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她，張學良的命運可能改寫，又是誰幫他重新回歸？

1960年，張學良遷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剛過完60歲生日不久的張學良，按宋美齡的吩咐，與董顯光(台灣原所謂「駐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蔣宋夫婦時常去的，被外界稱為「私人禮拜堂」。每逢做禮拜，這裡總是聚集了很多國民黨元老及上層人物。那天，張學良與董顯光最後到場，悄悄坐在最後一排。禮拜結束時，蔣介石與宋美齡一同緩步退出，宋美齡邊走邊與眾人打招呼，走到最後一排，她忽然向張學良伸出手。這一舉動，讓所有在場者目光都驚訝地投過來，他們發現與宋美齡握手的，竟是「失蹤」多年的張學良。

蔣、宋離去後，國民黨元老張群、何應欽等紛紛上前祝賀。張學良後來悟道，這是宋美齡為他設計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後每次做完禮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敘舊，原來嚴密的看管也有所鬆動。

「大伯經常說，如果沒有宋美齡，他的命運可能改寫。宋美齡一直對大伯比較照顧，她經常給大伯寫信，信的開頭稱之『Dear漢卿』。有時還會隨信寄來各種禮物。」宋美齡原本就與張學良及其原配妻子于鳳至很熟悉，20世紀50年代時，宋美齡幾次去美國看病，都特地找機會與于鳳至及其子女見面。回台灣後，她把見面情形寫信告訴張學良，每次提到于鳳至，她都稱「鳳姐姐」。也許因為宋美齡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那時對趙一荻幾乎隻字不提。而張學良最終與于鳳至離婚、與趙一荻結婚也是在宋美齡提議下完成的。自這一次公開露面後，張學良的生活有了些變化。在宋美齡和蔣經國安排下，他自己出資選地設計，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復興路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樓房，院里有假山、魚池、花房等，條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時大伯還是不能輕易與家屬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曾任蔣介石私人醫生的盧志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聽說那天大伯、大媽到董顯光家做客，隔著大玻璃窗，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兒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坦率地說，我有些失落，這個形象與大伯在我想像中的『英俊少帥』的樣子相差太遠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當局」批准下與家屬見面。而這一面，他與壽夫人及弟弟張學森等親人之間，整整隔了25年。

此時張學良的「自由」仍有限，來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他在外頭不可以隨便跟生人講話，否則會被警告。有時大伯在外面會被人認出來，那些人或者想問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馬上被身邊的那些便衣攔住。」

「每次到我們家，身邊總是有七八個便衣跟著。伯父來之前，他們先進屋，每個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見有陌生人，就會逐一盤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趕走。我們一家人聊天時，他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對此也特別反感，經常對他們說：『可以了吧，你們可以下樓了吧！』到了吃飯時間，我直接下逐客令，他們就下樓自己吃飯。」

而那時的張學良對此已經很淡然，他總是跟張閭蘅說：「行了，你別跟他們衝突了，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為了避免給大伯他們找麻煩，張閭蘅平時也不常去，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張家兄弟中，張學良與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走動得比較多。「大伯特別喜歡到我們家來」，張學良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經常通過姐妹倆了解外面的世界。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時上樓來催，趙一荻有些緊張，可張學良正聊得興頭上，故意裝聽不見。「大伯曾跟我們提起，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可當年風雲一時的『少帥』，眼下連基本自由都沒有。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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