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蕩氣迴腸的犯罪電影震撼了全日本，年度絕難錯過

文 | 離凈語

去年有這麼一部十分轟動的日本電影，讓人看了蕩氣迴腸，義憤填膺，這幾天又在北京電影節上映了，毫無意外地震撼了全場。

這就是韓裔導演李相日導演的《怒》。

2010年，李相日與吉田修一組合，以《惡人》對人性「惡」的追問，及妻夫木聰、深津繪里兩大主演精湛的演技，包攬了《電影旬報》的十佳第一名等許多主要獎項。

七年之後，李相日改編吉田修一原作，再度交出的這份答卷，看似毫無懸念地延續了當年的配方：以人類七宗罪之一的「憤怒」為主題，繼續嚴肅而深刻的風格，並起用了渡邊謙、妻夫木聰、宮崎葵、綾野剛、廣瀨鈴等一系列新老當紅演員，配樂從前作的久石讓換成了坂本龍一。

不過影片並未複製《惡人》的獲獎奇蹟，這又是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這部影片的缺陷同樣明顯，讓人無法忽視。

首先要肯定，《怒》絕對是一部演技出色，情緒飽滿的作品，在日本影評網站上的標籤都和《惡人》一樣：「難受」「悲傷」「能哭」。

影片最後的怒吼，它有內容嗎？

曾寫出口碑甚佳的青春群像劇《橫道世之介》的吉田修一雖然風格多變，但一向熱衷於描寫年輕人的心理狀態。這一次，他像是把《惡人》中通過犯罪來窺探社會、人性的選題與群像的寫法結合了起來。

吉田修一選取的是最為危險的一種群像式寫法，即代表性地選取熱點社會問題的標本。片中有三條明線與兇手的一條暗線。宮崎葵所飾演的輕度智力障礙的少女，松山研一飾演的背負起父母債務的少年，妻夫木聰與綾野剛這一對同性情侶，廣瀨鈴扮演的遭到美軍強姦的少女，森山未來扮演的派遣勞工……

這些都不只是「社會邊緣人」的各種符號，而是有意指向當下日本最受到關注的社會問題：在暗處欣欣向榮，引起許多人想像、吹捧的色情產業，僱傭的卻大多是離家出走、家境困難、有缺陷等等不幸的少女；與高利貸牽連緊密的黑社會勢力，連警察也無能為力；一直到2016年仍然不斷發生的沖繩駐日美軍強暴事件；以及得不到固定職位與社會保障的龐大底層零工群體。

吉田彷彿集齊了苦難的標本，或者說最吸引眼球的身份標籤。有日本網友對此提出了質疑：僅僅是由於貧窮而失足進入風俗產業的少女要遠多於智力障礙者，問題也遠為深刻；日本對同性戀人群的寬容度也好於歐美，片中兩人並沒有遇到什麼外部的壓力。此外，片中還將美軍對沖繩少女的傷害替換為對遊客，即一般日本人的傷害，雖然拍攝了沖繩本土示威遊行的鏡頭，但又淡化了沖繩的自主訴求。

所以，作者之意並不在探討這些複雜的社會問題，而是強調對社會現實的殘酷的一種意識，又或只是借用熱點來營造「悲壯」「深刻」的氛圍。

相比起《惡人》中外在的「罪名」與主角內心善良之間的反差，《怒》中引用的社會問題似乎與故事的主題契合得並不緊密。而且從創作具體的邊緣人物故事，轉向抽象的、符號性的主題疊加，不禁讓人想起對余華《第七天》或賈樟柯《天註定》的一些批評。

片中有一條伏線。片中父親從東京把輕度智障的女兒接回千葉的路上，女兒突然給了父親一隻耳機，說：「這是我之前跟你提到過的東方神起。」

很多人可能覺得莫名其妙但未曾多想，不過如果知道片中殺人事件的原型——2007年的市橋達也殺人案（浴缸遺棄、逃亡沖繩、無人島獨居、在工地工作和整容等經歷都源於現實），結合市橋達也有二分之一韓國血統，以及導演李相日本人也是在日朝鮮人這一點，就會發現片中隱藏的這另一層邊緣人群影射，不能說沒有導演的私心與個人情緒在裡面。

在得知本片的諸多社會熱點時，我自然地將標題中的「憤怒」理解為對社會的痛斥，但觀後證明是社會現實主義教育在作祟。本作似乎並未延續日本戰後左翼電影的傳統，借用犯罪來警醒世人，而是更加純文學地探討了日本現代文學以來，從西方舶來的對人性與內心宗教式的反省。

很多人都認識到了，全片的主題並非「憤怒」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信賴與懷疑。父親洋平擔心輕度智障的女兒愛子在與疑似殺人犯的青年田代哲也談戀愛時吃虧，又在認識到他們兩人互相溝通、信賴的關係後，為自己的猜疑感到自責；而原本打定主意相信對方的愛子，也在疑似殺人犯的陰影與各種因緣的誘發下放棄了自己的信任，並同樣在真相大白之後自責哭泣。

相似地，開朗自信的同志優馬，在面對憂鬱、神秘的直人時，也深陷於難以進一步了解對方的困境之中。偶然目擊的誤解讓他產生了懷疑，並在最後令他後悔不已。

在親密關係中，面對對方難以啟齒的過去，許多人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不安，進而傷害了對方。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痛苦在於這份懷疑更說明了自己愛的軟弱，是人性上的缺點。也因此，父親和優馬都獨自哭泣，因為這是一種懺悔的宗教性姿態。憤怒或許正是對自己的憤怒吧。

影片中大量拍攝面部特寫鏡頭，海報上也是七名主角的臉龐。從現實中殺人犯的整容行為，可以聯想到在今天，「臉」已經成為了人造、可複製的存在。而構思出三張與殺人犯相似的臉的設定，不得不說是神來之筆，將三條線象徵性地串聯在了一起——因為他們都有相似的面孔。

臉本來是表現人的內心情感的最「真實」的界面，但整容合成臉卻讓我們開始懷疑表面上的真實，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了解對方面龐背後的事實。正是這種天然的屏障催生了懷疑，也正是這種屏障讓人願意去交流、去愛。

影片末尾，愛子與哲也在超越了懷疑，暗示著更高層次的信任與愛的同時，宮崎葵也將視線從哲也的身上轉向了銀幕之外的我們，那張穿透了電影敘事空間的飽含平和的面容，彷彿是對作為觀眾的我們的拷問。

日本戰後的左翼電影有兩種拍法，一是紀錄片式地直接捕捉現實中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的事件，另外一種則是在個體身上發掘出社會對其造成的影響，借犯罪來控訴社會。

1968年，在左翼運動的最高潮時期，發生了震驚日本的永山則夫流竄槍殺案。之後，足立正生導演選擇了第二種拍法，追隨犯罪少年的腳步，往來東京、函館等地，拍攝進城少年一路所看到的殖民與同質化的「風景」，製作成了一部主角缺位的《略稱·連續射殺魔》，質問社會的異化與壓迫。

足立正生《略稱·連續射殺魔》中的美軍基地

50年前的永山則夫案和電影與今天市橋達也案和電影之間的共同點，除了兩名犯罪者都遠走日本邊陲之外，便不得不說是與美軍基地的關係了。

半個世紀前，永山則夫從橫須賀的美軍基地偷到了之後用於作案的槍支，而《怒》中，愛子第一次見到殺人者田中，空中響起的是沖繩美軍飛機盤旋的轟隆聲，彷彿預示著之後不幸的降臨。

對於沖繩的第三條線，大家都能看出，與另外兩條相反，不是為自己的不信任而憤怒、懺悔，而是原本與殺人犯田中成為了好友的沖繩男孩辰哉，在意識到自然付出的信任被背叛之後，出於憤怒而動了殺心。

但對於殺人犯山神一也（即田中）這條線，大多數人則多少抱有疑問。寫下「怒」字的意義是什麼？控訴社會似乎難以說通。他起初是頭腦發熱而殺的人，但後期又像是一個冷血魔王。為何他看到辰哉拿著剪刀衝過來時，並不躲閃也不反擊？

這裡提出一個大膽的理論：李相日導演想要塑造的田中，並非邪惡的精神病態人格，而是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造就的一個悲劇性的人物。片中講述他殺死女主人，是因為不想被人可憐，在一時衝動之後還設法令她復活，本性不壞。我們可以聯想辰哉一家好心收留他工作，他卻生氣地亂丟客人行李，又在亂砸一通之後逃跑的情節。

如果這還不夠明顯的話，我們可以想想他前後兩次對辰哉說過的話。第一次他說是他叫的救命，但是他和辰哉一樣，都不敢在美國人面前出頭。他藉此與辰哉成為好友。但之後他卻改口說自己一點都不同情被強姦的泉，反而冷眼旁觀，這直接導致他被辰哉刺死。

田中說自己「需要倒立才能冷靜」。從這些可以看出，田中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又有極強的自卑情結與自我防禦機制，會將他人的好意視為施捨，甚至不可抑制地憎恨、毀滅對方。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輕鬆幽默的人，而衝動起來又十分激動。唯獨在對辰哉吐露他「辜負了他的信任」時，語氣冷靜、剋制，簡直像變了個人。

為什麼呢？因為他在故意撒謊。田中第一次說的才是真的，但他拒絕接受在美軍前退縮的那個軟弱的自己。因為一時衝動殺死女主人而寫下的「怒」字，和目睹泉被美軍強暴卻無能為力，在牆上刻下的「怒」字，都是對自己內心的脆弱的憤怒。

他看似冷靜地壓抑自己，試圖說自己是冷血的，卻又忍不住地抽泣了起來。他掐住辰哉的脖子，又收手，激動地抱住他說：「我跟你是一樣的。」卻又開始對自己生氣，在牆上刻起「怒」字。

最後，他冷靜下來，意識到不能重蹈當年衝動殺人的覆轍，於是選擇讓被激怒的男主了結自己。這種自我毀滅，至少是對當年犯下的過錯的一種救贖。

不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他的行為，讓辰哉也被憤怒吞噬，變成了當年出於衝動的而殺人的自己。又或者說，不管是懷疑、自卑情結、衝動，還是感到被欺騙而生的憤怒，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總是試圖毀滅我們與他人。好男孩辰哉的殺人，正告訴我們田中並不是一個人，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憤怒吞噬。

對於導演來說，田中的毀滅和永山則夫一樣，是在充滿了權力的風景中一步一步造成的。影片開頭東京市郊大片雷同的中產階級獨棟住宅，正是讓底層勞工的田中感到迷失、陌生與恐懼的地方。

而盤旋在沖繩上空的美軍的暴力，不僅是傷害了少女的肉體暴力，也是讓他軟弱退縮，對自己憤恨不已的無形暴力。來沖繩的度假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更是讓深陷自責之中的田中怒不可遏。片中的熱點並未有效達到社會批判的作用，但田中作為個體的命運，卻是和日本當代的權力景觀緊緊交織在一起的。

只不過，在妻夫木聰與綾野剛故事的後悔與溫情，以及宮崎葵與松山研一故事的改變與希望之下，這種隱蔽的表現尤其不容易被注意到罷了。

表面的感動與核心的絕望交織而成的《怒》，背後是當代日本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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