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二戰後全世界最出名的寡婦，也是被罵Bitch最多的女人！

小野洋子是典型的有錢人家的小姐，她的父親是日本安田銀行舊金山分行的負責人；1935年2歲的小野洋子隨父親一塊來到了父親工作地——舊金山，在那裡她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1938年因為美日關係緊張，小野洋子一家也從舊金山回到了日本，一直待到二戰結束。

童年的小野洋子

從這一點看，作為銀行家的父親眼光很好，選擇回國的時機很恰當，如果再晚幾年，也許小野全家就要進集中營了；日後小野洋子似乎也繼承了自己銀行家父親那精準的眼光。

在當時日本就像一個點燃的火藥桶，到處都充滿著「星辰大海、八紘一宇」的惡臭；在美國生活了人生中至關重要三年的小野洋子，再回到這樣的日本，她在精神上對日本來說，已經是一個「異鄉人」了；而一個正常國家來的「異鄉人」想要融入這樣的環境，即使是一個5歲的小孩，也需要付出很痛苦的代價的。

而這些不愉快的童年回憶，相信是後來小野洋子不顧一切想要申請美國國籍的原動力之一。

到小野洋子12歲的時候，正是美國對東京大轟炸最激烈的時候，雖然小野洋子對躲轟炸期間的回憶並不多，但是我們還是能從她的隻言片語里知道這段經歷對她的未來有很大的影響：她母親被迫用「用家族的珍寶換取最低限度的食物」，甚至在最窘迫的時候，小野洋子本人也不得不出去乞討；而在這個過程里，小野洋子對當地無產積極對她家的冷漠和敵視記憶非常深刻，她甚至觀察到無產積極對她們這樣的富人落難表現出一種「你們也有今天的」愉悅。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修改了與日本的關係，從單純的戰勝國與戰敗國變成了上下級關係的盟友；美日關係的迅速升溫使得小野洋子銀行家的父親重返美國成為可能；1952年，19歲的小野洋子隨著父親一起再次回到了美國，從此，她再也沒有離開美國。

1950年代，美國黑人反對乘坐公交車種族歧視的鬥爭

1950年代的美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呢？中國教科書告訴我們，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而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同義詞就是說那個時候美國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和公開化；而小野洋子從日本上流社會家庭到美國，最不適應的就是社會地位落差帶來的失落感：她在日本是上流社會的千金，家裡有20多個傭人；而在美國，她只是一個口音奇怪的「yellow monkey」（yellow monkey：二戰時美國人對日本人的蔑稱，也是對黃種人的歧視性稱呼）

很難確切的了解小野洋子對美國真實的感情，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她對美國的感情很像甘地、曼德拉之於英國：出生於殖民地貴族家庭，在思想上，在學識上更接近自己的宗主國；卻對在宗主國上流社會沒有接納他們心懷怨恨，而發誓報復；當然，小野洋子畢竟不是甘地和曼德拉，她也沒有那麼大的企圖心，她的一生一直在致力於在宗主國得到她在日本的那種社會地位。

儘管小野洋子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日子未必有多愉快，但是她家的財力還是足以把她送到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Lawrence）這樣一所典型的貴族大學；薩拉勞倫斯學院課程設計完全模仿牛津大學，它不分專業，對學生進行典型的貴族博雅教育；另外，它的學費也是全美最貴的，直到現在，薩拉勞倫斯學院一個學期費用也需要接近8萬美元，順便說一句，薩拉勞倫斯學院到現在也是一所白人為主的大學，截止2017年，薩拉勞倫斯學院的中國學生不超過150人。

在1950年代，作為薩拉勞倫斯學院里為數不多的亞裔學生，雖然小野洋子很少透露她在大學時代的生活，但是在那個時候，在這樣的學校，她所受到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她很快就退學和先鋒音樂家一柳惠私奔：這個時候的小野洋子大概模模糊糊的感覺到以她在薩拉勞倫斯學院的經歷看，她如果按部就班的讀書畢業，大概是很難在美國獲得她的日本那樣的地位和成功；當然，也可能是小野洋子單純受不了壓力為愛走天涯。

左一為小野洋子第一任丈夫一柳惠

和一柳惠（Toshi Ichiyanagi）在一起，小野洋子才算真正在「藝術」這個領域入了門，在此之前，她頂多算是一個藝術愛好者；通過一柳惠，小野洋子認識了許多先鋒藝術家，比如約翰·凱奇（John Milton Cage），由此和五六十年代相當先鋒的激浪派（Fluxus）藝術運動有了親密關係。

激浪派創始人約翰·凱奇，他對小野洋子的影響很大；或者刻薄一點說，小野洋子畢生都在模仿約翰·凱奇。

慢慢的，小野洋子的名字開始被人和喬治·瑪修納斯（George Maciunas，激浪派創始人）、約翰·凱奇放在一起談論。不過洋子並沒有加入激浪派，據她自己說是因為要保持藝術觀念的獨立性。

她有個工作室位於曼哈頓錢伯斯大街（Chambers Street）112號，在那裡，從1960年後，她和作曲家拉蒙特·揚（La Monte Young）合作了一系列先鋒表演，比如，洋子曾將畫布剪碎丟在地上聽任觀眾踐踏。這些活動後來都成為研究激浪派的重要線索。

1960年代，西方前衛文化藝術圈流行「東方思維」

在20世紀60年代，代表他者文化的「東方思維」、佛教禪宗，正和大麻藥物一起，在西方的前衛文化藝術圈裡風靡，並被賦予了反西方理性文明的訴求。小野洋子適時的在1962年在東京以500冊的極小印量獨立出版了先鋒詩集《葡萄柚》（Grapefruit：A Book of Instructions and Drawings），它其實是一件藝術作品，將一些列印著詩句和繪畫的整潔小卡片組合起來，上面寫著近似日本俳句的靜寂而古怪的文字，諸如：「記錄下雪的聲音」，「想像天空中同時出現一千個太陽」，「做一個吞拿魚三明治並吃了它」，等等。

這種烏托邦式的、短暫易逝可行為表演的藝術表達後來被命名為「指示文字」，成為小野洋子的符號之一。

關於詩集取名，洋子說那是她最鍾愛的一種水果：「葡萄柚是橘子和檸檬的混合物，對我來說，它代表著東方和西方這兩種文化的交匯，正是這樣一種生活經歷給了我關於宇宙力量的指示。」

不得不說，小野洋子不愧是日本銀行家的孩子，骨子裡流淌著大阪商人精明的血液；小野洋子這種表述是一種非常討巧，非常迎合時代的表示；而也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樣《葡萄柚》果然引起了激浪派的極大興趣，喬治·麥素納斯在他的AG畫廊里展出了這件作品，並且，1964年又作為「激浪派系列」中的一本書公開出版。

接著讓小野洋子真正在前衛藝術家圈子名聲大噪的是1965年的行為作品《切片》。她在紐約卡耐基演奏大廳表演。觀眾被邀請上台，得到一把剪刀，隨手剪碎這個女人的衣衫，同時也剪碎了她成名的壁壘——小野洋子將之稱為「blocks」的那種壁壘。

在小野洋子在藝術上開始嶄露頭角的時候，她的第一段婚姻卻亮起了紅燈；一柳惠受不了洋子骨子裡的精明，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於是他選擇離婚，但是小野洋子並不願意離婚，在婚姻的後期小野洋子曾經用自殺來阻止婚姻的解體，但也許正是因為小野洋子用了這樣的方法才導致了她和一柳惠婚姻的徹底結束。

而就在這時，小野洋子的另外一位追求者爵士音樂家、電影製作人安東尼·考克斯（Anthony Cox）在小野洋子頻臨崩潰的時候，在小野洋子治療的精神診所從天而降，迅速俘獲了女藝術家的芳心，於是，在小野和前夫離婚的當年，小野洋子和安東尼·考克斯（Anthony Cox）閃婚了。

夏洛特·摩爾門（Charlotte Moorman）和白南准（Nam June Paik）在西德亞琛的亞琛畫廊表演小野洋子的《切片》，1966年

他們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第二年他們的女兒閃電般出生，然後，沒有然後了，因為他們的感情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們剩餘的婚姻像是藝術上的合作夥伴，生活里的行屍走肉，大部分的婚姻活動是公開表演的時候一個人彈琴一個人躺在鋼琴上搞行為藝術，配合的相當圓滿，但兩個人獨處的時候據說經常互相拿著菜刀彬彬有禮地親密交流。

接下來1966年，小野洋子在倫敦認識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性，約翰·列儂。

雖然關於小野洋子與約翰·列儂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第一次見面的有很多說法（列儂看洋子的《切片》、列儂去看洋子的展覽，洋子給列儂遞了一張只寫著「呼吸」的卡片、最被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列儂爬上樓梯用放大鏡閱讀細小的「Yes」字。另外還有一粒和寫著「Apple」「蘋果」的卡片並排的真蘋果，當列儂被告知這粒蘋果售價200英鎊時，他的反應是：開玩笑吧，這太有趣了。）但是無論哪種說法，小野洋子的反應都是一樣的：我不認識列儂，我只把他當做觀眾。

小野洋子的展開：爬上樓梯用放大鏡閱讀細小的「Yes」字。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般的相遇多麼符合人類對於美好愛情的嚮往，當時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感覺這和小野洋子的性格很不符合；果不其然，前些年小野洋子的朋友表示，小野洋子不但早就知道列儂，還是披頭士樂隊的大粉絲。另外，是小野洋子主動追求了列儂好幾個月，列儂才答應與小野洋子交往的。

小野洋子與列儂

也許正是小野洋子身上這股毫不掩飾的強勢性格打動了在強勢阿姨撫養下長大的列儂，又或者在性格上列儂其實才是更偏向女性的那一個，也許兼而有之，總之小野洋子成功的「捕捉」到了列儂，而小野洋子也越來越讓列儂迷戀；最後發展到把小野洋子帶到披頭士錄音棚里去的地步，最終，列儂與披頭士分道揚鑣。

小野洋子和列儂很像貝克漢姆與維多利亞

儘管現在所有披頭士的樂迷都把小野洋子視作披頭士樂隊解散的罪魁禍首，但是正是因為這次解散才造就了披頭士樂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江湖地位，正如悲劇永遠比喜劇更吸引人；而且事實上，小野洋子成功幫助了列儂轉型，從偉大的主唱變成偉大的文化符號，從世俗角度說，文化符號肯定比樂隊主唱要偉大的多；正如足球運動員貝克漢姆的競技巔峰留在曼聯，但是作為貝克漢姆本人，他在離開曼聯後，在維多利亞的安排才才達到了個人的巔峰。

正如杜尚所說的那樣，「許多藝術家只在重複他們自己。當然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你不可能總在創造。」同樣，不得不承認列儂的音樂巔峰留在了披頭士樂隊的那段光陰里，但是小野洋子成功的幫助列儂轉型了，轉型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

當然，這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因為行為藝術並不關心的藝術本身，只是透過行為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一種情緒和看法，因此，一個稱職的行為藝術家也應該是一個合格的社會活動家；而在把握時代脈搏這方面，小野洋子無疑比列儂有天賦的多，正如她適時的推出《葡萄柚》詩集一樣。

1960年代最有名的行為藝術：給和平一個機會

小野洋子為列儂和她選擇了呼籲「愛與和平」：1969年，在荷蘭著名港口阿姆斯特丹，列儂與小野洋子上演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行為藝術。他和已有身孕的小野洋子住在位於蒙特利爾的皇后伊麗莎白酒店1742號房間，整整7天他們一直在床上，開著房門，並且以床上的裝束，接待記者和政治人物的訪問。在這7天里，這張大床和半裸體的列儂與小野洋子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越戰是美國人心中的傷疤

在美國國內因為越戰而陷入族群撕裂和對立的時候，列儂和小野洋子的這次行為藝術毫無疑問擊中了美國青年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列儂和小野洋子成為最著名的反戰明星。諷刺的是7年後小野洋子和列儂拿到了美國綠卡，按照美國申請綠卡的流程，他們兩口子應該是這次行為藝術過後沒幾年就開始申請美國綠卡了。

它是列儂發行的首張單曲。約翰·列儂是一個堅定的反越戰主義者，為了向世界發出這種呼聲，他採用了一種看似非常偏激的方式，他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著名的「為和平而卧床」(Bed-in For Peace)，他們的口號是「給和平一個機會」，列儂非常喜歡這個口號，為此創作了這首同名的反戰歌曲。1969年6月1日在蒙特利爾的伊麗莎白女王酒店，列儂用簡單的設備錄製了這首歌。

他們的口號「give peace a chance」。在他以這個口號為名字而做的歌曲中，列儂唱出了他那句最著名的反戰歌詞：要啪啪啪，不作戰」(「make love, no war!」)。「要啪啪啪，不作戰」馬上成為當年最流行的反戰口號。

列儂前妻辛西婭

當然，和所有左翼藝術家一樣，小野洋子和列儂在呼籲「愛與和平「，呼籲愛」世人」的同時，他們兩個對於具體個人要冷酷和殘忍得多，比如在列儂還未與辛西婭離婚的時候，小野洋子已經穿著屬於女主人的睡衣和拖鞋坐在她家的地板上，以女主人的姿態招呼進遠足回家的辛西婭，在最近曝光的《我的列儂》里，辛西婭至今都不能忘懷小野洋子對她的侮辱；列儂呼籲全世界幫助她的妻子找回女兒的同時，對自己前妻和兒子不聞不問，還禁止披頭士樂隊的成員去看望這對母子……

畢加索孫女認為自己爺爺畢加索缺少人類的感情，至少她沒能感受到祖父的愛。

這屬於左翼藝術家的通病，反而沒必要過多的苛責，因為左翼藝術家通常都是拒絕家庭和社區的義務，蔑視社會風俗和輿論柔性規訓，仇恨資產階級腐朽自私的財產觀，懷疑和嘲笑宗教價值觀的一群人，正如畢加索的兒子為了見畢加索，必須在他家門口等上4、5個小時、畢加索的寵物羊比畢加索孫女更受寵愛一樣。

小野洋子與列儂

總之，小野洋子和列儂的婚姻某種意義上是天作之合，小野洋子在性格上是列儂的丈夫，所以小野洋子才會允許她的「妻子」與其他男人出軌；而也正是在小野洋子的幫助下，列儂才真正成為一個閃亮的文化符號；而小野洋子因為成為了列儂的夫人，成功的達成了她一直以來的願望——被美國人所接受，成為美國人仰望的對象，雖然是仰望她的丈夫，但她畢竟站在自己丈夫旁邊。

槍殺列儂的兇手馬克·大衛·查普曼，他的假釋申請一直被小野洋子駁回。

1980年12月8日晚，列儂和洋子從錄音棚里走出來，他們當時正在為洋子的歌曲《如履薄冰》配完吉他曲。洋子和丈夫商量：「要不我們回家前吃點晚飯吧？」列儂回答：「不了，我們回家吧，因為我想在睡覺前看看西恩。」像平常一樣，這對回家看兒子的夫妻，走到曼哈頓自家的達科塔公寓大樓前，而在街道那邊等待他們的卻是馬克·大衛·查普曼的子彈。

列儂帶血的眼鏡

死亡終結了洋子和列儂長達12年的婚姻，最終讓她成為音樂圈的第一寡婦。

再之後，不管小野洋子自己怎麼想，她最光鮮的一張名片只是列儂遺孀，雖然她自己說她不在乎這個身份，然而她和列儂在一起後，她的所作所為似乎和她表白的相反，她很在乎這個身份：比如她將自己剖腹產日定在列儂的生日、「塑膠小野樂團」里小野洋子那令人心煩意亂的嘶吼聲、以及列儂死後，她和列儂長子長達十年的遺產官司，最後本應該屬於列儂長子朱利安的親筆信，居然需要朱利安自己在拍賣上買回。

肖恩·列儂，小野洋子，辛西婭，朱力安·列儂

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世界還是有那麼多人詬病指責小野洋子「害」了列儂，但是從世俗角度看，小野洋子披頭士經紀人死後成功承擔起了列儂經紀人、丈夫、保姆這些多重角色，沒有小野洋子，也許列儂在音樂上會更純粹；但是在影響力上，列儂以及披頭士樂隊恐怕不會達到今天的高度。

鄧文迪大姐的出身比小野洋子低很多

小野洋子一直所追求的就是在美國獲得在日本一樣的認可，這其實是很難的；尤其是像小野洋子這樣出身在他國的上流社會，因為上流社會出身的人很難做到不顧一切往上爬的地步，扮演這種角色的通常是安蘭德這樣的政治流民（她是猶太裔俄國人，在蘇聯成立不久移民到了美國。）又或者鄧文迪這樣來自「老少邊窮」地區的受過一定教育的窮苦人，這兩類人通常是沒什麼可失去的，也就沒什麼可矜持的，她們需要做的就是不顧一切追求「進步」。

在美國養雞的陳立夫，這落差真的太大了，難怪後來蔣介石一發話陳立夫就回台灣了；畢竟在台灣，陳立夫也是大佬之一啊，在美國，真的就是一個養雞的。

而他國的貴族一般來說，是不願意這麼赤裸裸的「奮鬥」的，要麼承受身份地位落差，以新身份隱姓埋名在新國家過一輩子，在午夜夢回的時候懷念自己逝去的榮光(陳立夫)；要麼離群索居，假裝還是母國那個光彩奪目的自己（宋美齡）；要麼生活在本國移民圈子裡，用自己帶來新大陸的錢維持周圍同族對自己的敬畏……

傑奎琳·肯尼迪能包容丈夫的亂搞，很大程度是因為她家道中落，特別想證明自己。

也許是幼年時經歷的東京大轟炸以及成年後在美國所受的歧視讓小野洋子擁有了不顧一切的斗心；在奮鬥的過程中，她的多次選擇與其說是藝術家，不如說是一個精明的銀行家。

和她很像的一個女性是肯尼迪總統的夫人，傑奎琳·肯尼迪，然而矛盾也在於此；傑奎琳之所以這麼努力，是因為她家道中落；而小野洋子家道並沒有中落，不知道她為何如此努力。

無論如何，小野洋子做到了，她確實打破了她所說的「blocks」那種壁壘。

這是一個傳奇的女人，一個偏遠邦國小貴族在新羅馬奮鬥成功的典範，一個20世紀的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