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給許世友當副手 美名遠揚的清廉將軍王建安

王建安是一位美名遠揚的清廉將軍，長期擔任副職，從不計較個人名利，是57名開國上將之一，在軍內享有很高的聲望。

王建安1927年參加過著名的黃麻起義，在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解放後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參加和指揮過許多著名戰役。他卓越的指揮才能，早就享有盛譽；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是遠近聞名，受到大家的交口稱讚。

長期擔任副職 從不計較個人名利

王建安，1907年11月8日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黃麻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先後擔任排長、連長、營長、副團長、團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八路軍津浦支隊指揮、山東縱隊副司令員兼第一旅旅長、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魯中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東線兵團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兼浙江軍區司令員。

1948年7月，豫東戰役勝利結束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正在醞釀攻打濟南的方案。中央軍委決定儘快拿下濟南，並召王建安來西柏坡面談，聽聽前線的意見，再作出具體的部署。王建安帶著豫東戰役勝利的喜悅和征塵，匆匆趕到西柏坡。毛澤東展開一張地圖，指著用紅藍鉛筆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講述了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及當前的任務。講完以後，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說：「建安同志，根據軍委的決定，這次讓你來，就是要交給你一個重要的城市攻堅任務，攻下濟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從軍委的決定。」說著，站了起來。毛澤東很高興，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解釋道：「中央考慮了，山東兵團，大都是山東人，許世友在膠東部隊里很有威望，你在魯中、魯南也頗有名氣哩！你們是山東『兩雄』。人言『兩雄難並立』，我則說『孤掌難鳴』，你們二人手要擊得響，同心協力，那我們的戰士會跟隨你們去赴湯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澤東的話中話是「團結」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許世友，而且他們過去又有過一些爭執和誤會。1937年，在延安批判「張國衰右傾逃跑主義」的鬥爭中，抗大的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許世友、王建安、陳再道、洪學智、詹才芳等十多位軍師級幹部準備拖槍出去，回四川打游擊。臨出發前，王建安覺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報告，黨中央、毛澤東果斷地處理了此事，但許世友因此對王建安持有成見，兩人之間結下了疙瘩。

這次打濟南，王建安能願意給許世友當副手，友好共事嗎？王建安沒有猶豫，他當即站起來向毛澤東表態：「請主席放心！我一定協助許世友同志打好這一仗！」 毛澤東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說：「那好！我們來演一出《失空斬》：失了街亭，打不下濟南，先斬許世友，然後打你40軍棍。我也向中央請罪，官降3級。好嗎？」說罷大笑起來。隨後，毛澤東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來商談關於解放濟南的戰略部署。王建安與周恩來促膝秉燭長談，一直談到翌日東方發白。等到王建安告別周恩來的時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兒子王東波說，父親在世的時候並未講過這件公文包的來歷，這件公文包後來伴隨著父親走過了幾十個春秋，到底是毛澤東贈送的還是周副主席贈送的，成了一個謎。

當日，王建安即趕往山東青州華野指揮部，向華野領導傳達中央軍委的最新指示，並竭盡全力配合許世友指揮部隊，攻克濟南。捷報傳到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非常興奮，認為濟南戰役的勝利證明，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濟南戰役揭開了國共雙方戰略決戰的序幕。

1954年，王建安從朝鮮戰場回國，後歷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軍委顧問，爾後歷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常務委員。王建安在建國後一直擔任副職，他的一些上級都是昔日的部下。葉劍英元帥曾對他說：「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

深入實際真調研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

王建安常說：「一個領導者，如果只滿足於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既不作調查研究，又不聽取下級反映的意見，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久而久之，就會嚴重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變成瞎指揮的官僚。」因此，無論是在福州軍區擔任副司令員，還是後來擔任中央軍委顧問，他都十分重視調查研究。

王建安年紀大了，長期的戎馬生涯，過度的勞累，使他身患腹主動脈瘤、高血壓和心臟病。醫生一再囑咐他，不要爬山，不要跑路，不要勞累，要注意休息。然而從粉碎「四人幫」到他1980年逝世的4年間，王建安每年搞調查研究的時間不下四五個月。全國除西藏和台灣外，幾乎其它各省都走遍了。

王建安搞調查研究，最反對的是前呼後擁層層陪送。有一次，王建安在福州部隊某師進行調查，軍領導非要陪他下去不可。王建安幾次勸說不要陪伴，可這些領導同志總覺得不陪有些過意不去。最後，王建安激動地說：「你們要去我就不去了！」王建安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頂頭上司，你們往那兒一站，人家就不敢講話了。而要真正改進工作，就要聽一聽群眾的心裡話，這樣對你們有好處。」說完，他獨自一人乘吉普車下基層去了。一次下連視察時，王建安同戰士一起端著大碗，吃一樣的飯菜。秘書立刻拿出照相機，想把這一鏡頭照下來，卻遭到了王建安的制止。他說：「我們到連隊吃飯，是為了了解戰士的生活，不是為了擺樣子，有啥好照的。」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來到南方一個城市駐軍調研。他讓秘書事先打電話通知某部6連所在的部隊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問王建安到6連調研。」並傳達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給連隊找麻煩的意見。翌日清晨，天剛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車就在營門外停住了，他特意囑咐司機要等起床號響後，車才能開進營區，而自己卻下車健步朝連隊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層官兵們此刻還多在夢鄉里，王建安獨自來到連隊操場、豬圈查看。年輕的飼養員性格很開朗，見一位老軍人來了也沒在意，王建安問一句，他回答一句。當他弄清面前這個老頭並不是他們部隊的直接領導時，說話更隨便了。王建安問：「小夥子，你養的豬夠肥的，每周能宰一頭嗎？」「不行！按上級規定，存欄豬要達到連隊人數的三分之一。上個月宰了兩頭，達不到規定的數，為應付參觀檢查從旁邊那個連隊的豬圈借來3頭。硬湊在一起的豬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與飼養員交談過後，戰士們已經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連隊的內務衛生真是整齊劃一，床單平整得像剛熨過一樣，棉被疊得有稜有角，有的還壓上一個方凳。王建安順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濕，就囑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聽到的回答卻是：「那可不行，一曬就疊不整齊了，今天軍委首長要來檢查。」

王建安又來到操場，沒有看見出操的隊伍，只是看到手拿掃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掃操場。他順手摸了一把生鏽的單杠和落了一層浮土的雙杠，問為什麼不訓練，聽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軍委首長要來參觀、檢查。」早飯過後，軍、師、團、營領導陸續趕到6連，來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場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勸說下，陪同人員漸漸離去，王建安只和連隊官兵一起開座談會。會上，戰士們暢所欲言，把心中想說的話都掏給了王建安。這次視察部隊結束後，王建安專門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呼籲要大力反對形式主義，「搞這種八路軍糊弄八路軍的把戲，平時可以馬虎過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價！」

有一次，王建安聽說一個部隊訓練成績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決意到這個部隊走一走，掌握點第一手資料。到部隊跟戰士一聊，發覺典型經驗中摻了不少假的東西。比如訓練，一部分人練這個課目，另一部分人練那個課目；成績不好的，上邊來參觀時，乾脆不準到訓練場。再比如養豬，為了應付上級檢查，要湊夠一定的頭數，暫時向別的單位借豬。靠這類辦法，這個部隊工作樣樣走在「前」。可上級有關部門對這類情況卻熟視無睹，還反覆宣傳這個部隊的經驗。王建安了解清楚後，一邊嚴肅地批評了這個部隊的領導，一邊寫出了關於這個訓練典型的調查報告。

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到福州部隊步校住了五天，其中用三個半大和學員一起，坐著小板凳聽教員講課，其它時間分別召開了老學員、新學員、教員、學校領導等四個座談會。他每天清晨，到操場看學員出操，還抓緊一些間隙到靶場、戰術演習場、宿舍、伙房、飯堂和菜地，邊看邊同幹部戰士談心。因此，雖然王建安在步校時間不長，了解情況卻很多很細。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質量、教員配備和學員選調，直到後勤保障，甚至教員加班備課需要夜餐的問題，他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些問題，學校自身可以解決的，他同校領導一起研究了辦法；有些問題需要上級解決的，他向軍委寫了報告，使大家反映的意見和要求條條都有著落。

在這個師調查期間，一天清晨，部隊還沒有起床，王建安已經來到某連了解情況。他先看了豬圈和菜地，然後看望了正在準備早餐的炊事班，看了幹部戰士的隊列表演，在連里和戰士一起吃了飯。王建安發現大米飯煮得不太熟，茄子、土豆炒的味道也不好。他和戰士交談，從這頓飯談到連隊經常伙食情況，從炊事員的烹調技術談到炊事員變動太快，新手太多，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老炊事班長留隊轉志願兵的建議。王建安高興地說：「這個建議很好嘛，紅軍時候許多炊事班長都是長著鬍子的老同志，他們關心同志，改善生活很有辦法。」就這個問題他同各級領導交換了意見，最後寫進給軍委的調查報告里。

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作為中央軍委顧問的他仍有78天時間赴外地搞調查。這段時間，先後給中央、中央軍委、中紀委寫出了12份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報喜又報憂，有情況，有分析，有批評，有建議，反映的是廣大基層群眾的呼聲。這些調查報告生動地反映了部隊的實際，反映了群眾的呼聲，有情況，有分析，有解決的措施和建議。

清廉將軍 美名遠揚

作為高級領導幹部，王建安的革命風範和磊落人格，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和他接觸過的同志，對他兩袖清風地為人民辦事的優良作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建安常說，共產黨的幹部只能做人民公僕，要講廉潔，首先應從黨的高級幹部做起。他的愛人牛玉清1955年從部隊複員，後來有幾次機會可以再穿上軍裝，並且這種情況已有了不少先例。於是，有位領導同志向他建議：也給玉清辦個手續吧！王建安卻堅決拒絕了。他調軍委工作以後，組織上考慮他5個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調回一兩個到身邊照顧他，但他堅決不讓。他說，子女在哪兒參加工作就在哪兒干，不能借故調進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全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堅決反對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壓、心臟病，醫生要他少吃豬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標準供應的植物油又不夠吃，秘書通過管理部門在地方糧店買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後嚴肅指出：「高級幹部免票買幾斤油，看起來不是大事，但卻超出了規定範圍。如果高級幹部都這麼做，豈不把黨風帶壞了！」直到秘書按議價油向糧店補了錢，此事才算了結。

王建安下部隊，歷來反對事先打招呼。有一次，他去自己工作過的老部隊檢查工作，部隊領導一看老首長回來了，決定請他吃頓飯。開飯時，他一進飯堂，看見杯盤碗碟擺個滿桌，馬上說：「不是說便飯嗎？這能叫便飯？中央三令五申不讓請客送禮，我們高級幹部不帶頭，中央的指示就沒辦法落實，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話，這頓飯我就不吃了。」部隊領導露出為難之色，再三強調說：「既然準備好了，就下不為例吧！」王建安說：「不能搞下不為例，事情很好辦嘛，酒未開瓶，收起來；菜，賣給隔壁的幹部灶。』直到撤去額外的酒菜，他才拿起了筷子。王建安常說，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黨風，要講廉潔，在一點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過，領導幹部要時時處處給群眾做好樣子。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調查研究。工作完畢，秘書建議到井岡山看看，他回答說可以。當王建安知道有關部門要從南昌調專車，便斷然取消了上井岡山的計劃。他說：「上井岡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費這幾百里路程的汽油。」

還有一次在某師調研期間，某團里晚上放電影，王建安也來「湊熱鬧」。當他看見電影機前中間位置赫然擺一排「首長專座』－條桌、藤椅、茶缸、水瓶，應有盡有，而普通士兵都坐在被包上。王建安問團領導：「你們擺這個幹什麼？」回答是：「首長喝水方便。」王建安問：「兩個小時不喝水就會渴死？戰士們都帶了水瓶茶壺沒有？」團領導曰：「首長年紀大。」王建安不悅地說：「你們要坐你們坐，反正我不坐。」言罷，拿上自己帶的小凳子，到士兵中間坐下。全團官兵看到這一幕，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上海延安飯店為部隊中轉的飯店，南京軍區曾規定師、軍以上軍官在該飯店11樓小餐廳就餐的給予一定補助，隨行人員（含家屬子女）在1樓大食堂就餐，沒有補助。但由於牽涉到軍師級幹部，這個規定在實際中難以執行。一天，王建安和家人下榻延安飯店。當他到11樓就餐時，家屬、子女、秘書、司機等都隨他入席。王建安不悅，斷然將他們都趕到1樓。

1980年8月，幾位老戰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個月前已經離去的消息，都為之震驚：「建安同志什麼時候去世的？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啊？」王建安的老戰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問，回答都是三個字：不知道。大家最後一致抱怨王建安的愛人牛玉清，為什麼沒通報一聲？可後來他們才知道，工建安去世的消息不僅他們不知道，連他在外地的5個子女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1980年7月 25 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員一起看電視，當他看到一位外國政府首腦的葬禮時就說：「現在，我們有的追悼會越開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費。我死了以後，就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時候，他又多次說過類似的話。所以，王建安去世的當天，牛玉清就向組織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囑咐，建議按照他的遺願辦。幾個孩子從外地趕回來之後，他們開了個家庭會，最後形成了五個「不」：第一，不開追悼會；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組織向遺體告別；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請負責同志護送遺體火化。8月4日，《解放軍報》以《贊喪事新風》為題，發表評論員文章，讚揚中央軍委顧問王建安和他的家屬辦喪事一切從儉節約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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