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石寶寶」父親郭利：從「敲詐」到無罪

2017年4月7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原審被告人郭利敲詐勒索再審一案進行公開宣判，再審改判郭利無罪。

「這就是我9年的結果，我是無罪的。」2017年4月7日下午3點鐘，天氣陰，北京市民郭利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口，對著攝像機念出了這句話。

第一次採訪時，我還沒說話，他自顧自地先開啟話題，一字一頓地強調了兩件事：「第一，我已經宣判了，無罪；第二，我正式聲明，我會向當年提出再次賠償的兩家企業（雅士利和施恩）要求承兌，承兌他們當年答應的款項。」強調完這個結果，他才等著我提問。

審判現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圖）

從2009年被拘留進入看守所，8年多的時間裡，他有無數的時刻需要這個結果——「無罪」判決，以此反駁來自圍觀者的竊竊私語，「郭利太貪心」；以解答來自家人的質疑，「你總歸捅了一個婁子」。他在獄中拒不認罪減刑，就是因為拒不接受任何有關自己行為有瑕疵的結論。

維權對他來說本是生活的插曲，他原本有自己的生活軌道。在那個軌道上，他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有待遇優厚的同聲傳譯工作，不用坐班，自由接單，出入於釣魚台國賓館和知名公司外企的會場；有親朋好友公認「年輕漂亮」的妻子。妻子因病賦閑在家，兩人感情「起碼算不錯」。對年近40歲才得來的女兒，小家庭也比絕大多數工薪家庭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顧她。

但9年以後，除了「散步」，郭利已經無法描述出一個具體的家庭生活場景了。如同他40歲後的人生，他的記憶也不得不滿是維權，滿是一樁最後宣判為「無罪」的刑事案件里浩繁複雜的細小枝節。

翻轉的劇情

2008年6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發，郭利接到所在社區通知，帶著自己2歲多的女兒到醫院檢查，發現女兒「雙腎中央集合系統內可見數個點狀強回聲」，已是腎臟中毒受損的表徵。郭利的女兒當時唯一食用的施恩牌奶粉，有4個批次位列國家抽檢黑名單之上，三聚氰胺超過當時的國家標準10多倍。

但在郭利要求索賠時，施恩奶粉聲稱除了國家抽檢的四批次外，其他批次奶粉都是合格的。

談判未果後，郭利用了三個多月，花費十幾萬元，請國外的朋友幫忙協助，最終，在完整的物證票據、上百個錄音資料和國家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中心的權威檢測結果證明下，郭利證實，他女兒食用的宣稱「百分之百進口奶源」施恩奶粉，不光三聚氰胺含量超標130多倍，並且在美國不具備生產資質，只有空殼商標。

當時正值控股施恩奶粉的雅士利準備上市，這個結果直接促使施恩公司公開向公眾道歉，並於2009年6月13日，與郭利簽訂協議，支付40萬元人民幣作為賠償。在與施恩談判的同時，郭利也接受了各方媒體採訪，其中北京電視台在6月25日分上下集播出了《一個男人，如何讓施恩奶粉低頭》，完整地公開了郭利的維權經歷。

作為中國較早從事商業同聲傳譯的外語人才，郭利記得他在學習外語時，對國外的消費者維權案例印象深刻：「有寵物食品的廠家因為生產的寵物食品不合格，賠得倒閉的都有。」無論這個賠償方案還是向媒體曝光，對他來說，都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在簽訂40萬元的賠償協議後，郭利毫不懷疑他個人的維權已經接近尾聲，這個人生的插曲將就此告一段落。沒想到，更大的一個波折在等著他。

北京電視台的節目播出四天後，2009年6月29日，施恩主動聯繫郭利，提出可以再次賠償，施恩的老總也希望見見郭利。郭利回憶當時的情景：「他們主動提出給，那我當然就去談談。」

根據媒體公開的錄音資料，在北京的初次談判中，郭利曾稱「錢不是問題」。

施恩方談判代表則鼓勵他：「（你妻子）做手術的（錢），還有撫養（孩子的費用），你可以提出各種要求，理由充分一些……寫得越感人，越生動，越深刻，拿到的額度就更高。」

最終，郭利提出了30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金額，並與施恩公司簽下賠償協議。和第一次郭利主動索賠40萬元相比，第二次300萬元賠償協議簽訂相當順利。郭利並沒有多想，他認為自己為女兒尋求更多的保障合情合理，並且他是謹慎的人，對自己做事有充分的自信：「我講的都是基於法律的問題，我是有證據的。」????

協議是在北京簽訂完成的，但施恩公司並沒有馬上承兌，而是與郭利商量，請他到杭州承兌。郭利對此同樣沒有過多在意，他先去上海出了趟差，然後才和母親一同到杭州，準備與施恩公司交割。與他同行的，還有他的兩位同事。

但到了杭州，就在施恩公司承諾交付款項的前一晚，半夜十二點，郭利和母親、同事吃完宵夜回賓館的馬路上，他被杭州警方帶走。他當時還幫母親背著背包，沒來得及回賓館取任何東西。

在被杭州警方關押的日子裡，他對事情還不明就裡，能想到的最緊急的事情是請警方趕緊把背包送還給他母親，因為老人家身體不好，平時服用的藥物都在背包里。

直到幾天後，潮安的三名警察帶著他坐飛機從杭州轉廈門，又從廈門轉麵包車到廣東潮安，他才漸漸確定，事情可能跟奶粉維權有關，「遭黑手了」。廣東潮安是雅士利集團所在地，而雅士利正是施恩奶粉的控股方。

在潮安縣公安局，郭利看到了刑事拘捕令，罪名是「涉嫌敲詐勒索」，報警人即為雅士利集團。直到那時，他依然對未來懷抱樂觀：也許三五個月，警方、檢方和法院就能發現，他們搞錯了，這是一個民事協商範圍內的案件，與刑事案件無關，他會重獲自由，也能原諒公檢法犯點這種「人誰無過」的小錯誤。

當時郭利的辯護律師是代理過念斌案的張燕生，張燕生是因為對毒奶粉案件感興趣接下案子的，進入程序後，她才發現，雅士利6月30日就向警方報警了，所有提交給警方作為郭利「敲詐勒索」的罪證都發生在6月30日之後。同時，在整理了多達50G的資料後，她發現，郭利被控告敲詐勒索的證據均來自奶粉商人的精心設計，在她看來，郭利的行為並不構成犯罪。

張燕生至今記得自己在一審中做完辯護後，法庭全場鴉雀無聲，甚至控方檢察官還在私下對她表示了認可：「辯護詞做得真漂亮。」但漂亮的辯護詞最終被駁回。

2010年1月12日，廣東省潮安縣法院一審判決郭利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重於普通的敲詐勒索未遂。2010年2月5日，潮州中院終審裁判，維持原判。

2010年7月14日，廣東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再審郭利案。2010年12月30日，潮州市中院再次裁定，維持原判。

?牢獄之災與家庭破裂?

郭利以為的最多三五個月看守所監禁，結結實實變成了5年牢獄生活。

上訴失敗後，郭利被看守所移交到了廣東省揭陽監獄。前往監獄之前，早在第一次再審期間，郭利就已經與妻子離婚，並失去了女兒的監護權。但郭利婚姻的破裂並不僅僅因為牢獄之災帶來的生活變故。事實上，早在潮安法院第一次對郭利下達判決之前，他的前妻已經從維權盟友變成了控方證人。

採訪時，郭利向記者展示了他背包里的兩本裝訂成冊B5「大書」。兩大本厚厚的書已經翻得卷邊發灰，到處都是劃線和圈勾過的筆記：兩本「大書」全是錄音材料，記錄了郭利在與施恩進行第二次300萬元賠償期間發生的事情。

材料顯示，在施恩公司主動聯繫郭利二次賠付之前，一名張姓女子已經與施恩公司通過電話了，聲稱郭利還要繼續接受媒體採訪，擴大事態，提醒對方注意，施恩公司稱沒有辦法。在與施恩公司的代表見面後，張某提示他們：「你們為什麼不能起訴他敲詐？」

之後，郭利接到了施恩公司主動提出二次賠償的電話。詭異的是，這位張某正是郭利前妻的一位朋友，據郭利後來才知道，張某是一名奶粉廣告代理商。材料中同樣有郭利前妻與施恩公司接觸的大量錄音文字記錄，但她不是在與施恩談判對女兒的賠償問題，相反，她為施恩公司提供了書面聲明，宣稱自己身體健康，孩子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癥狀表現，同時，她與郭利的維權行動沒有任何關聯。

這一紙聲明，也成為郭利定罪的證據之一。聲明寫於2009 年7 月15日，當時，郭利還在與施恩方面談判交割。

在事後的回憶中，郭利才發現他的前妻早就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在女兒最初檢測出身體異常後，陪同郭利維權的正是他的前妻，甚至在與施恩公司的談判中，前妻還曾因為情緒失控，拿起茶杯就往對方身上扔，被郭利摁下了，他提醒她：「說話歸說話，不要砸人，砸到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但在施恩公司通過銀行匯款承兌40萬元當天，前妻拒絕與郭利一同前往銀行取錢，當時的郭利不明所以。而那一紙聲明為前妻的當時的行為做了最好的解釋。

出獄後的郭利

出獄後，在重新整理證據的過程中，他親耳聽到了妻子與施恩公司的所有交流。在那兩本記錄錄音的「證據書」上，有他前妻談論他的所有內容，他像對待其他材料一樣，在有關事實描述的部分，哪怕一個錯字，都進行細心改正，而情緒部分，則沒有任何標記。

雖然他稱後來聽到過奶粉商威脅他前妻的錄音，但他也無從去探究前妻當時行事的真正原因，除了不能原諒她聲明女兒身體正常外，他原諒她的其他所有行為。郭利對前妻唯一的評價是：「善良，無知，善良讓她更無知，無知也讓她更善良。」

家庭的破裂讓女兒成為郭利更大的牽掛，他要完整的純粹的無罪判決向女兒交代。他相信自己，是為女兒而戰。

他拒絕任何認罪減刑的勸說，也拒絕挑選除獄警以外，諸如播音員、書記員、室長這類相對輕便的勞改職位。實際上，他是被特殊對待的。

在監獄中，與他一同收監的人五花八門，從黑社會到犯事的公務員都有，吃不飽飯，肉菜發臭，喝溝渠水，被獄友揍一頓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他也在轉監室的過程中丟過錢，幾百塊的多，最大一筆是8000元人民幣，其中一部分是他母親幫他攢的。

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時被單獨關押，有時被集體關押，集體關押時，所有人當他是空氣，不和他說話，後來他才知道，獄友都得到了命令，不許和他說話。

在服刑的最後一年，他才可以自由看書看報。在書報的空白處，他重新拾起小時候的愛好：繪畫，畫人物肖像，也畫監獄中的環境，他自己形容：「調子都挺灰暗的。」

郭利在獄中畫下自畫像，遙祝女兒生日快樂

他並不喜歡描述獄中生活，甚至經常跳過問題或三言兩語略過。相反，他強調他在獄中也維權，以及維權的結果。比如一開始吃的肉是臭的，喝的水不幹凈，他就向幹部寫意見書，後來飲食改善了一些，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作用。

他把服刑比作強制的修行，戲稱自己畢業於「廣東省佛學院揭陽分院」，他用靜坐讓自己在獄中保持平靜，對抗孤獨。「5年冤獄，我一天不少地坐過來了。」這是郭利對服刑生活的總結。

家長們的孤獨與選擇

出獄後不到一個月郭利就向廣東省高院提起了上訴。他稱自己做過最壞的打算，如果一輩子得不到平反，就一直上訴下去，對他來說這是一個事關真理和生命價值的問題。但是直到被判決無罪後，郭利感覺自己並沒有要感謝的人。「連家人後來都不幫我了。」他說。

更讓外人難以理解的是，郭利也失去了對律師的信任，他的理由之一是當初律師的辯護並沒有為他贏來「無罪」的結果。在上訴期間，他稱自己因為經濟困難，放棄了尋求律師合作，他選擇自己為自己辯護。

而一直與郭利家人保持良好關係的張燕生則稱，她在郭利出獄之初，就建議他，可以不用找律師了。根據她的判斷，當初談判期間，無論郭利、施恩方面還是郭利前妻的朋友，都對所有過程進行了錄音，事實清楚，證據齊全，辯護要點清晰，只要申訴能夠進入廣東省高院的再審程序，「基本上就能板上釘」。

郭利的案件是張燕生律師生涯里最懸心，付出精力最多的兩個案件之一——另一個為念斌案。在為郭利辯護期間，多達50個小時的錄音材料她都一一聽過，重點部分甚至聽了數遍，並整理成冊、保存至今，直到如今，她依然對案件中的細節和當初的辯護要點隨口拈來。

在郭利看來，社會應該是非黑白分明，沒有中間狀態。但在張燕生看來，郭利的案件同樣有微妙之處，潮安法院的一審判決書顯示，判決結果是「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並做出決定……」這個細節讓張燕生思考了很久，因為「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這一用法絕少出現在判決書上。曾擔任過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法官的張燕生猜測，這意味著案件在一審法院內部也曾存在博弈。

2010年3月10日，李雪梅抱著兒子在法院外等待丈夫趙連海的審判結果。趙連海因孩子遭遇「毒奶粉」侵害，走上維權道路。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但細節的微妙之處並不影響張燕生對案件本身的看法——「明明白白的冤案。」也正是這個原因，在迄今為止的辯護生涯中，除了代理過的念斌以外，張燕生最挂念的人就是叫她「姨」的郭利。

與念斌案一樣，在郭利服刑期間，張燕生也見證了郭利一大家人被捲入案子：郭利的父母經常因為各種各樣的流程瑣事和細節，拖著病體坐幾小時公交車從房山到朝陽的律所；郭利的弟弟、弟媳不光幫忙整理龐雜浩繁的錄音證據，還從郭利服刑期間，就為郭利支付律師費用，並資助郭利的生活費用，直到郭利服刑結束半年以後。

郭利判決無罪後一小時內，郭利的母親就向張燕生打電話通報了消息，她由衷為這一大家人高興。

為郭利感到高興的還有其他的結石寶寶家長。張戈是在4月7日才詳細閱讀郭利報道的，和這些年無數次提到三聚氰胺一樣，她一邊看，一邊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張戈的兒子2007年7月出生，3個月時開始喝三鹿奶粉，孩子1歲多時查出腎臟有3.9毫米×2.5毫米的結石。她通過法律渠道索賠過，但案件開庭時三鹿已經宣布倒閉，對受害者賠償為零。

2010年3月13日，在深圳某出租房內的父女倆。孩子也是「毒奶粉」的受害者

之後，她放棄死磕，開始積極地做事。政府劃定的最低2000元，最高20萬元賠償，她也在三年前領了。因為她想為一些受害寶寶做正規的募捐，需要政府的支持。她認識一些家長，家裡連給孩子做體檢的錢都沒有，還有的家長檢查完了也只能抱著孩子回家。

但最終，公益機構始終沒能審批成功。她只能繼續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在各種渠道為家長爭取實際利益。有人說過她「懦弱、不勇敢」，她什麼也沒說，對她來說，孩子們的命比真理重要。

郭利無罪後，也有一些家長給他打電話，但他發現自己幫不了他們。「你什麼證據都沒有，我怎麼幫？」他知道有一些農村邊遠山區的孩子，直到如今依然不知道自己是毒奶粉受害者，但他也束手無策。「你就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只能聽天由命。」在他眼裡，不少家長的維權行為有點「蠻幹」。「別人一說，就起鬨去領錢，不抓你抓誰？」這也是他一開始就沒加入集體維權的原因。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那5年的牢獄之災，他獲得的權益，將會比大多數受害家長都更充分，他本來應該是率先上岸的人。而今卻發現，他身邊已經從1000個人、500個人……變成了如今他孤身一人。

郭利的漫漫長路

實際上，郭利為自己的選擇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剛剛從監獄回家時，他不會開電腦，過馬路忘記看紅綠燈，經常爐灶開了火忘記關，燒壞了很多廚具，嚇得他母親天天跟在他身後。直到如今，他依然經常迷路，常常出門走到一半卻忘記要幹什麼了，折回起點才能想起要幹什麼。

同樣作為父母，郭利的父母曾問過他：「這麼多年執拗向前，有沒有考慮過兩個老人的處境？」他回答：「我只能顧到一頭。」

出獄兩年多了，除了每天學習一小時德語，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繼續維權。雖然無罪判決已下，但對他來說，法律問題離完結還早，雅士利和施恩尚未主動對案件重審做出任何回應。他還希望當初簽訂賠償協議的施恩和雅士利公司承兌賠償，當初構陷他的人同樣在法律上付出代價。賠償尚未承兌，犯錯者尚未得罰，郭利依然有種和在監獄中一樣強烈的孤軍奮戰感，他感受不到幫助，無論是來自家人的，還是志同道合者。

郭利在獄中畫過很多畫，有些跟女兒有關。一幅落款為2010年2月3日的自畫像上，畫中的他戴著一個大耳機，試圖通過音樂穿越時空向女兒表達生日祝福。女兒在外面也畫過關於郭利的畫，其中一幅上面，有一個從天而降的爸爸。

他不太確定，女兒畫中從天而降的爸爸里，有多少是對他的想像，有多少又是對他的記憶。2014年出獄後，他只跟女兒見過十來次，上次見面還是2016年7月份之前的事情了，每次都不是單獨見面，交流並不總是愉快，「孩子的狀態也是看大人的交流氣氛」。事實上，大人之間，其中一次甚至鬧到了報警的地步。

令人唏噓的是，女兒是郭利最初的一切動力來源，而現在，女兒與他的關係卻是疏離的。除了知道女兒身體不好，有主見，「不像媽媽」以外，他對女兒的狀態所知甚少，他不確定要不要將獄中帶出的部分畫作留給女兒，因為不確定她喜不喜歡。

因為缺少紙張，這幅父女同行圖原本畫在卷宗上，郭利後來才將其複印在白紙上

在郭利朋友們對他的評價中，包括諸多硬漢、睿智、剛強之類的詞語，曾經因為維權事務，以律師身份與他合作過並成為朋友的侯旭志同樣認為他「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超強的毅力」，他無法想像自己作為一名孩子的父親，在同樣的狀態下，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另外一件小事，在郭利剛剛出獄後不久，兩人一起吃過一頓飯，正值某個節日期間。「他說他想見女兒，沒有辦法，很無助的樣子。」侯旭志略感吃驚，建議他給女兒買個小禮物，上門拜訪，無論女兒的外婆是否讓他見孩子，至少會為孩子收下禮物，這是一個介於強制見面和徹底不見之間的簡單的嘗試方法。但侯旭志發現，這個建議似乎讓他很吃驚，甚至恍然大悟。但遺憾的是，這次見面沒有成功。「這個問題不要糾結，不看就不看吧，再等一兩年吧，或者等到18歲。」

在無罪判決之前，他曾擔心過，女兒也會像其他人一樣誤會他，但他等到了法院的平反，他現在有把握，只要女兒成長為一個明辨是非的人，就會理解他所做的一切，他在女兒心裡的地位會得到改變。

「如果她不能成為一個明辨是非的人呢？」我問。

「不會的。」郭利毫無猶豫地回答。

但在採訪中郭利絕不主動表現出情緒上的低落狀態。出獄後，他申請了傷殘鑒定，如今，他的收入來源就包括殘疾人補貼，他對鑒定的描述如同他送去檢測的是奶粉，而不是自己的身體，語氣平淡客觀。

在所有的法律問題完結之後，他才能去修復與女兒的關係。至於曾經的同聲傳譯工作，他認為那已經不重要了，那個軌道上的人生已經結束了。

郭利認為自己完成了一個奇蹟，但他並不想當英雄，他只是賠上下半生，做了一件簡單又荒謬的事情。我問郭利：「如果有一天女兒說她更需要陪伴，而不是一個正義的結果呢？」「當然，陪伴也不能說錯了。我沒有選擇。」郭利說他只能這麼回答女兒。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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