根基淺薄，而傳統宗教組織往往有很強的傳播、動員和組織能力，民主化也就必然伴隨著伊斯蘭主義勢力抬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50年代，土耳其宗教出版物的種類和數量、戴面紗的婦女人數、清真寺的數量等都有了大量的增加。1960年, 軍隊發動了第一次政變並掌握了國家大權。但政變並沒有將土耳其帶回到凱末爾執政的時代。1961 年的憲法明確每個公民在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方面都是自由的，這回應了土耳其社會興起的宗教需求。事實證明，土耳其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變幾乎都是這場政變翻版——「一個成功的憲政秩序，必定要包含著其形式（憲法典章）與質料（社會現實）之間的匹配關係，」施展指出，「倘若其匹配度很差，卻仍要堅持其形式的話，則無法避免地會走向用暴力強制推行。」作為一個人口99%為穆斯林的國家，土耳其的各項政治安排裡面完全沒有伊斯蘭的因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1954年，埃爾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爾。他的父親是國家海事局的一名艦長，母親是家庭主婦。埃爾多安曾回憶自己受到的宗教教育的影響：「我所有的一切都得益於伊斯蘭宗教學校，我的生活軌跡在那時已經定下來，我學會愛國、愛他人，為國家服務、禮拜、團結他人等等」。埃爾多安常常朗誦那些蘊含著蘇菲教派哲理的詩歌。他還經常運用伊斯蘭術語。在90年代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時，他宣稱自己是伊瑪目。遭到批評時，他反駁說：「當你們聽到伊瑪目這個詞語時，你只是想到清真寺的領拜人，而在伊斯蘭教中，伊瑪目指的是擁有權威進行統治的人。」

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

早在大學期間，埃爾多安就追隨了土耳其前總理吉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埃爾巴坎認為，凱末爾主義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蘭以及奧斯曼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是個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當代土耳其各種不幸的根源。他堅信土耳其應該以安納托利亞為基地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措施，創造一個遠離西方的強大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埃爾巴坎並不對西化和西方持完全拒絕的態度，他將西方文化與技術分開，贊成土耳其通過技術革新走向強國之路。從本質上，他與凱末爾主義者有著共同的關切：如何實現土耳其的現代化？只不過，他走向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80年代後，在土耳其回應全球化浪潮的過程中，凱末爾主義也受到了挑戰。1927年，凱末爾政府專門頒布《獎勵工業法》，藉助政府力量推動經濟工業化，在進口替代政策的指導下建立自己的工商業體系。到80年代時，土耳其國有企業已佔據整個經濟的半壁江山。這一經濟策略的結果是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政治代表多是傳統的國有大型企業的代言人。他們是精英主義的代表，是過去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害怕競爭和全球化。

1983年厄扎爾上台後，經濟發展戰略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土耳其開始擁抱新自由主義。在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的條件下，土耳其的中小企業搭上了轉包合同的春風，並被迅速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有統計稱，土耳其80 %以上的中小企業是20 世紀80 年代以後建立的, 其中一半是在90年代以後建立的。其中，紡織業和服裝製造業中的新建企業最多。這些企業發展雖然快，但他們在國家機構中沒有代理人，政府政策總是支持大企業。在繁榮黨執政前的十年內，國家機構和國家銀行給予中小企業的貸款只佔總貸款量的3 %～4 %。土耳其企業家階層出現了中心與邊緣的分野。一個標誌是，親凱末爾主義的「土耳其工商企業家協會」是20 世紀70 年代由11家大企業建立的。而1990年，中小企業建立了自己的 「獨立工商企業家協會」。

「土耳其之父「凱末爾

「獨立工商企業家協會」在1997 年土耳其經濟的報告中直截了當的批評軍隊干政。土耳其著名的伊斯蘭主義經濟學家穆斯塔法·厄扎爾對藏在凱末爾主義背後的「尋租者」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這些「尋租者」 都是靠政府保護剝削國內市場的掮客。這種話語在工人階級中也大受歡迎。從繁榮黨到正義和發展黨，伊斯蘭主義政黨都使用這樣的話語方式，這成功地將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中受益者與失意者都團結了在它們的周圍。

安納托利亞地區是這些中小企業的大本營。安納托利亞遠離伊斯坦布爾，有著保守的、根深蒂固伊斯蘭教傳統。凱末爾革命作為精英主義運動從未在這裡獲得勝利。北京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專家昝濤曾指出，在討論伊斯蘭復興的原因時，人們多會談到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挫折，但誠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不僅是現代化的挫折，現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傳統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社會在取得現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後，往往傾向於從自身的文化和文明傳統中，尋找成功的原因，並將其內化為一種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安納托利亞地區

安納托利亞的工商業者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面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一方面努力踐行一種伊斯蘭色彩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恰恰是正義和發展黨執政以來所遵循的路線。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教授，土耳其問題專家奧默爾?塔什珀納爾(?mer Ta?p?nar)說，「伊斯蘭加爾文主義者」更關心利潤最大化和參與國際市場的機會，他們更願意保持政治穩定，而不是引入伊斯蘭法，製造一個神權國家。埃爾多安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在過去15年的執政中，他解除了數十年歷史的頭巾的禁令，那些在文職機構和政府部門工作的婦女被准許自由選擇是否帶頭巾。去年7月的政變當天，埃爾多安在降落安卡拉機場後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即使準備極為倉促，埃爾多安依然對發布會現場進行了布置：鏡頭裡，他的身後擺上一張凱末爾的肖像。

今天的修憲公投同樣也是土耳其對當下回應。2014年，被稱為「白色宮殿」的土耳其新總統官邸正式落成。一支新儀仗兵隊伍是新總統府的配套產品：士兵佩劍懸刀，身披重甲，頭頂鐵盔，是16-17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鼎盛時期突厥士兵的典型裝束。埃爾多安從來不曾隱瞞自己的「大國夢」。而這個「大國夢」並不只屬於埃爾多安一個人。

土耳其總統官邸「白色宮殿」

從80年代厄扎爾執政以來，土耳其一直在尋找和重建自身的主體性。當時，厄扎爾就提出了把土耳其變成伊斯蘭世界的中心的觀點。土耳其開始介入巴以衝突的調停，積极參加伊斯蘭組織，鼓勵土耳其境內的伊斯蘭宗教團體在東歐、巴爾幹和中亞地區加強宗教活動。在厄扎爾看來，土耳其只有同時奉行伊斯蘭主義和土耳其民族主義，才能期望在國際舞台上獲得強有力的地位。從「橋樑」到「中樞」，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延續和發展了這一戰略，並一度以「零問題」外交成為國際舞台上令人矚目的角色。如今，土耳其已經是世界第18大經濟體。國家心態已經與凱末爾時期有了天壤之別。

「大國夢」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危機。土耳其的外交官們經常告訴他們的西方朋友：「我們沒有攤上好鄰居」，「土耳其人惟一的朋友就是另一個土耳其人」。如何在政治上動亂不堪的中東保持自身的安全，如何在傳統經濟夥伴歐盟不景氣的情況下繼續發展之路，今天的土耳其正處在一個渴望明智政治決斷的時刻。

修憲的支持者們相信，如果沒有議會常常阻止或者延遲決策，政府將會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工作，而一個強力的總統將會實現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埃爾多安和他的盟友也抓住了人們在危機中恐懼心理。副總理納曼·庫爾圖默（Numan Kurtulmu ）在今年早些時候曾說，投贊成票能夠終結恐怖。他指的是庫爾德工人黨的恐怖抵抗。今年2月，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領導人巴爾扎尼領導的「庫爾德民主黨」和塔拉巴尼領導的「庫爾德民主聯盟」宣布將會舉行庫爾德地區的「公投」來決定未來庫爾德自治區是否會獨立。這條來自伊拉克的消息給安卡拉帶來了恐慌。任何國家庫爾德人的獨立訴求都有可能在土耳其造成連鎖效應，觸及土耳其最根本的國家利益。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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