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女子謀殺親夫自首，王安石判定從輕量刑，司馬光卻說殺無赦

宋朝時候，登州有個女人名叫阿雲，謀殺了自己的親夫，但是向當地政府自首了。登州知州許遵判決如下：根據大宋法律，一個犯了殺傷罪但是能夠自首的嫌疑犯，可以不問他殺傷的動機，只看他殺傷的後果。如果在殺人過程中有有需要疑問的地方，還有主動交代罪行的行為，就可以認定為謀殺，而謀殺卻有自首行為的，可以罪減一等。

我也被繞暈了，法律名詞太難懂了。大意是說，如果殺人有可以豁免的情節，可以從寬處理。

報上朝廷之後，皇帝讓百官討論這個案子。原來大宋法律很奇葩，當時的殺人罪分斗殺，就是鬥毆殺人，劫殺，就是搶劫殺人，鬥毆殺人和搶劫殺人都是死刑。可是謀殺的話，顧名思義，就是蓄謀已久的殺人，說明殺人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從輕處理的憑據，所以謀殺罪名成立的話可以從輕處理。因此能不能認定謀殺很重要。

此時大佬出來了，從小就會砸缸的司馬光說，對於殺傷這種罪行，自古以來就分輕重兩種，所以量刑也會不同。那些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而出手殺人的，就叫做謀殺。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叫做故意殺人。相比之下，謀殺的行為更加令人髮指，應該從重處理才行，而故意殺人倒可以從輕處罰。

現在這個阿雲，判處謀殺太重，判處斗殺太輕，所以應該酌中量刑。如果按照以前的法律，如果她只是殺了人卻沒有事先謀劃，那麼在沒殺的時候可以自首，如果已經造成殺人事實，那麼不能接受她的自首行為。現在許遵想把謀劃和殺人分開，那麼故意和殺人也可以分開。

如果說謀劃不是為了殺人，那麼她為啥要自首呢。因此我們可以認定謀劃是因為殺人而起，不能另外給她找借口減輕罪責。如果嚴格按照謀殺和斗殺的量刑來看，鬥毆殺人再來自首，反而要罪加一等。

我也不明白我說清楚沒有。我得在最後把原文貼出來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可能我的水平的確有限，看不懂文言文。司馬光大意是說，謀殺比斗殺情節更為惡劣。因為斗殺可能是激情殺人，偶然殺人，憤怒殺人，謀殺卻是蓄謀已久，應該誅心的。

司馬光不愧砸過缸，能把這麼簡單的問題繞的雲里霧裡的。不過他遇到了對手，不喜歡洗臉的王安石。

王安石這人吧，就喜歡發表一些與眾不同的意見，以示自己比別人高明。看見滿朝文武都支持司馬光，他偏偏支持許遵。有關部門見王安石發話了，於是就按照許遵的判決宣判了。再以後王安石當了宰相，規定，謀殺罪必須把謀殺原因問出來，一次問不出來，多次審問，沒原因不行。以前的法律是，一次問你你不說，再後來即使你想說也不讓你說，不給你機會了。

過了幾年司馬光當了宰相，立馬立法，凡是殺了人的，不管他有什麼理由，一律不可赦免。如果每個人殺了人之後都找一大堆理由為自己開脫罪責，那麼法律還有除暴安良的意義嗎。其實這就是矯枉過正，跟王安石對著幹了。

但是從宋哲宗之後，王安石的做法佔了上風，因此大宋朝基本上殺了人都不會判處死刑。

我們以潘金蓮西門慶武松一案為例解讀一下。

王安石的法律是，謀殺和搶劫殺人、鬥毆殺人是有區別的。因為謀殺的話其中就有好多可以免罪的因素，比如潘金蓮毒殺武大郎，蓄謀已久，這叫謀殺。但是小潘為啥要謀殺武大呢，因為武大每天出去賣炊餅，忽略了她的感情，她孤獨寂寞，所以出牆。如果上了法庭，潘金蓮是可以免死的。武松是捕快，懂法，明白潘金蓮上法庭死不了，所以把潘金蓮殺了。武松回來報仇，殺了潘金蓮，這也叫謀殺，因為蓄謀已久。原因就是為哥哥報仇，小潘有了外遇，總之上了法庭也能免死。可是光天化日斗殺西門慶，請注意斗殺二字，這是個法律名詞，這就罪不可赦。但是殺人不能沒理由，要幾次三番的問個理由出來。武松就說西門慶混了他嫂子，他為哥哥報仇，總之，死不了。

但是要是撞到司馬光手裡，潘金蓮武松死定了。殺人償命，沒啥道理可講。管你紅杏出牆還是為哥哥報仇，一概不聽。慶幸的是武松生活在宋徽宗時期，執行的是王安石的法律，所以武松被從輕處理，撿了一條命，死刑減為勞改，才有了後來的叱吒風雲。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之爭還是新舊之爭。

原文貼一下，大家看看我理解的對不對。

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斗殺、劫殺，斗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

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斗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系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殺與謀殺，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斗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

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荊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為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荊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為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為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宗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荊公則姑息以長奸，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荊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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