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家的心事

我國自秦漢以來即重視收藏典籍，自雕版印刷術發明後，公私藏書業得到迅猛發展，兩宋以降，特別是明清時期，私人藏書家更是比比皆是，少則幾千卷，多則幾十萬卷。這些藏書家大多畢生節衣儉食，朝夕訪求，視書籍為性命，受人恥笑，甚至被目為痴呆而弗顧。近世以來，各大圖書館琳琅滿架，實乃先賢收藏與保護之功。歷代藏書家苦心孤詣，慘淡經營，可謂「心事重重」，其藏書之功理應得以銘記。

抄寫

1135年葉夢得（1077-1148）稱他自己的約2000卷藏書「往往多餘手自抄」。12世紀後半葉，常州府無錫縣藏書家尤袤(1127-1194)建立了在他那一代人中被認為最好的收藏，根據近代學者計算有超過十分之九是手抄本。16世紀中葉隨著出版業繁榮，印本總量大幅增長，湧現許多大型私家藏書，但手抄本如寧波天一閣仍佔一半比例。之後手抄本越來越少。

至16世紀晚期，胡應麟（1551-1602）藏書有70%是印本，30%是手抄本。16世紀初文人李詡(1505-1593)在其著作中告訴我們,他在江南北部邊緣的江陰衛度過童年時期,買不起應試所需的任何一部印本,只能使用抄手們低廉的手抄本(從藏書的朋友或書商那裡)。許多藏書家堅持認為,掌握甚至閱讀一部書的最好方法是用毛筆抄錄一遍。據說12世紀作家洪邁(1123-1202)手抄了三份《資治通鑒》，一份用來研究其錯誤和成就，一份用來學習其文體，另一份用來掌握其中的儒家學問。

購買

手抄本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紙的發明，代表了一種在書面文化形式中為了更個人化傳播書面知識而不斷進行的脆弱努力。進而，印本書——一個基於我國紙和印刷術發明的非凡產物，擴展了文字著作的受眾和內容，使它們更易於遷移和傳遞，對受過教育的精英和社會大眾更為有用。出版業的繁榮，讓私人通過購買印本的方式成為藏書家成為現實。胡應麟在其著作中告訴我們，16世紀晚期有四個城市遠遠超越所有其它城市成為書籍發行中心，這四城是北京、南京、蘇州和杭州。而胡應麟本身就是典型：他生於浙江南部內陸一個小康士大夫之家，依靠父親薪水和家族田產生活，10歲時就染上愛書癖好，平時節衣縮食，四處借錢，典當衣物，甚至動用妻子的銀簪子，只是為了到運河和長江沿岸城市買書；到30歲時，其個人藏書已約20000卷，後來又購置浙江大宗藏書，最後總共超過42000卷。

保護

藏書家會運用各種各樣手段防止不受歡迎的讀者接近其藏書。15世紀著名蘇州藏書家葉盛（1420-1474）在藏書樓里掛上一塊牌匾，名《書櫥銘》，上刻對訪客和子孫們的告誡：「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教，借非其人也不孝」。浙江藏書家張翱（生於1394年）和虞參政（活動於16世紀初）採取的策略更絕，他們把門禁森嚴的藏書樓建在島上，前者讓訪客乘一條船穿過池塘往返於陸地和藏書樓之間（夜間禁止來訪），後者反感任何來訪，每晚都把白天連接藏書樓和陸地的木板抽去，並在書齋門口掛著一個木牌，上書「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天一閣因其完善的防火設施（部分用磚構築，以一條特殊的護城河環繞）和防盜措施（對來訪有非常嚴格的規定）而著名，主人范欽（1506-1585）規定只允許自己直系男性後裔接近他的藏書，只能在白天，且其六支子孫都必須帶上特別分發的鑰匙一起到場才能開啟藏書樓。

然而，這些做法再怎麼極端，也比不上許許多多藏書家堅拒借書的決心，如唐代藏書家杜暹（卒於740年）在其書上蓋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為不孝」，16世紀蘇州藏書家錢毅印文走得更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其真愚」，19世紀楊繼振（1832-1893）有一方印上刻對其子嗣252字長篇訓誡，教導他們「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更加極端的還有是危言恫嚇，如呂坤（1536-1618）於1579年刻一方藏書印，禁止其子出借或毀壞父親藏書，如有如何違逆將被逐出宗祠。松江府藏書家王昶（725-1806）也有方印「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而有些藏書家則實事求是，順其自然，如楊循吉（1456-1544）認為「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付不肖子，持去將鬻錢」。另一個藏書家項元汴（1523-1590）則在每件藏品上寫下購買的價格，以免子孫出售時忘記其真正的價值。

出版

藏書家把出版作為一種增加聲望或許還有收入的體面方式。詩人陸遊（1125-1210）和他的兒子陸子遹出版了51種書。上海藏書家孫道明（1296-1376）乃一介屠夫之子，手抄幾千卷書，被藏書家和書法收藏家以重金收購。藏書家—編輯家—出版家合一在晚明江南是普遍現象，一些平民收藏家如嘉興醫生殷仲春（1596年前後在世）把收藏醫學書籍的癖好變成一項出版事業，年少時就在口袋裡揣上零錢，看到殘缺破損醫書就用幾個銅板買回來，最後帶著藏書到了江西省，和那裡九個醫生一起編輯出版了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專科目錄之一——《醫藏目錄》，收入590多種書，其成就贏得許多士人欽佩，其中作為死後哀榮的頂點是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1558-1639）為其撰寫墓誌。晚明最後歲月里，最重要的出版家無疑是毛晉（1599-1659），弱冠時受母親資助建立一間書坊——汲古閣，在以後40多年中經常有80多名刻工在工作，出版近600種書，其中許多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印刷或第一次大批量印刷，一時書舶雲集於門，邑中為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他印書依靠的是繼承和購買的84000卷藏書，隨後則靠從蘇州府常熟縣其他同鄉那裡借書。

共享

民間藏書家也不總是如上所述，對他人請求絕對地充耳不聞，如有的藏書家在安全、平等、利已和利於書籍保存基礎上，通過訂立共享協議，相互閱讀和抄錄藏書。首個正式協議，一般認為由兩個11世紀中葉的士大夫宋敏求（1019-1079）和王欽臣（約1034-約1101）發起。此後，圖書交換協議變得更為普遍，如十二世紀尤袤與楊萬里（1127-1206）和陸遊共享藏書，17世紀初蘇州藏書家馮舒（1593-1645）、葉樹廉（1619-1685）和陸貽典（1617-1686）同意相互造訪，彼此參考和借閱藏書。但在任何時代，筆者都未發現有藏書家允許他人無條件地檢視和抄錄他的所有藏書。

祭書

蘇州藏書家孫從添（1692—1767）在一篇著名文集中把書稱為「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對書的神聖性提出他的觀點，認為「夫天地間之有書籍也，猶人身之有性靈也。人身無性靈，則與禽獸何異？天地無書籍，則與草昧何異？」而黃丕烈（1763-1825）實在是「為了書籍的一生」，其「藏而能鑒，鑒而能讀，讀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的生平本色，既是晚明以來藏書文化的縮影，也可視為這一傳統的巔峰標誌。對書的尊崇最為明顯的是，他仿效唐人祭詩，開創清人祭墨，多次在書齋舉行自己設計的對善本書的祭祀和膜拜儀式，稱為「祭書」或「祭書之會」，由特別邀請的藏書家朋友參加，其中一些人還為這一儀式繪圖作畫。清代葉昌熾（1847-1917）在《藏書紀事詩》中評價他「得書圖共祭書詩，但見咸宜絕妙詞。翁不死時書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傅增湘（1873—1949）可謂是我國當代最大的民間收藏家，據說也曾與朋友一起舉行過黃氏式的「祭書」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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