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最快捷、最好做的生意，不是茶葉絲綢，也不是鴉片

大清國最快捷、最好做的生意是啥呢？不是茶葉絲綢瓷器，也不是鴉片，而是前段時間「刺殺辱母案」背後的高利貸。

據《東印度公司編年史》中的記載，在1803年，他們把海外的資金搞到中國來放貸，年利率高達12%-20%，有的甚至達到了40%，更為誇張的是居然有短期借貸的月利率達到了5%，這也就意味著年息高達60%！要知道當時英國市場的直接融資成本不過3%，從中間人手裡拿到資金，一般也就在6%-12%。

如此一來，跨國高利貸，成為了當時中英兩國之間最具生命力的生意。據《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中的記載，僅1782年這一年時間，廣州商人的外債規模就已經高達380.8萬銀元（摺合白銀差不多是266.6萬兩）。

這些錢，大多是他們將貨物在中國銷售後的款項，不少滯留在中國，從而牟取高利貸利潤。這種生意一度成為一些外商的主要經濟來源。而這其中的貸款人，多是那些獲取了清廷的進出口許可證，卻在資金上遇到了困難的中國商人。持證的商人本來就不多，真正有資金實力的就更少了，大概也就三四家左右，剩下的大多數都必須從外商那裡貸款從而獲取流動的資金。

那麼當時中國的商人為何會對資金如此的渴望呢？一個是因為當時的大清國還沒有成熟的資金市場，所以遇到資金問題一般都是靠熟人關係的社會借貸，從而導致融資難，成本高，高利貸橫行；另外一點是因為當時他們需要從內地採購茶葉瓷器絲綢等物，由於缺乏現在所謂的信用體系，只能現款結算，甚至有的還需要預付款項，如此一來佔用了大量的資金。

最為致命的一點就是，當時的中國商人為了獲取壟斷外貿的特殊許可證，不得不孝敬有關部門，當時無論是朝廷官方還是各級官吏私人，都將他們當成了提款機。雖說乾隆皇帝在英國人面前自吹自擂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但卻並不能阻止他對西洋奢侈品的極大需求，而最終為此買單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這些中國商人，他們自掏腰包將其買來作為貢品上貢。

至於外商方面，由於東印度公司壟斷了絕大多數的業務，留給散客，也就是所謂「港腳商」的空間並不大。他們最終在兩國的貿易縫隙之間找到了高利貸這一新的增長點。

隨著時間的慢慢推移，更大的問題暴露了，那就是高利貸所帶來了的壓力，迫使中國商人越來越深地捲入了「港腳商」的鴉片走私中，以獲取最快捷的暴利。就這樣在鴉片和高利貸的雙重壓力之下，中英兩國的貿易陷入了飲鴆止渴的惡性循環中，大清國無數的白銀開始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