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報紙探源-兼論《蜜蜂華報》產生的歷史條件

一、"中國近代第一報"--《蜜蜂華報》

中國的近代報業發端於外報，《蜜蜂華報》即為嚆矢，這似乎早已成為學界公論。

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指出："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語其時間，以葡文為較早；數量以日文為較多；勢力以英文為較優。……A Abelha da China（意譯《蜜蜂華報》）發刊於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中指出："……最先在我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化報紙，都是外國侵略者首先創辦起來的。""其中，《蜜蜂華報》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

《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一書指出："中國境內最早的近代報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創辦的。""《蜜蜂華報》……是中國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刊。"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指出："在中國，近代化的報刊，是外國人首先創辦起來的。""1822年9月12日創辦的《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被認為是在我國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

無須多加引證，《蜜蜂華報》--"中國近代第一報"的結論已是確鑿無疑的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首先，百十年來，儘管中國近現代新聞業發展之長河奔涌不息，且日漸壯闊，它的源頭（即這個"近代第一"）的面貌卻始終未見清朗。在上面提到的中國史學界公認的幾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涉及《蜜蜂華報》的文字可說是寥寥無幾：多的如《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不過300餘字，少的只有十幾字到幾十字。如此簡約的筆墨，充其量只能對這份報紙創辦的時間、地點、創辦人等基本要素寫意般地作一個勾勒，而對它產生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它的形式、內容、特徵；它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及其互動關係等深一層次的問題，就不可能進行詳細描摹了。但是，《蜜蜂華報》的地位畢竟很重要，缺乏對它的了解，"轉型期"（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社會轉變；古代報刊向近代報刊轉變）中國報業發展的許多問題便無從探知與把握。

其次，在對洋人辦報這段歷史進行考察時，我們的研究者更多主義注意的是其中的中文報刊（這是可以理解的）、英文報刊、法文報刊以至日文報刊，而對《蜜蜂華報》和在它之後出現的葡文報刊卻很少留意，即便提起，也是將其打入"另冊"，彷彿它們對中國報業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葡文報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出版，與鴉片戰爭前後形勢的變化關係不大，故暫不計入。"（1）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誤解，似乎人們只須觀賞長河入海的壯美景象就足夠了，對它的源頭大可不必究詰。

事實上，歷史的發展是一個有機聯繫著的過程，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澳門是洋人在中國最早實行殖民統治和輿論控制的地方，恰恰在這裡，而不是在別的地方誕生了中國的第一份外報。對這份報紙忽略不計，我們就無從了解在壁壘森嚴的"天朝帝國"，外報這個缺口是如何打開的，它又是怎樣在中國這塊特殊的土地上繁衍生長的。缺乏這方面的闡釋，中國近代報業的研究便始終留有一塊空白，很難達到完善的程度。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一番"源頭探險"。

既然是"探源"，那麼，與《蜜蜂華報》以及那段歷史密切相關的一些問題和"疑點"，我們自然不會放過。

比如，中國的第一份近代報刊，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外報為什麼是由葡萄牙人，而不是由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或是西班牙人首先創辦的？

16世紀的葡萄牙（與西班牙）雖然是強大的海上帝國，並維持其海上霸權地位達一個世紀之久，但是到了17世紀，荷蘭人後來居上，取葡萄牙而代之，成為世界著名的"海上馬車夫" ；英國雖然"出道"較晚，但是它憑藉著自己在航海、貿易方面的實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壓倒了那些"老牌"國家，成為世界頭號海上強國。到19世紀30年代，在外國對華貿易總值中，英國所佔比重高達75％，而此時的葡萄牙，已由一個強大的殖民帝國逐漸衰落下去，日薄式微了。

另外，葡萄牙人雖然是通過地理大發現開闢的海路最早來到中國的歐洲人，並竊取澳門作為"曬貨場"。但自那時起，就不斷有其他國家的人來此棲身，西學東漸的先行者、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就是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曾共同籌劃創辦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倫敦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和米憐也是先到澳門，然後（米憐）才去馬六甲辦報的。早在《蜜蜂華報》創辦之前，馬禮遜已經"迫切感到了出版事業的需要"（2），曾試圖在中國建立出版機構，創辦報刊，並做了種種努力，但計劃始終未能實現。

又如，《 蜜蜂華報》為什麼創辦於19世紀2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更遲？

如果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舶夷趨濠鏡"（即澳門半島南部）之日算起，至19世紀20年代，遠航東來的葡萄牙人抵澳居留已達兩個半世紀之久。在此之前，尤其是明代中葉以後，隨著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南方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民間報房和民間抄報活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傳遞信息的活動）。排版、印刷技術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在這方面，澳門更是領先一步。據《中國印刷史》記載："西洋教士一五九零年（萬曆十八年）起，在澳門使用西洋活字印行教會書籍，於是在中國領土內首次出現了西洋印本。"（3）

這期間，澳門還出版了我國發行最早的"漢葡字典"、"華英字典"，並印刷了許多介紹中國情況的書籍。可見，《蜜蜂華報》創辦之前，中國（尤其是澳門）已經具備了出版近代報刊所需要的技術與物質條件。

而在17世紀初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西方國家就出現了定期印刷的近代報刊（葡萄牙也不例外）。到19世紀初期，西方主要國家報業的發展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規模與水平。而受葡萄牙影響頗深的澳門，在此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卻沒有一份報紙出現。

此外，外文報刊在中國的大量湧現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而這時《蜜蜂華報》卻早已停刊了。

再如，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近代報刊產生於近代資本主義文明。 這 就意味著，在皇室專權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可能產生具有民主色彩的近代報刊的。那麼，《蜜蜂華報》為什麼能夠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母體中孕育、生長，中國報業史上的這種"超前現象"是怎樣出現的？

我們知道，清朝是報禁苛繁的一個朝代，清廷對新聞出版活動的控制歷來十分嚴格。拿官報來說，諭旨和臣僚章奏那些應抄發，那些不應抄發，往往由皇帝作最後的決定。對小報亦如此。如康熙五十三年公布的"各省提塘除傳遞公文本章並奉旨科抄事外，其餘一應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公布的"未經御覽批發之本章，一概嚴禁，不許刊刻傳播"；乾隆十一年公布的"直隸、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將不發之事件，鈔寄該督撫等，似此行私報密，甚為淺陋，傳諭申飭"（4）等，都是為了限制小報的刊布與發行，避免不利於統治者的信息得以傳播。

對外報當然也不例外。馬禮遜和米憐原打算在廣州辦報，終因朝廷禁令難違，而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辦在了馬六甲。之後的《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以及一些英文報刊也都是在東南亞一帶創辦的。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馬禮遜"們才以征服者的姿態在中國搶灘登陸。

清廷報禁如此之嚴，同為洋人所辦的《蜜蜂華報》為何獨可逍遙"法外"，從未受到朝廷的過問與責罰？須知當時澳門乃"天朝境地"，為清廷政令所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才失去對澳門局勢的控制）。

……

要想探知中國近代報業的源頭，上述問題不可不細察；要想了解轉型期中國報業發展的特徵與規律，上述問題亦不可不深究。

二、《蜜蜂華報》何以能夠在中國創辦

葡萄牙人竊取澳門為"曬貨場"

16世紀50年代，葡萄牙人最終實現了進入濠鏡的夢想。至於他們是怎樣進入濠鏡的，中外史料的記載不盡相同。刊刻於1602年的《廣東通志》中說："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鄭舜功在《日本一鑒》中寫道："歲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佛郎機（中國人泛稱歐洲人為"佛郎機"--筆者注）夷船來舶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客綱 ，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5）

葡萄牙人的記載略為詳細一些。葡國船長索薩（Leonel de Sousa）1556年1月在給國王若奧三世的兄弟路易斯親王的信中寫道："我在1552年乘坐商船前往中國，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進展，因為葡萄牙人被儕於佛郎機之列，禁止利用中國的港口。"於是他就"命令在中國海上的葡萄牙人不要登陸，並且不要做任何與中國人對抗的事情。"接著，他與中國的海道副使進行了"和平談判"，謊稱葡萄牙人不是"佛郎機"表示他們願意像暹羅等國的商人一樣，交納20％的關稅，並在"送禮"等方面花了一大筆錢。索薩等人的請求終於獲得海道副使的"恩准"。

關於同一件事，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克魯斯（Gaspar da Cruz）1569年在他的《中國概說》（Tractado da China）一書中寫道：自1554年起，有船長索薩，曾與華人互約，使葡萄牙人交納稅課，中國人則聽其在諸港貿易。（6）

上面引述的中、外文資料，在時間上雖有一定的出入，但基本事實並未抵牾。據此可知，葡萄牙人是通過誑報國籍、賄賂海道副使汪柏等手段，才獲得在濠鏡互市的"通行證"的。

約從1557年起，葡萄牙人勾結"牟奸利"的工商，從大陸運來磚瓦木石，"用強硬法蓋屋成村"，開始在濠鏡非法定居。不逾年，堅固的西式房屋已"多至數百區"，使濠鏡出現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對於這種明顯違法的行為，中國的守澳官員因受其賄賂而未加制止；廣東大吏則因朝廷累年以重金求取龍涎香，最後在濠鏡等地才購得10餘兩，因而為使"夷商"挾香來市，也採取了姑息的態度。（7）這之後，散居於各處的葡萄牙人紛紛向濠鏡集中，從而使濠鏡成為洋人（葡萄牙人）在華唯一的居留地。

由此可見，儘管明政府最終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市易"並居留，澳門的主權卻始終屬於中國（並非像某些西方書籍所記載的那樣：葡萄牙人驅逐了盤踞濠鏡的海盜，建立了殖民地）。既然如此，在澳葡人就要"仰我濡沫"，服從中國政府的管理。

道光年間專制主義的"風刀霜劍"

1822年的中國正值清道光年間，距鴉片戰爭爆發還有20年。

清初的中國雖然出現過以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為標誌的"康乾盛世"，然而盛極必衰，至嘉道年間，尤其是道光年間，隨著專制統治的腐朽、衰落，隨著社會生產的萎縮和閉關鎖國政策的加強，泱泱中華已是一派覆水難收的頹敗景象--"昏君、佞臣、權閹，上行下效"；"官吏們貪贓枉法、驕奢淫逸"；"糧食緊缺，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激化，農民反抗蜂起"……。（8）

這與18世紀德國國內的政治狀況極為相似。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德國君主們"是不會自動退位的"。他們正在"維持和堅持他們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國舊社會秩序，並且對破壞性因素使用暴力。……"（9）中國的封建統治者當然也不例外。因此，與晚清帝國由盛轉衰的運勢正相反，道光年間的各種控制與限禁呈現出"由衰轉盛"的勢頭。

首先是，乾隆時期對工商業發展有利的政策、措施，至道光年間幾乎全部廢止，如嚴禁自由開礦，對冶鐵、伐木等業嚴加限制，加強對進出口貿易的限禁等。

與此同時，晚清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的控制與限禁"比他們的前輩更嚴厲"。（10）

17世紀以至18世紀初期（明末清初），來自歐洲的某些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始傳入中國，使中國傳統科學在汲取西方近代科學養份的基礎上獲得了發展。但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即嘉道年間），這種中西文化的交流卻完全中斷了；加之清政府頑固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對西方文明的突飛猛進閉目不見，充耳不聞，以至自明末陸續傳入中國的歐洲中世紀後期的天文、地理、歷算、數學和器械之學幾乎絕跡，在長達一二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像徐光啟那樣了解西學的人物。

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清朝的封建統治者羅織嚴密的思想牢籠，打擊政治上的異己份子，限制人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他們製造了近百起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一次大案往往牽涉數十、數百人；不僅當事人（著書立說者）及其親屬被處死刑，就是刻字、印刷以及賣書的人也不能倖免。這種"避席畏聞文字獄"的嚴酷的政治環境，使中華民族的精神、智慧和創造力遭到摧抑、扭曲，出現了龔自珍所描述的"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

與此相關聯的，是清朝的報禁。清代的報紙大體可以分為官報與"非官報"兩種。官報通常稱邸報，有時也被習慣性地稱為邸抄、邸鈔、閣抄、科抄、京抄或朝報。這種報紙"自漢唐迄於有清一代，名稱雖然有更易，但內容則無何差異，主要為宮廷諭旨，百官遷除，朝臣章奏之類，有抄錄而無採訪，有記事而無評論。"（11）為了維護封建政體，避免不利於最高統治者的信息得以傳播，清廷對官報所載內容及其傳發形式的控制歷來十分嚴格。哪些消息應發抄，哪些不應發抄，通過何種渠道發抄，往往由皇帝作最後的決定。

"非官報"是指由提塘報房和民間報房出版的報紙，如小報（又稱小鈔）、京報、轅門抄等。它們雖非官報，卻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間報紙，因為它們仍不同程度地依賴於官府；目的同樣是讓中央或地方的官紳們了解朝政信息。對於這樣一些游離於"內閣衙門"的"非官報"，清廷更是嚴密監視，防範有加。具體表現在，對其辦報活動作出種種限制性的規定，禁止傳報未經批發的章奏，禁止探聽寫錄科抄以外的新聞，禁止不實報道，禁止偽造題奏和御批。如若違反，嚴懲不殆。

儘管清廷對提塘報房以及其他民間報房傳報活動的限禁以康雍乾三朝為最嚴（經過這三朝的嚴厲查處，提塘報房發行小報小抄的活動基本上被禁絕），一些重要案件也大多發生在這一時期；"乾隆以後這方面的限制相對地要緩和一些"（12），但是從根本上說，除上述官報與"非官報"之外，乾隆以後的封建統治者同樣是不允許自己控制以外的、其他任何類型的報紙刊布發行的。也就是說，他們絕對不會允許可以自由報道一切消息和自由發表一切意見的報紙存在。

對外來異質文化的態度同樣如此。康熙、雍政年間，清政府就禁止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傳教活動，其後限制愈加嚴格。嘉慶十五年（1810年）前後，清廷又頒布禁止外國人印書和傳教的諭旨，嚴申："……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13）

倫敦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後，仿效明末利馬竇的做法，"學習華人的生活方式，吃中國飯，使用筷子，穿中國式長袍和厚底鞋，留長指甲，腦後還留辮子，一心一意的想傳播教義"，"但中國禁令森嚴，馬禮遜傳教一無進展，令他很感沮喪"。1817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吐露了心中的鬱悶："此為一非常可厭之處，令人常在孤寂恐懼之中。予希冀神之臂膀向所呵護吾者，此後仍保佑予不致受害。"另一封信中說："予來此已屆十年，但願覓致一得能享受自由滋味及有宗教團契之地域。予長期感壓迫者威脅之恐怖。不特此也，協助予工作之本地華人，長在通緝之列，或不免身陷縲紲。"（14）

從馬禮遜的信中，足見當時清政府執行禁令之嚴。然而，就在馬禮遜一吐鬱悶之情的5年後，葡萄牙人卻堂而皇之地在"天朝境地"辦起報來。這就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清廷報禁如此之嚴，且至道光年間並未有所鬆動，那麼，同為洋人所辦的《蜜蜂華報》為何可以免於制裁，並且存在了一年多的時間（如果不是自身的原因，它還可以存在更長的時間）？難道僅僅因為它是用葡文出版的，沒有人看得懂嗎？

"葡夷"--"內附之夷"、"有功之夷"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費正清在談到清朝政府的對外關係時說："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圍非中國人的關係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15）也就是說，在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物產豐盈，無所不有"，而西洋各國均為"化外蠢愚"、"蠻亦之邦"。

問題是，同為"蠻亦之邦"，清朝政卻未予同等對待。在他們看來，"夷"是有著遠近、親疏、好壞之分的，所謂"好夷"，是順從的、可以利用的"夷"；所謂"壞夷"，是忤逆的、需要打擊、排斥的"夷"。因此在其外交策略中，才有所謂"以夷制夷"的招數。

而在眾多的"蠻夷"中，由於葡萄牙與中國的特殊的關係背景，它常常是被作為"好夷"對待，並享有"好夷"的種種特權的。

中葡初期接觸時（進入濠鏡之前），葡萄牙人雖曾有過"奪財物，掠子女之事"（16），此後也曾有過非善之舉，但他們畢竟是最早來到中國、最早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並通過這種關係使中國政府"頗資其利"的人。16世紀末期，葡萄牙人便開始向明政府交納地租銀，每年500兩；1598年前後開始交納商稅，共計2、6萬兩，1620年前後增至4萬兩。

對於"內附之夷"，中國政府"乃懷柔中之駕馭"（17）；在澳葡人也"奉法唯謹"。"為了保住這塊在中國的立足之地，他們一般不對中國官府和中國商民採取敵對行為。在此期間，西班牙人曾在南洋群島瘋狂屠殺中國僑民，荷蘭人和英國人曾在海上大肆劫掠中國商船，而葡萄牙人不再有過類似的行動。"（18）

為了取悅於明政府，葡萄牙人還多次幫助明廷出兵禦敵。

1564年秋，葡萄牙人幫助明政府鎮壓因缺餉、斷糧而嘩變的潮州拓林水兵；

1620年和1628年，明廷兩次向在澳葡人購買西式火炮，並讓他們派出炮手、工匠等向明軍傳授鑄彈、開炮技術；

1626年，在以寡敵眾的寧遠守城之戰中，明將袁崇煥命令中、葡士兵發射西洋大炮，打死打傷大批敵人；

崇禎末年，澳葡當局為廣州提供大炮與炮手，支持明廷的抗清鬥爭。

……

葡萄牙人因此而成為"有功之夷"，並獲得"免抽分一年"、豁免每年500兩地租銀的優厚待遇。

明朝覆滅後，清朝統治者對"葡夷"頗懷戒心。因恐被驅逐，葡萄牙人對清政府採取了較為"恭順"的態度。比如，1653年，清政府決定恢復收繳地租銀，他們起初試圖拒交，但經多方活動未能奏效，也就乖乖地交納。1691年，康熙帝決定將地租銀從500兩增加到600兩，他們認為抗拒是徒勞的，很快如數交納。1714年，在從北京來澳的中國官員面前，葡萄牙人按照中國的禮儀"恭請聖安"，使康熙帝"龍心大悅"，給予他們豁免地租銀一年的恩典。1724年，在雍正帝大舉驅逐外國傳教士之際，澳葡當局請求國王遣使來華。使臣向雍正帝行了三跪九叩禮，呈獻了大批珍貴的禮物，懇求中國政府保護在澳葡萄牙人。雍正帝恩准了這一"恭順"的請求，"復准西洋人附居澳門"，並在使臣返澳時，給予與"各國貢使不同"的待遇。為此，在澳葡人十分感激，在雍正"萬壽"之日，還在教堂內"誦經行禮，恭祝聖壽"。（19）

此番"善舉"，不但使葡萄牙人在援明抗清後百多年的時間裡未遭驅逐，反而給他們帶來令其他國家垂涎欲滴的種種便利與特權。比如，在貿易上，清政府對澳門商船徵收的關稅大大低於其他西方國家，使葡萄牙人在商品貿易中佔盡天時、地利以及稅收方面的優勢；在行政上，清政府沒有像明朝那樣，在葡萄牙人中"議立保甲"，並要他們交納"丁銀"。由於管理的寬鬆，葡萄牙人的自治許可權也就相對地大一些；在司法上，清政府更是網開一面，規定不必像以前那樣，將犯有死罪的葡萄牙人押往內地正法，而由中國地方官員監督在澳門處決即可。

總而言之，在澳葡人與中國政府的特殊的關係背景，使他們具有了一種特殊的身份與地位：對"天朝"而言，他們是"外夷"，對"外夷"而言，他們又是"內附之夷"，且為"有功之夷"。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夠享受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優待，如貿易上的優待；才能夠獲得一般"外夷"無法獲得的部分權力的讓渡，如行政權、司法權的部分讓渡。而上述三種權力的部分讓渡，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輿論權的部分讓渡。因此，在澳門，在"天朝境地"創辦一份屬於葡萄牙人自己的、葡文報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英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則不具備這樣的可能性，儘管他們創辦報刊的願望遠比葡萄牙人要早，要強烈。這是因為，首先，在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他們他們忤逆"不孝"，劣跡重重，不是"好夷"；其次是因為，最早來到中國並打算在此辦報的英國人均為英國佈道會的傳教士，其辦報的目的是為了傳揚宗教，而清朝政府是嚴厲禁止"西人傳教"的（19世紀30年代以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個別英文報紙能夠出版，是利用了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因此才會有馬禮遜的那番無奈的慨嘆。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報刊，第一份外報，只能辦在澳門，只能由葡萄牙人辦，第二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三、《蜜蜂華報》為何創辦於19世紀20年代

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

19世紀20年代，當清朝皇帝仍然以"天朝上國"的神態睥睨世界，將西洋各國貶稱為"蠻亦之邦"時，這些"蠻亦之邦"卻正在發生著一連串巨大的、多姿多彩的變化。

在此之前，英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美國通過獨立戰爭，法國通過大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外來殖民主義的統治。在一系列革命與變革的基礎上，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里，一場以技術革命為中心的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迅速興起。

英國是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地方--18世紀60年代開始，19世紀30-40年代完成，接著是法國、美國和德國，之後是比利時和瑞士。

19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場席捲歐美大陸的工業革命的浪潮，是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的繼續和擴展。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揭開了西方世界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序幕，那麼，這場革命則將這一偉大轉變推向高潮。在這個"高潮"中，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使英國第一個從工場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變為大機器工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並且使資本主義在英國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法、美、德等國工業革命的開始，則標誌著大機器工業將在西方更多的國家取得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將在西方更多的國家取得勝利。

那麼，此時的葡萄牙又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由於"葡萄牙航海家高超的航海技術和他們的歷次地理大發現"，加上"十五至十六世紀葡萄牙海軍實力的強盛"，使它在"十六世紀頭二十五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強國"。葡萄牙詩人羅佩·德·維加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我是最偉大的人，

把世界踩在腳下！

我財大氣粗，

擁有無限的權勢；

我是權杖、王冠和王位，

能使大地和海洋顫抖！

我的威名遠揚，

家喻戶曉，

歸根結底，

我就是葡萄牙，

我比整個世界都大。"（20）

這正是當時作為世界海上強國的葡萄牙的生動的寫照。

然而，僅一個世紀之隔--至17世紀中葉，葡萄牙就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落之中。1657年國內的一份財政報告，以沉重的筆調描述了當時的情形："……葡萄牙終於感到力不從心，無力支持，這是因為王室的收入完全消耗於支付利息、俸祿、年金和其它公共項目的開支。……對已經交納稅賦的平民已不能再加重負擔了，更為糟糕的是：他們已無可奈何地失去信心悲傷而失望。國王陛下忠實的大臣們四面楚歌，到處都被強大的敵人所包圍，陸地上沒有軍隊，海上沒有兵艦……復甦已毫無希望，而且他們也知道，陛下的大臣們並無信心，也不打算尋求解決辦法。……"（21）至此，葡萄牙的衰落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到19世紀20年代，它徹底淪落為資本主義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以至後來所有的國際統計年鑒，對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都有所記載，卻很少有葡萄牙的資料。

葡萄牙由盛轉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英國幾百年來對它的"保護"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列寧所說："葡萄牙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實際上從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01-1714）起，這二百多年來它始終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英國為了鞏固它在反對自己的敵人西班牙和法國的鬥爭中的陣地，保護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輸出商品、尤其是輸出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灣、島嶼、海底電纜等等的便利。……"（22）

英國對葡萄牙的"保護"，阻礙了葡萄牙民族經濟的發展。英國利用其商品免稅輸入葡萄牙這一特權，扼殺了葡萄牙原本就很薄弱的工業和農業經濟。由於葡萄牙站在英國方面參加了幾次戰爭，致使葡萄牙人民承受了沉重的戰費負擔。英國對葡萄牙內政的干涉，使葡萄牙的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地主土地佔有製得以保留下來。

19世紀，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下，葡萄牙展開了自由派與專制派的鬥爭。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和軍隊中的部分官兵聯合組成擁護憲章的自由派，反對以國王和專制派為代表的君主專制政體，同時反對英國的統治。1820年，受西班牙革命的影響，葡萄牙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沒有遇到什麼抵抗，而且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人們覺得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似乎覺得有了未來的憲法，葡萄牙的全部問題都可以奇蹟般地解決了。在無數以詩歌和散文形式歡呼革命的小冊子中，有這樣一段話： ……這些日子為我們展現了未來的光輝前程，這就是英明的法律為我們許諾的東西。 "（23）

這次革命結束了英國人長期統治的局面，成立了臨時政府。1821年，立憲議會通過了葡萄牙的自由憲法（1822年頒行），根據憲法的主要條款，廢除了封建特權，撤銷了宗教異端裁判所（1536年設立），規定教堂的財產應予拍賣；同時通過新聞自由法案，廢除自1768年開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議會建議4年前因法國入侵而遷往巴西的國王回國，並請他按照憲法的精神治理國家。同年，國王D·若奧六世返回葡萄牙（此後不久，--1822年，在西班牙、葡萄牙革命的影響下，巴西宣布獨立）。

在葡萄牙，由於經濟和政治的全面落後，自由資產階級的力量十分薄弱；加之英國人周旋於自由派和專制派之間，視他們對待英國的態度而交替支持這一派或那一派，以至革命議會所通過的大部分改革決議都未能付諸實施。1823年，法國軍隊策動了西班牙的反革命政變，受其影響，葡萄牙專制派也於翌年發動了反革命叛亂。"里斯本衛戍部隊加入了叛亂的隊伍，議會沒有力量進行抵抗，被迫宣布解散。國王接受既成事實，停止了1822年憲法。"（24）

儘管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以失敗而告終，但它畢竟傳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沉重地打擊了專制制度。不但如此，這場革命的浪潮還越過大洋，在遠離本土的澳門掀起了波瀾。

澳門--里斯本的"選區"

歷史上的葡萄牙是"依賴其他民族而生存的國家"。（25）葡萄牙本土面積九萬一千九百平方公里，葡屬殖民地總面積二百零八萬二千平方公里，比本土面積約大22倍。（26）

從15世紀開始，隨著新領土的不斷發現，葡萄牙就開始掠奪和消費本土以外的資源與財富--馬得拉群島的小麥、甘蔗、葡萄，休達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印度的肉桂。胡椒，巴西的黃金、煙草、食糖等等。這種"消費"，使葡萄牙對海外殖民地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並使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寄生國家。

到17、18世紀，葡萄牙已經陷入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惡性循環之中：因為國內沒有某種產品，所以需要進口；因為進口，所以不必要生產該種產品。以至在當時的葡萄牙，"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什麼東西都得進口。"（27）甚至有的資料說，雞蛋也要從外國進口。足見葡萄牙與海外殖民地關係之"密切"。

葡萄牙對其海外殖民地的異乎尋常的依賴（或曰重視），還可以通過葡巴關係表現出來。在葡萄牙人發現並佔領巴西後百餘年的時間裡，巴西始終是葡萄牙王室的"主要支柱"，葡萄牙人的"第二祖國"。1807年法國軍隊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整個遷往巴西，里約熱內盧遂成為葡萄牙事實上的首都。這時的葡萄牙本土則由一個臨時組成的委員會管理，一切均按照里約的指示進行。直到本土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議會建議國王回國，王室才遷返。回國前，D·若奧六世將巴西攝政的權力交給其子D·佩得羅，不久，佩得羅宣布巴西獨立，並自立為巴西國王。

澳門雖然始終是中國的領土，但是從葡萄牙人非法入居之日起，葡國國王就把它作為自己的殖民地看待。葡萄牙的史料中有這樣的記載：

"1557年，中國人承認了我們對澳門的和平佔領……"；（28）

"……澳門半島……既然不屬於中國，就可以不受皇帝禁令的限制，……"；（29）

頒行於1822年的葡萄牙憲法，更是露骨地宣稱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地為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

正因為如此，駐紮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葡印總督無視中國對澳門的主權，擅自將此居留地隸屬於果阿，並規定在這個居留地生活的葡萄牙人必須服從由葡印總督任命的澳門總督的管理。不但如此，葡國國王還徑自把澳門作為葡萄牙的城市，作為首都里斯本的一個選區。既然是"選區"，在澳居留的全體葡萄牙人便是選民，是里斯本方面宣傳、爭取的重要對象。這就使得澳門與葡萄牙本土的關係愈發緊密了：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會對澳門產生直接的影響，本土的各項改革措施很快也會在澳門得到仿效。

因此，正當葡萄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高潮之時，緊隨其後，遠在東方的澳門也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君主立憲運動。

《蜜蜂華報》--本土報紙在遠東的衍生

《蜜蜂華報》是一份政治報紙，它是為宣傳立憲黨人的主張、爭取民眾的支持而創辦的。

19世紀20年代，受國內革命鬥爭的影響，澳門的葡萄牙人分為相互對立的兩大派--立憲派與保守派。立憲派以澳門土生葡萄牙人為主體，首領之一是少校巴波沙（Paulinu dasilva Barbosa）；保守派大都是來自本土的貴族官員，其首領是身兼市政議員、司庫官等要職的阿利加（Miguel da Arriaga B· daSilveira）。如同歐洲大陸一樣，當地的立憲派首先開展請願活動。他們上書國王和議會，要求恢復原有的議事政體（1783年以後改為總督治誥），免除澳門對果阿、帝汶的財政補貼，允許土生葡人在當地文職機構及軍隊中任職，目的是要擺脫"宗主國"（葡萄牙）的束縛和影響，使澳門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自治。迫於民眾的壓力，澳葡當局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同時他們又以沒有接到國王和議會的指示為由，拒不進民眾要求的改革，立憲派與當局，特別是與保守派首領阿利加的矛盾因此而日趨激烈。

1822年8月中旬，要求改革的市民發生騷動，澳葡當局無法控制局勢，陷入癱瘓狀態，阿利加被迫辭職。8月19日，市民舉行新政府選舉大會，立憲派與保守派再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之時，巴波沙登台演講，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相符的政體。在他的鼓動下，會議最後做出決定，恢復1783年以前的政體，賦予新選出的議事會以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30）

正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1822年9月12日，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蜜蜂華報》誕生。《蜜蜂華報》是澳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喉舌，它以大量篇幅刊登立憲黨人的言論，並詳盡刊登政情消息、會議記錄、名人演說、議事會與市民的往來信函、王室諭旨與報告等；同時一如自己的名稱--蜜蜂那樣痛蜇保守派，使其手足無措、狼狽不堪。該報由巴波沙親自創辦「創辦者還有阿美達（Jose deAlmeida）醫生］，由阿馬蘭特（Antonio de S。Goncalo de Amarante）神父編輯，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31）報紙出至1823年12月26日，因保守派篡權，立憲政府被推翻而停刊。

我們說，沒有19世紀20年代的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就沒有澳門的立憲民主運動，也就不會有《蜜蜂華報》的問世。可見，《蜜蜂華報》是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是葡萄牙報紙在遠東的衍生。

這樣一來，《蜜蜂華報》為何創辦於1822年，而非更早或更遲的問題也就不難解答了：《蜜蜂華報》是為一場革命、一次運動而存在的，這場革命恰爆發於1822年，因此它創辦於此時而非更早；由於中葡兩國特殊的關係背景，葡萄牙人毋需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便可獲得辦報的權利，因此它沒有（或沒有必要）創辦得更遲，即創辦於鴉片戰爭後洋人大舉進入辦報之時。況且，在那之前，這場革命早已結束。

綜上所述，澳門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受到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影響的地方，正是在這裡（也只有在這裡），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外報。它是東西方世界兩大系統相互碰撞與整合的產物，是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儘管《蜜蜂華報》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時間，儘管它有著這樣那樣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對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影響卻是不容忽略的。有了《蜜蜂華報》，才有後來《澳門鈔報》、《帝國澳門人》等葡文報刊的出版，才有《廣州記錄報》、《中國叢報》、《廣州周報》等英文報刊的出版，也才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一系列華文報刊的出版。正如方漢奇先生所說：《蜜蜂華報》具有帶動效應，是近代報刊傳入中國的一環。（32）

應當指出，在有關近代報業起源這個問題上，目前仍然存在著一些模糊認識，其中之一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產生，是西方國家槍炮政策的結果。實則不然。西方國家的入侵和我國半殖民地化的開始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而此前20年，《蜜蜂華報》就出現了。那個時候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到了極點，卻仍舊是一副老大帝國的氣派。所以，與鴉片戰爭以後的情形不同，《蜜蜂華報》是天朝" 恩賜"的產物，而不是妥協退讓的結果。

另一種誤解是，最早出現的在華外報，都是由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宗教。應當承認，早期來華的外國人大都負有傳教的使命，並且他們也創辦過這類報紙。但凡事都有例外。《蜜蜂華報》這個"中國近代第一報"，就不是由外國傳教士創辦，而是由資產階級革命家創辦的；它不是宗教報紙，而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政治報紙。

順帶提及的是，關於《蜜蜂華報》，戈公振先生在《中國報學史》中有這樣一段介紹：

"A Abelha da China（譯意《蜜蜂華報》）發刊於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一八二四年，入一急進黨之手，易名Gazetache Macao。越二年停刊。"

此有幾處不確：

第一，1822年為道光二年而非道光元年。

第二，《蜜蜂華報》並未於"一八二四年入一急進黨人之手"，而是因保守派篡權，於1823年12月26日被迫停刊。

第三，《蜜蜂華報》停刊後，取代它的是反立憲運動的Gazeta de Macau（《澳門鈔報》），而非Gazetache Macao,前者不是《蜜蜂華報》的易名，且與《蜜蜂華報》毫無干係。

注釋

（1）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第285頁。

（2）同上，第248頁。

（3）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497頁。

（4）方漢奇、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第36頁。

（5）轉引自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8頁。

（6）同上，第19頁。

（7）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2頁。

（8）郝俠君等主編：《中西500年比較》，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第212、259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6頁。

（10）（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7，第356頁。

（11）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三民書局印行，第18頁。

（12）同（1），第234頁。

（13）同（1），第249頁。

（14）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第4-5頁。

（15）（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第35頁。

（16）方豪：《中西交通史》，嶽麓書社，1987，第667頁。

（17）同（7），第31頁。

（18）同（7），地40頁。

（19）同（7），第159頁。

（20）（葡）J·H·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第177頁。

（21）同上，225-226頁。

（22）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53，第94頁。

（23）同（20），第270頁。

（24）同（20），第276頁。

（25）同（20），第226頁。

（26）（蘇）格·尼·科洛米耶茨：《葡萄牙現代史概要》，江蘇人民出版社，1973，第14頁。

（27）同（20），第182頁。

（28）同（20），第153頁。

（29）同（20），第140頁。

（30）同（7），第240頁。

（31）參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6，第93頁。

（32）參見方漢奇、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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