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無所事事 才能幹成大事

圖：1984年，喬治·舒爾茨和羅訥德·里根在愛爾蘭共享靜謐時光

在1980年代擔任國務卿期間，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會在每周里抽出一個小時的靜思時間。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拿著一個本子和一支筆，關上門，告訴秘書只有兩個人的來電可以打斷他："我妻子或者總統"，舒爾茨回憶道。

如今已經96歲的舒爾茨對我說，唯有通過這獨處的一小時，他才能從戰略層面去思考自己的工作。如若不然，他會不斷被一個又一個實時發生的具體問題糾纏著，永遠無法著眼於國家利益大局。而無論在什麼領域，要出色完成工作，都必須有時間去思考大局。

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對此有自己的表述。"保持一定程度的無所事事，一向是做出好研究的秘訣，"特沃斯基說。"如果不能浪費個幾小時，你就會浪費掉幾年。"

同樣，特沃斯基的門徒、傑出的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德德·塞勒自嘲地表示他很懶。但不論塞勒對這種說法有多堅持，他都不是一個懶人。相反，他足夠明智，知道時刻忙個不停並不是一種令人愉悅或卓有成效的生活方式。

但近來，它成了一種非常誘人的生活方式。事實上很難選擇除此之外的方式生活。我們總是把超級計算器揣在兜里，就連睡覺時也不忘將其放在枕邊。它們永遠都在那裡，等著我們去閱讀新的狀態更新信息，去拍新照片，去查看新出爐的體育賽事比分或者關於特朗普發脾氣的最新消息。

早在智能手機大行其道之前，這個國家的職場文化便對狂熱狀態頗為推崇。你是不是常常聽到一些人假裝謙虛地誇耀他們有多忙？我不止一次聽到過的最可悲版本是，有人會在婚禮當天，或者在其子女誕生的醫院產房裡發工作郵件--並以此為榮。

我們的社會，或者至少是社會中的白領階層，需要多一點塞勒的那種懶惰，或者舒爾茨的那種反省時間。它們會把我們引向有意義的想法，對幾乎所有領域來說都是如此：比如私人關係、學術論文、政策解決方案、外交戰略和新企業。我覺得令人驚訝的是，儘管發生了數字革命（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這一點），過去15年間，新企業的創辦數量卻在下降。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說服你像舒爾茨一樣，每周拿出一個小時來靜思，或者做些類似的事情。

我剛剛開始這樣做。我決心每周都抽出一小時，沒有會議、電話、郵件、推特、Facebook、手機提醒通知的一小時。有時候，我打算用這一小時的時間像舒爾茨那樣靜坐，還有一些時候，我打算去散步。我隨身帶著紙和筆，並把電話設定為只在我妻子來電時響起鈴聲的狀態。（我的老闆沒有發起戰爭的能力，所以我不介意忽略他一個小時。）

我發現整整堅持一個小時是很難的，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很有必要這樣做。像很多人一樣，我和外界的關聯太過緊密。我混淆了新信息的可獲得性和重要性。如果把所有時間都用於搜集新信息，那你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來理解它們。

思維科學對這一點有清楚的說明。我們的大腦既可以處於"任務態正激活"或"任務態負激活"模式之中，但不能同時開啟兩種模式。不論處於哪一種狀態，對我們的大腦都有好處。

任務態正激活模式讓我們得以在當下取得某些成果。任務態負激活模式更通俗的名字是白日夢，就如蒙特婁麥吉爾大學的丹尼爾·J·列維京所寫，它"關乎那些催生最偉大的創造性和洞察力的時刻，以前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此時會迎刃而解。"

不論你認為"舒爾茨時間"對你來說有沒有意義，我都要提醒你，別自欺欺人地以為你可以輕而易舉地在這方面或那方面小小改變一下自己的習慣。無所不在的智能手機，再加上我們置身其中的稱頌忙碌的文化，讓即興發揮的方式變得很困難。你只有切實改變自己的習慣，才有可能為戰略性思考抽出時間。

每天早上，讓鬧鐘而非手機把自己喚醒，整理一下思緒。開車時，別把手機放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這主要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但也讓你在等紅燈的時候有機會神遊一番。

待在家裡時，像麻省理工學院的雪莉·特克建議的那樣，把手機藏起來--放進背包、抽屜或另一個房間--以便抽出成段的時間。或者規定，每周的某幾個小時，你家屋子裡的人都不許查看手機。電影製片人蒂法尼·斯萊恩及其家人會這樣堅持一整天--是為"科技安息日"

科技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樂趣，但最好適可而止，因為現代生活總是把我們推向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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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東北亞財經援引《紐約時報》文章編輯及配圖，U丸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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