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論史中的《三國》議政

《巴國演義》的作者並不只是有名有姓的羅貫中和毛宗崗等人，還有更多的民眾和民間藝人，尤其是作為《三國演義》素材的民間故事、民間說唱和大眾喜愛的戲曲的無名作者，他們不僅改編了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注＂，更是用他們認定的道德打扮了歷史人物，打扮了三國的英雄，就像在戲曲中給曹操塗上白粉，給關羽塗上紅彩，給諸葛亮安上羽扇一樣。

傳統的道德內容，並不都是由什麼「封建主義「統治者炮製出來的，而是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包括各層人物在內的社會依據、他們的物質條 件和生產方式不斷提出來的，並形成一種約束人們行為的習俗規範。在這些習俗規範中，有對任何人的一般要求，也有對特殊人物如執政者和英雄的評價標準。

任何一種社會或時代的道德內容，都是一個有機體，它可以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因社會經濟的發展變遷而發生變革或變化，但不可能像賣肉的那樣， 可以把皮、肉、骨頭都分剔出來，說明哪是精華、哪是糟粕，然後隨需要者挑選，這說明，道德是具有時空特徵的，不應去對不同時空條件下主張的道德標準過於苛求。

顯然，對歷史的三國時代各種歷史人物進行道德的打扮，更多的是民眾所為，是民眾的道德認同標準對歷史人物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形。

我們以曹魏、劉蜀兩家誰是正統這一大道德問題而論，這一問題決定了小 說尊誰貶誰的道德原則，尊曹魏為正統的史書有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北宋司 馬光的《資治通鑒》；尊劉蜀為正統的則有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和南宋朱 熹的《通鑒綱目》。章學誠以此認為：「陳氏生於西晉，司馬氏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 正統也。諸賢易地而皆然。如此論評史學家，確是合情合理的，但小說家則不全然，特別是廣而泛之的民間傳說故事、民間說唱藝術 和戲曲的作者們更是不然。說羅貫中、毛宗崗的創作受歷代史學家的影響，是 有可能的，我們可以在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的前幾頁中看到這一點，說民眾的創作受史學家的影響，便不然了。

果然如是，不早就受了陳壽尊曹魏為正 統的影響去了？民眾很少像史學家那樣多受地域的作用，倒是更多受到傳統道德的作用。不會因為我是北方人就尊曹魏為正統，我是南方人就立劉蜀為正統， 何況民眾的傳說也難以說清楚是南方人所為還是北方人所傳，他們就是用他們認定的執政者應該如何和不應該如何來編寫他們所能接受的執政者劉備、諸葛亮和不能接受的執政者曹操的故事，塑造他們喜愛的英雄關羽、趙雲和不喜愛的英雄呂布、曹操。

因此，在《三國演義》中，尊劉貶曹有時發展到一種極致的程度，一方面對劉備一方英雄的讚美往往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 「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方面對曹魏一方人物的貶抑並沒有達到否定的效果， 「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種極致的描寫特徵，是大眾需要的，是通 俗文學的典型特徵，是小說家從民間搜集而來的東西。這都不是史學家的筆法， 也不是小說家的想像。這種極致的寫法，往往不僅在於編造一個什麼故事，豐滿一位什麼英雄或奸臣，也在於針對現實，在於議政論世。

所以從更深的層次來看，與其說這是老百姓在塑造英雄，不如說，這就是在不許議論國政和領袖的社會條件下，民眾議政的一種通用方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不僅是民眾和作者依照包括民眾在內的社會的道德標準來重新打扮歷史人物的歷史小說，也是一部民眾曲折地、影射式 地議論國政現實的作品。在（元）明清五百部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之中， 《三國演義》是最能讓百姓民眾借史論今的歷史小說，難怪幾乎在元以後的每個 朝代，人們都總是喜歡重複地講說這部《三國演義》，無論水平高低，無論官府准許不准許，人們總要想方設法地議論國政，以講論歷史為方式，以道德評價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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