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導演張大磊：成熟前儘可能以自我為中心

張艾嘉宣布「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得獎的是《八月》」時，張大磊沒反應過來。他睜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雙手抓了抓頭髮，在過道上徘徊了10多秒，走到台上才想起來，口香糖還在嘴裡。

文 施展萍

編輯 方奕晗

圖 尹夕遠

許多瞬間令張大磊著迷。說起來都是些細碎的、羽毛一樣輕盈的片段。發獃時，眼前突然出現一些細胞般小小的圓形氣泡；春天，冰雪初融，陽光格外溫暖，空氣中淡淡的雪花膏的味道；午覺醒來，視線里有一絲絲藍，必須靜下來反應一會兒才能恢復。

3月28日，張大磊回北京，從機場坐大巴到薊門橋，又從薊門橋走路回家，途中經過一段長長的地下通道。他走了幾步又往回退，眼前狹長的通道就像電影放映廳，裡頭是黑的，出口亮著光，如同一塊電影銀幕，銀幕上是春天毛絨絨的樹和剛剛盛開的花，不遠處，一對情侶相擁在一起。

張大磊在地下通道站了許久，盯著這個畫面出神。

第二天下午3點，三里屯附近的外交公寓，5樓，攝影師讓張大磊站在陽台上，他稍稍向外探出身子，靠在低矮的白色圍欄上。再回到房間，張大磊說：「那有兩個大爺在下棋，特有意思。」——是稍遠的位置，隔著一排樹、一條街道、兩堵圍牆，樹下，兩位大爺正貓著腰下棋。

張大磊喜歡偷偷地觀察一個人，或盯著某個場景發獃

這些細碎的片段總能被他捕捉到。他眼中的詩意不是創作出來的，而是把許多瞬間的美收集在一起。

張大磊曾苦惱於如何向他人解釋清楚自己導演的電影《八月》究竟想表達什麼。他有時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工作——寫一兩百字的故事梗概。「這對我來說特別難，因為我當時不知道這個電影里還有故事。」張大磊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上說，電影《八月》由一個又一個尋常的生活片段構成。一些別人眼裡並不特別重要或容易被忽略的瞬間，被他撿拾起來，放進電影里。

是暗涌之上平靜的水面。

表面的、碎片的

2016年11月26日，第53屆金馬獎頒布最後一個獎項時，《八月》劇組的成員正齊齊地嚼著口香糖。頒獎禮進行到4個半小時，《八月》獲得六項提名，年僅10歲的孔維一早早拿下最佳新人獎。剩下的獎項一次次落空，一幫人乾脆放鬆下來。一放鬆就犯困，嚼口香糖是為了提神。

張艾嘉宣布「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得獎的是《八月》」時，張大磊沒反應過來，睜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雙手抓了抓頭髮，在過道上徘徊了10多秒，走到台上才想起來，口香糖還在嘴裡，匆忙取出，塞進上衣口袋，聲音有點顫抖。

2016年11月26日，台北，第53屆台灣金馬獎。《八月》獲評最佳劇情片，主創登台領獎（圖片來自網路）

他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努力理清思路，他的父親、《八月》的製片人張建華說了幾句，兩人又各自補充了一次，父子倆的發言加起來接近7分鐘，大概是這屆金馬獎上最長的獲獎感言。

與《八月》競爭最佳劇情片的是電影《一路順風》、《我不是潘金蓮》和《再見瓦城》，《八月》是張大磊的處女作，因此被認為是黑馬。評委會主席許鞍華說:「《八月》是豐滿和完整的，我一個香港人看都很感動，我們其實非常慎重，沒有草率，我們嘗試翻案也沒有翻過去。」

電影《八月》講述的是發生在1994年的事，地點是內蒙古呼和浩特，12歲男孩張小雷迎來初中畢業後沒有作業的暑假，成天無所事事地游泳、看電影、打遊戲機，或者只是坐在路邊，看人們生活、看時光經過。小雷父親所在的電影廠迎來改制，他即將離開家鄉，去劇組做場記。母親是生活的操持者，操心小雷的升學、丈夫的工作和老人的身體。

記憶中的那個1994年，與電影中的1994年有太多重疊之處。那時，張大磊和與片中小雷一樣大。他察覺到生活正在發生變化，父親空閑的時間多了，會失眠，父母吃飯時說的話少了，院子里越來越多的不安出現，經常有人喝醉酒。

對一個12歲的孩子而言，時代留給他的印象是表面的、碎片化的，張大磊並未企圖用電影去深挖或解釋什麼，更多的表達來自直覺。

這讓電影《八月》成為一層薄薄的情緒，覆蓋在轉變中的時代之上。在張大磊看來，新生活與舊生活既不衝突，也不互相浸透，沒有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尖銳。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重複的。」張大磊對《博客天下》說，人決定生活，某種生活過多了就膩了，「就自然變一種方式去生活。當一個人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可能是個人行為。當更多人有這個想法的時候，這就是社會的，生活就變了。」

影評人徐元評價它，「特別不煽情，特別清淡，有一種所謂的蒼涼，但不是悲涼。」

嚴肅的鄉愁

變化之前，張大磊記憶中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安靜的。

他從小住在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的家屬院里。集體時代，大院中人與人相處似親人，放學回家，他可以隨便敲開一家門蹭飯吃。

1994年之後，剪輯師張建華常去外地出差，張大磊與母親留在家中。他的母親是一位教師，夜裡，屋裡異常安靜，只有母親批改作業或準備教案時筆頭髮出的沙沙聲。

許多個漫長假期，張大磊都喜歡趴在4樓家中的窗邊，俯視院中人們的生活。各種各樣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學校里鐘錶報時的聲音、別人家音樂的聲音、院中孩子吵鬧的聲音。這種觀察事物的角度後來成為他的習慣。他喜歡偷偷地觀察一個人，或者盯著某個場景發獃。有時，人家注意到他的目光，躲開，過會兒，再小心翼翼探出頭來。

這些記憶中的聲音被複刻在影片里。同一場景中，狗叫、炒菜聲、廣播、時代金曲、電視機雜音，還有對面樓棟中年男人念詩或唱歌的高亢嗓音，一切層次分明又飽滿地融合在一起，成為營造氛圍的重要一環。

《八月》的監製萬瑪才旦告訴《博客天下》，這樣一個片子，要將它呈現得飽滿很難，「無論導演對場景的選擇，對演員的調度，包括攝影、美術，確實需要很多功力。裡面每個鏡頭都拍得很到位，聲音也幫了很大的忙，最終才能達到那樣的整體。」

站在功利的角度講，對張大磊來說，要一直到大學二、三年級，建立自己的電影美學之後，這種敏銳把握細節的天賦才開始轉化為「有用」的東西。

電影放映後，常有人問，影片中的張小雷是否就是小時候的張大磊？電影是否在以孩子的視角觀察大人的世界？張大磊的答案是，孩子只是他的觀察對象之一，電影所表現的觀察角度更多是他自己的。

置身事外地觀察自己或他人，是張大磊從小練就的「技能」。

高中有限的半年時光，張大磊基本都在逃課。以至於有一天，放學前拐回學校拿書包時，他被老師攔在教室門口：「同學，你是這個班的嗎？」

本該坐在教室里聽課的時間，他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張大磊逃出校園，走在每天上學、放學都會經過的街道上。然而，面對熟悉的建築和來往的車輛，他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與自己無關。他成了自己生活的旁觀者。

為了逃避那種置身事外的感覺，張大磊躲進搖滾樂里。退學，和朋友組了支朋克樂隊，堅定地認為自己只能以那樣熱烈又瘋狂的方式活著。沒想到，當他打算全身心投入這種生活時，過去那種「置身事外」的感覺又回來了。

「之前我經常逃學出去跟大家見面，那個時候大家的狀態都是那樣。你在談論一些問題，有時是在賣打口CD的店裡，有時是在朋友家，彈著琴，特理想的。但只是那個時刻，其實一天大部分時間是在睡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張大磊又一次覺得，眼下的一切都與自己無關，每天無緣無故地難過。

他再次逃離。這次，他逃到俄羅斯。

鄉愁的味道正是在遠離家鄉時變得清晰的。彷彿必須隔開一段距離，成為另一種生活的闖入者，那味道才能散發出來。

在俄羅斯，張大磊恍然發現，異國生活與他過往的生活有許多相似的特質，但他心裡又明確二者毫不相同。這種感受無法分享，「就像夢一樣」。

他變得嚴肅起來。人變了，鄉愁的味道也變了。如果用音樂作比喻，過去，鄉愁是小河，是楊一。楊一的鄉愁有調侃的成分，小河的鄉愁有實驗性，是年輕人不安穩的內心渴求釋放。現在，鄉愁成了胡德夫，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是深沉的歲月經歷者在回首過往。張大磊將腦袋埋進桌子邊緣，努力想出一個精準的表述，「它是嚴肅的、總結性的，讓人看起來老氣橫秋的」。

當時的張大磊並不知道，日後，這些自然而然散發的回憶會成為他靈感的來源。他只是貪婪地想把那種味道吸進肺里，在大量閱片之餘，隱約明白電影不一定是激烈的、先鋒的，它也可以自由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比如特呂弗的《四百擊》。

在俄羅斯，張大磊還結識了後來《八月》的攝影師呂松野。兩人第一次說話是因為音樂。呂松野生性靦腆，知道張大磊有很多打口碟，還有琴。一天晚上，呂松野到張大磊住處，問他：「我能不能在你這聽歌？」「能聽。」兩人一起聽Radiohead。

再後來，兩個「慢人」常常一起拍作業。一次，拍攝間隙，倆人在道牙子上喝啤酒，面對面坐著，借來的DV緊貼身旁。過一會兒，回過頭一看，機器沒了。

「機器呢？你看見了嗎？」

「我沒看見啊。」

「哇，丟了。」張大磊重現當時的場景，每一處語速和動作都是緩慢的，像動畫片里的樹懶。

要創作，要認真

萬瑪才旦說，《八月》的劇本如果給別的導演拍，會是另外的感覺。張大磊的成片能拍好，一方面是經驗，一方面是情感，「每個鏡頭都包含很多自己的記憶、情感，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會感受到很多東西。」

他以小說《追憶似水年華》說明：「小瑪德萊娜」點心喚起了關於滋味的記憶，這些滋味又喚起不同場景的回憶，洋洋洒洒地鋪開。「《八月》也是，從一個點出發，聯想到生命中很多的事情。」萬瑪才旦想到的是自己的童年，因為對那段歲月太熟悉，他甚至敏感地察覺到影片中的一些細節不夠真實，比如，電影院，「那時候的銀幕肯定不是那樣的，那時候影廳的座位是木頭的。」

好在，「情感上是真實的，整體情緒對，那些東西就會成為次要的。」萬瑪才旦說。

所有逝去的生活片段一直留存在張大磊的腦海中，直到2008年的一個尋常午後。他回到久違的家鄉呼和浩特，回到姥姥家。80多歲的姥姥癱瘓在床，媽媽用小勺給老人喂飯，那一瞬間，他覺得恍如隔世，1994年的夏天，姥姥的母親也同樣生病卧床，姥姥也是這樣扶著她的背，一勺勺地將攪成糊的飯喂進她嘴裡。

午飯過後，張大磊坐在院中葡萄架下的藤椅里。那一刻，他突然感到似曾相識的時間和空間又回來了。他清楚地看到下午過去、傍晚來了，看到時間是怎樣經過的。1994年的音樂聲和火車鳴笛聲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就像一場白日夢。

那一刻，張大磊決定拍一部電影。

一直到2015年，很長一段時間內，張大磊都在為這部電影找投資。

此前，他與父親有過一段對話。張建華讓他面對現實，張大磊底氣十足地說，自己是做藝術的，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無需面對現實。

「你拍電影總要有人給你投錢吧?」

「為什麼要有人給我投錢？我手上有一個DV，就可以去拍東西，只要作品是好的，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人。」張大磊是真誠的，並認為真誠足以打動人。但他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張大磊不知如何足夠準確地向投資人傳達那些感動他的生活片段，更不懂如何用兩三百字概括他的電影。

有時，投資人在桌子那頭笑：「你拍這個電影，不能拍一個人在鏡頭前給大家講這些吧。」

「當然不行。」

「那你還要有旁白？做成一個音軌在旁邊一直吧啦吧啦說？」

一直沒談成。

《八月》像長在體內的某種慢性疾病，不時作祟。

2015年到來前，張大磊曾4次進入正規劇組工作。他不太喜歡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理想中，大家應該為了創作的衝動聚在一起。後來，他為新人拍攝私人定製的視頻，便將自己對藝術創作的理解、態度全用在那些8分鐘的短片上。

拍攝短片時，他享有絕對的主導權，可以放鬆地嘗試各種風格——新浪潮的、農村題材的、知青題材的、警匪片、文藝片。每條視頻的製作周期接近一個月，兩天與新人溝通，三天寫劇本，一周建組、準備服裝道具，三天拍攝，後期製作一周。

張大磊對這件事充滿熱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與他理念相合。有兩次，工作室散了。他後來說，自己當時太過理想，要創作，要認真，賺錢是小事。「但大家覺得生活還是挺重要的，所以有一些分歧。」2010年，他和發小兒、後來在《八月》中飾演韓胖子的杜星一起做工作室，情況逐漸好轉。2012年，他們為一位大客戶拍片，客戶很滿意，成了他們的老闆。老闆想在蘭州複製這件事。

張大磊和杜星去蘭州轉了一圈，再回到呼和浩特時，市場早就變了。他們製作的片子以樣片的形式出現在別家公司的資料里，市場價格被壓低，這事兒沒法做了。他又想起拍電影。

單純的、笨拙的

2015年，許多巧合的事情發生了。

春節剛過，還未開春，張大磊到家附近的公園逛。好多鴨子溜出來，在冬天的冰面上停著。他發現一座熟悉的漢白玉雕塑——一位中年婦女，背著裝有小羊羔的筐子。

雕塑原本在另一個地方放著，那地方拆了，雕塑也被淡忘。但那天，他卻在附近的公園偶遇了它。

「一切都好像告訴我，今年得做一些事情。」張大磊意識到，那部醞釀許久的電影再不拍攝，有些事情就要發生變化了——既指外界，也指自己的生活。

5月，張大磊嘗試拍了個彩色短片《曇花》。6月，他拿著這個片子瘋狂地找錢，依然沒什麼結果。他東拼西湊地湊了幾十萬元，自己的、父親的、朋友的，非要完成這件事。

7月，張大磊與幾位朋友坐在街心公園，他帶了台電腦，在上面做預算：要完成這部影片，大概需要100多萬元。手上的錢遠遠不夠。「大家都覺得不夠，反倒我覺得可以。反正都不夠嘛，差得遠啊。不夠就拍嘛，拍哪算哪。」張大磊回憶，他向幾位朋友諮詢意見，大家都表示，只要他覺得能行，那就行。

第二天開始建組，給各種人打電話，臨時聯繫機器、燈光。一周後，電影開機。演員都是非職業的。飾演父親的張晨比張大磊年長，是他十幾歲時就玩在一起的朋友。飾演母親的郭燕芸曾是他拍攝婚禮短片的客戶。

電影《八月》劇照（圖片來自網路）

小雷的扮演者孔維一是張大磊朋友的孩子。第一次見到孔維一時，後者正在練習羽毛球，身姿矯健靈活，休息時，他安靜地坐在那兒，眼睛看著周圍的人。張大磊過去和他聊天，發現孔維一和別的孩子不一樣，身上仍保留了一點兒過去的、天真的感覺。

後來，獲得金馬獎最佳新人時，頒獎詞評價，孔維一的表演「有一種介於天真與世故之間的懵懂」。

電影開拍第一天。出發前，劇組在餐廳，每個人象徵性地說幾句話。張大磊說的是：「希望大家速度別那麼快。」他希望大家在劇組中像生活一樣，慢一點。

拍攝確實是慢的。第一周，大家都很慢，甚至有點懶散，但也進入狀態。第二周，問題開始出現，比如，一些拍攝場景沒有事先聯繫好，工作被迫停滯，「慢」變成煎熬，變得無法忍受，張大磊才稍作調整，加快了拍攝節奏。

張大磊不喜歡「計劃」，但凡計劃，事情就會變成工作，就會失去樂趣。他沒有太過詳細的拍攝計劃。因此，拍攝過程中，許多「意外」會成為靈感閃現的點。

電影中有一場父子倆走過鐵道的戲，劇本中沒有。拍攝父子倆在地里吃西瓜的戲時，張大磊突然聽到不遠處傳來火車聲，過去一看，果然有鐵軌。當天拍完地里的戲，大家就離開了，那段鐵軌卻一直在他腦子裡記著，之後特地找機會去拍了。

孩子原是《八月》的中心，拍攝過程中，張大磊越來越覺得，父輩才是那個年代的主角，更多鏡頭自覺不自覺地對準父輩。

電影中父輩的形象一部分承襲自父親，比如外形、語言方式、小動作。張建華說話喜歡倒置，正常的「你吃了沒有？」到父親口中，會變成：「吃了沒有啊你？」

母子送父親離開的那場戲，父親坐在車上，猛烈地揉眼睛，「恨不得把自己拍死」。張晨演的時候，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張大磊告訴他，「這樣做就對了」——這個動作是來自父親的。

劇中的父親身上還有些部分，是張大磊喜歡的那類人的投射。父親醉醺醺地對小雷說：「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顱」，又常說「憑本事吃飯」。

他堅持單純，靠本能和感知處理問題，有些笨拙。或者說，那是張大磊自己。

「他父親是自己打拳，我是跟自己說話，都不太善於從別人那裡通過交流得到答案。」電影中，父親獨自在深夜對著空氣揮動拳頭，現實生活中的張大磊，在影片進入剪輯階段時，常常跟自己對話。

他用一台DV拍下自我對話的過程。一人分飾兩角，提問者戴氈帽，回答者戴棒球帽，帽檐壓得低低的。

問題有關電影，也有關生活。

「為什麼是向自己提問，而不是去問別人?」

「沒用，後來覺得這些問題只能自己解決。」

「那你問出答案了嗎?」

「答案是別想那麼多，先把它做完。」

人總歸是勤奮的，休息夠了就要勞動

張大磊的微信簽名是「人總歸是勤奮的，休息夠了就要勞動」。

儘管有時勞動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八月》有個6小時的初剪版，剪了2個月。完成時，張大磊心裡沒底，不打算給任何人看。

圖片來自網路

巧合的是，當時，父母從北京回呼和浩特，一定要看看自己孩子拍了部什麼樣的電影。張大磊放給他們看，起初兩小時，父母還在議論，將劇中人物與現實中人對號入座。兩小時後，二人都沉默了，開始嘆氣。

張大磊知道，自己讓父母失望了。後來的兩個月里，他開始扮演提問者與發問者，得到答案後，他不作判斷，任何讓他冒出「要還是不要」念頭的素材，他都刪掉，大量地刪，一口氣將電影從六小時剪到三小時。

「那個時候我突然明確了它的樣子，已經出來了。反覆再看，我越來越喜歡，越來越被感動。」他到北京來，把電影給自己的文學策劃肖睿看，對方哭了。張大磊有了些信心，影片的輪廓基本定下來，剩下的工作就是反覆打磨。

那些有解釋或交代劇情嫌疑的戲，最終都被拿掉了。

張大磊有時覺得自己需要被理解，有時又認為表達清楚是一件「特沒勁」的事。「所以就自己理解去吧，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算，你說出來就特沒勁兒。」張大磊說。

大概正因如此，他乾脆從一開始就確定拍一部黑白片，將色彩可能帶來的誤導抹去；後來，又將片名從《曇花》改成《八月》。八月是一個時間點，淡淡的，解釋的功能和符號化的東西更少一些。

片中有場戲，母親做飯，讓小雷去喊父親吃飯，父親正在躺椅上打蒼蠅。在此之前，父親出去打了一架，張大磊把打架的戲份刪了。

「街上看打架的人多了，不用在電影里看。」張大磊對《博客天下》解釋，他更想讓觀眾關注人在打架之後的狀態，關注人，而不是看熱鬧。

拍攝時，衝突的戲份是先拍的，輕描淡寫地拍，為的是幫助演員理解自己的角色。衝突之後的狀態，他拍得特別仔細。

尋常的生活片段，被反覆擺到觀眾面前，因為人們未必能靜下來觀察最平常的生活，「只是經過了而已」。

生活本身讓張大磊著迷。在呼和浩特，他會為自己的一天安排很多事。他有家庭生活，每天做飯，每天出門。出門時，不開車也不坐車，走路，他特意強調，不是散步，是走路。沒有固定路線，有時會到老舊小區，有時去街邊公園，到一切閑人多的地方待著，留意身邊發生的任何事。

他一度很不喜歡北京，不喜歡在北京時總有事情等著去完成的感覺。剛到北京為電影做後期的那段時間，張大磊特別難受，覺得身邊的一切都太躁了，但慢慢地，他適應了，不躁了。

「我竟然適應了。」用的是「竟然」，他不喜歡。

張大磊希望一切是從容的，同時又能保持創作者的姿態。為了防止偷懶，他會給自己布置作業。

此前，張大磊不太相信星座。他是射手座，周圍的人都說他不像。後來別人告訴他，成年之後得看上升星座。他的上升星座是雙魚。他喜歡的一位去世的搖滾樂手是雙魚座，他突然體會到他的糾結，連同自己的：「很想要自由，不想要約束。

想要被認可，但被人認可後，會覺得這個事情特無聊。想要特別自主地做一些決定，但真的可以自主時，又特別希望限制自己，讓自己不要太懶散。」

總在兩種狀態間糾纏。

美好的事情相繼到來

3月22日，《八月》首映發布會，張大磊做了一次嘗試。

3月22日，北京，電影《八月》發布會（圖片來自網路）

首映式以聲音秀和舞台劇的形式呈現，電影中的部分場景被搬到現場。舞台劇後，有一段長達9分鐘的音樂表演，歌曲叫《有雲的日子》，是張大磊在密集的巡演間隙寫的。他回了趟蒙古，和打玩藝兒樂隊排練了兩天，首映式的前一天又排練了一次。剩下的工作，基本由製片張建和蘇丹藝術工作室完成。

首映式以這樣的方式呈現，是張大磊在一個多月前的想法。那時，他看了許多文藝片的首映式，發覺它們大多倉促，他不太贊成文藝片從自身找到討好大眾的點，「但是沒辦法。我就想，反正這片子也沒什麼名氣，也找不出什麼點了」，乾脆搞場舞台劇。

3月22日，張大磊在《八月》線下活動上示範過去的影片剪輯方法

過去一個多月，張大磊跑了國內9個城市，去了美國紐約和邁阿密。他每天的行程都是滿的，早上5點起床，5點半出發去機場，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

倒也不覺得睏倦，「這就是工作，也挺好玩兒的。」表情誠懇。儘管許多問題已經回答了無數次，張大磊說，每次，他都會把問題重新琢磨一遍。沒有敷衍。

「按我的理解，這就是工作，應該做好。大家給我拍照片，都是為了完成工作。和大家交流也得到關注。我覺得這也挺好的。」

身邊人多會提到他性格溫和——敏感、細膩，總是弓著點背，自己要喝水，會先幫周圍的人把水倒上。一位負責對接媒體的工作人員在豆瓣上寫，在北京時，她帶著母親參加張大磊的通告。母親腰不好，張大磊一直對她照顧有加。到一處地方，需要穿鞋套，她忙著招呼媒體，沒顧上母親，反而是正在打電話的張大磊注意到了，一直扶著。

聊起金馬獎時，朋友們都會好奇，張大磊的生活會不會因此發生改變，「我說真沒有」。

「你刻意地不讓生活發生變化？」

「沒刻意，就變不了。」

他的下一部影片，主角會是一個抱持理想主義的人。勞改釋放，回到現實生活，對現實生活不感興趣，只想回到自己過去的生活中。

這與張大磊有相似之處。他拒絕了一些商業片的劇本。對張大磊來說，那太難了，他認為自己無法駕馭。他想保持一點不專業、不熟練，以影迷的身份做電影，在成為成熟導演前，儘可能地以自我為中心。

眼下，繁忙的生活終於要落下帷幕。他要回到呼和浩特，那裡有他即將出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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