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南遷國都是福是禍

作者 | 蓮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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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七月，二十六歲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親率步騎百萬從國都平城（山西大同）出發，征討南齊。大軍浩蕩南下，於洛陽城休整。然而這天，暴雨如注，拓跋宏卻偏偏選擇在這天「戎服執鞭，御馬而出」。於是，群臣跪倒馬前，請求拓跋宏停止南征。

不南征，那就遷都。拓跋宏說出了自己的旨意。遠離根據地平城，又在倉促間聽聞如此重大決定，拓跋宏的王公大臣們沒有任何思考的餘地，更枉談反對。於是，北魏政府正式遷都洛陽。

將國都從「塞上咽喉」的平城遷至「河洛王地」的洛陽，對北魏王朝的長遠發展來說意義重大。

北魏立國之初，都城在盛樂（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公元398年才遷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年間，北魏已立國百年，國家制度卻十分落後。各級官吏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作戰時對被征服地區的劫掠和論功行賞，戰爭和劫掠機會少的時候，就公開貪污受賄，以致吏治腐敗；社會基層組織仍是宗主都護制，這實際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大量被宗主控制的包蔭戶沒有戶籍，國家無法徵調兵役、徭役。

這樣的制度下，北魏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銳，幾乎年年爆發農民起義。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祿制，同時，嚴懲貪污行為，「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次年，推行均田制，從豪強大族手中奪回大量勞動力，並授田與民，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護製為三長制，以清理戶口、田畝，徵發徭役、兵役。

這三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讓孝文帝太和年間，成為北魏王朝極為重要的轉型時期。它標誌著北魏的政權開始向漢民族一君萬民的集權帝制轉變。

太和改製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於是，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最終統一南北，實現歷代鮮卑君王的中華皇帝夢想就被提上了日程。而洛陽地處中原，為中原地區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於用兵，「南盪甌吳」。所以，洛陽成了拓跋宏遷都不二之選。

遷都洛陽無疑是正確的決定，但它畢竟是一項關係到國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認為「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怕貿然提議遷都洛陽，會遭到鮮卑貴族的反對，所以，採取了「以南征之名，行遷都之實」這樣自編自導，完全戲劇化的方式來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決定。

如果說拓跋宏通過這樣的方式確實達到了順利遷都的目的，但是，支持這項重大決策的後繼政策卻嚴重缺失。

違眾南遷，必然會觸及一部分鮮卑元老親貴的利益。於是，遷都之後，陸續有親貴密謀反叛，雖然很快都被鎮壓，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對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對於自幼生活在「陰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鮮卑人來說，洛陽暑熱讓他們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個。因為暑熱，更因為對父親漢化政策的不滿，拓跋恂打算帶著侍從輕裝奔回平城。

太子的行為讓拓跋宏極為憤怒，他將兒子打得半死，廢黜其儲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還活著，就會成為那些眷戀故土，陰謀反叛者潛在的棋子。最後，拓跋宏不得不將年僅十五歲的兒子賜死。

不能成功安撫鮮卑舊臣親貴，以致變亂迭起，這只是遷都留下的後遺症之一。更為嚴重的還在於，遷都改變了立國百年以來的邊防格局，卻沒有輔之以相應的政策調整，為多年後的代北六鎮之亂、北魏王朝的覆滅，埋下伏筆。

北魏初年，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燾下令在沿邊修築長城，並在要害處設置軍事據點，即代北六鎮。當時的柔然對北魏威脅很大，所以拱衛國都平城的北鎮地位非常重要。鎮將由鮮卑貴族擔任，鎮兵多是拓跋族成員或中原的強宗子弟，他們被視為「國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

但隨著邊地戰事減少，北鎮的地位逐漸下降。特別是在遷都洛陽後，北鎮失去了拱衛國都的地位，鎮將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難以升遷，鎮兵甚至與謫配的罪犯和俘虜為伍。代北六鎮軍人從「國之肺腑」，一朝淪為「代來寒人」。

公元523年，長期戍守北邊的代北六鎮將卒起義，關隴、河北等地紛紛起兵響應，邊鎮軍事豪強乘機擴充實力，其中爾朱榮實力最盛。這一年，距離孝文帝遷都洛陽不過三十年。五年後，爾朱榮以胡太后鴆殺孝明帝為由，攻陷洛陽，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釗，並對洛陽的皇族、百官公卿進行了大屠殺，史稱「河陰之變」。這以後，北魏政權風雨飄搖，於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西魏。

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北魏王朝由盛轉衰指向了孝文帝的「違眾南遷」和一系列疾風驟雨般的漢化改革。歷史的是非成敗雖然任人評說，但鮮卑人統一華夏大地，建立一個世襲罔替的偉大王朝的理想終成浮華一夢。

在兩千年的帝制中國，遷都歷來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涉及國家的千秋大業。梳理中國歷史，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將首都南遷的王朝，一般都是迫於無奈，或者在游牧民族的威脅下偏安一隅，而且這樣的王朝大都短命。像北魏這樣，正處於國家鼎盛時期而遷都的例子並不多，但事實證明，正是遷都動搖了北魏王朝的根基。

所以，明末崇禎皇帝寧願在煤山的歪脖樹上弔死，也不願將國都南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