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守誠：漢晉時期「十二辰配禽」說的方術化——基於出土文獻為背景的探討

內容提要：秦漢時期是「十二辰配禽」說形成及定型的重要歷史時期。考究古代文獻史料，可以發現「十二辰配禽」說與生肖命術論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太平經》將生肖動物與十二紀年地支相配屬，藉此標定人的生年及時運，同時將漢代社會中盛行的干支、時氣及星宿方位等原理糅合到一起進行綜合考量，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漢代生肖宿命論的整合步伐，對後世數術學的發展起到積極影響。東漢以降，定型後的「十二辰配禽」說在民間傳播過程中，方術化趨勢從未停止，而是轉換了方式和途徑，通過宗教化改造後出現在玄門典籍中。「十二辰配禽」說流入道教以後，為了與神學體系相配合，不斷調整和變通原有的學說框架和觀念基礎，進一步拓展了理論深度，同時強化了神秘色彩和可操作性，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簡介：姜守誠，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原文出處：《四川文物》2015年第2期

十二生肖是中國古人的重要觀念，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迄今仍為全球華人及部分亞洲民眾信奉和傳承。「十二辰配禽」說是生肖觀念的理論源頭，至遲在戰國晚期就已產生，嗣後得以發展、完善和定型。漢晉之際，「十二辰配禽」說亦為道教所重視和和採納，施以宗教化改造、賦予神秘色彩，從而推動「十二辰配禽」說的方術化轉變。本文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側重考察其與生肖命屬、知名劾鬼等道術相融合的過程，將有助於全面了解「十二辰配禽」說的歷史沿革和文化內涵。

一、十二禽說與生肖命定論

十二生肖肇端於何時?學界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清人梁章鉅認為：「十二辰各有所屬，其說始於《論衡》……合之今說，已無參差，而統謂之曰禽。《北史》宇文護母貽書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梁沈炯有《十二屬詩》，屬之稱當在此時。」清人趙翼則稱其始於東漢、本起於北俗，其在《陔余叢考》「十二相屬起於後漢」條中談道：「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竊意此本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這兩種觀點，已被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推翻。

(一)秦漢出土文獻中的「十二辰配禽」說

近幾十年來秦漢簡牘資料陸續出土，其中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孔家坡漢簡等《日書》文獻均涉及「十二辰配禽」的說法。學界大抵認為這就是後世「十二生肖」說的雛形，或者說是早期「十二生肖」。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章就開始將值日地支配以特定動物，如云：「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巳，蟲也。……午，鹿也。……未，馬也。……申，環也。……酉，水也。……戌，老羊也。……亥，豕也。」上述地支配禽無疑是後世十二生肖之雛形。對此，饒宗頤予以肯定：「據日書，十二獸之形成，已在先秦時。」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談到的十二禽名與東漢時人的論著存在一定差異。東漢王充《論衡》卷三《物勢篇》載：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

曰……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虵也。申，猴也。

又卷二三《言毒篇》載：「辰為龍，巳為蛇。」卷二四《譏日篇》亦言：「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

此外，東漢蔡邕《月令問答》也有相關內容：

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牙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11)

睡虎地秦簡《日書》收錄的十二辰禽名(實計11個)僅有6例與漢代文獻相符，午、申、酉、戌四個地支配禽與後世通說存在較大差異。儘管如此，我們尚不可據此推斷後世通行的「十二辰配禽」說是到漢代才得以成型。這是因為，其他出土資料證實秦代已出現漢代人所盛行的那種配法。如放馬灘秦簡《日書》(甲、乙種)記載了地支十二禽的順序及名稱分別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蟲、巳雞、午馬、未羊、申侯、酉雞、戌犬、亥豕。(12)其中，巳、酉二支均配以雞，頗不合理，有學者推測系「巳蛇(蟲)」誤抄所致，故與漢代文獻及後世說法大略相符。據此推知，秦時乃流傳幾種關於地支與禽屬之搭配。(13)劉樂賢將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孔家坡漢簡《日書》予以對比和分析，指出：「早期的十二禽確實存在不同類型：有像放馬灘《日書》那樣和後世完全一致的類型，也有像睡虎地《日書》、孔家坡《日書》那樣與後世說法存在較大差異的類型。也就是說，戰國秦漢時期的十二禽搭配尚未完全固定，各地可以有不同的配法。」(14)這些不同的配法，在西漢時仍有流傳，殆到東漢則漸趨統一。(15)以上討論橫跨秦漢社會的幾個歷史階段，足可反映出「十二辰配禽」屬名變遷的基本情況。為了便於對照，茲列下表(表一)：

(二)東漢道書《太平經》中的生肖命定論

令人遺憾的是，已往研究大都忽略了東漢道教典籍《太平經》所涉及的有關生肖命屬的豐富信息。(16)該書對此命題展開的論述，恰可以彌補漢代生肖說之不足，彌足珍貴，應引起學界重視。如《太平經》卷一一一《有德人祿命訣》載：

命在子午，其命自長。丑未之年，不失土鄉。壽小薄，不宜有惡，使付土鄉。壽未盡，籍記在旁，雖見王相，月建氣以不長。所以然者，在土之鄉，故令坤艮之鄉，其壽自減，生日及時，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進，價作已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辰戌之歲，天門地戶，天土地土，自當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聖智土，地土有賢。雖有衡，衡伍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戌，月建相破，以為大惡。天門地戶相對，陰陽相望，生日直之。天戊日復直歲生，是為大德之人，無所妨，固宜勿惶懼。地土出賢為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惡者，人自不知，以土為人，皆屬土府。壽命有期，直聖得聖，直賢得賢，是天常法，祿命自當。或出神仙。寅申之歲，(17)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為文章，在木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但宜清潔，天遣令狩，不宜數見，多畏之者，名之為虎。年在寅中，命亦復長，三寅合生，乃可久長。申為其沖，了不相亡，多惡畏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眾多。其命在金，行害傷人。故令小壽，是為可知。事神忽荒，精邪厭畏無常，少有利時。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復同。卯主於東，系命東星，多所生活，人民飲食。卯故言東方，正卯為東之中。春生榮華，夏長其實，無所不施，莫不被德。故名東星為仁，不忍中傷。天惜人年，復得久長。西正酉復在金鄉，喜行戰鬥，不得久長。行惡自然，何從久生，雖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其六七惡，日亡其過半，是為可知。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復以其名為之，重陰無陽，命自不長。三陰會時會復當，故言巳亥，拘主開藏。亥主西北，巳主東南，所向所為，少得其宜，治生難以進，壽難以長。(18)

據此可知，《太平經》已試圖將十二紀年地支與選擇術、星命術加以溝通，使生肖禽屬之特質與對沖原理、月建學說、斗極崇拜、陰陽五行、易學原理等糅合在一起，並根據人出生時的干支、時氣及星宿方位等推算祿命。其中，有幾點內容值得注意：

第一，經文將十二地支中方位對沖者歸屬一類，也就共計六類：命在子午、丑未之年、辰戌之歲、寅申之歲、卯酉之命、巳亥之期年。《太平經》論命時多採取同類合論之形式，偶爾也合中有分，如寅申、卯酉等就先行綜論其類之共同特徵，然後再分論彼此的特質。

第二，《太平經》論命時雖以生年地支為主，但也將天干因素予以配合考慮，如上引經文談論辰戌之歲時，就言「天戊日復直歲生，是為大德之人」。這是說，雖然辰戌出生之人屬天門地戶對沖，世人據此傳說「月建相破，以為大惡」，然其所生之日恰值天干為戊、乃與辰戌之歲相合，不僅無所妨礙(「無所妨」)，其人也必備大德。

第三，《太平經》推算人之祿命時，指明將出生時的年、月、日、時辰等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此乃後世流傳「四柱推命法」(三命術、八字算命法)之濫觴。不同的是，《太平經》推論命勢時僅本於年、月、日、時中的某三個因素，即是說只有「三柱」，且「三柱」還未形成固定的說法：有時是指年、日、時辰這三種時間指標，如前述「丑未之年」本命屬土，若出生的日和時辰(「生日及時」)也屬土行，則就是「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進，價作已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而有時又將年、月、日這三個指標加以綜合，如談及寅年生人時說：「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年在寅中，命亦復長，三寅合生，乃可久長。」所以，《太平經》充其量僅算是尚未成熟化的「三柱推命法」。

第四，《太平經》推論某人命勢時也徵引了對應生肖禽屬的外在特徵；且從已知內容來看，地支與禽屬的排序配合大抵與後世通說相符。如經文論述寅申時說：「寅申之歲，其人似虎……寅為文章，在木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但宜清潔，天遣令狩，不宜數見，多畏之者，名之為虎。」「文章」一詞，見於《楚辭·九章·橘頌》，其云：「青黃雜糅，文章爛兮。」(19)即意為花紋或色彩上的絢麗多彩。據此，前述引文是說：寅年所生之人，其命如虎，長著色彩斑斕的皮毛、出沒于山川叢林之中，其他各類野獸均聞風而退避三舍、不敢與之爭鋒。然虎作為神獸，乃是奉天命而守護山林，故當勤勉自省、深藏不露，方可常保無虞。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蕭吉《五行大義·論三十六禽》乃將每個地支紀年分別配以大略同類的三種禽獸，其中談到寅年所值生肖之禽時云：「寅為虎、豹、狸者，三獸形類皆相似。寅為木位，木主藂林，寅又屬艮，艮為山，虎之所處。《集靈經》云：『寅為少陽，五色玄黃。』寅又有生火，火主文章，三獸俱班，並有文也。」(20)此處與上述《太平經》引文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思。《太平經》又說：「申為其沖，了不相亡，多惡畏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眾多。」大意是說，申年之人就像猴子，膽小謹慎、尤懼黑夜和人多，但又動作敏捷、行事果斷——「能緣木上下」。文中談論寅、申年生人之命勢時，則是從輪值禽屬的本質特徵而延伸開來。此外，經文所言寅之屬獸虎、申之屬獸猴，均與漢代及後世通說的生肖獸名及搭配次序相吻合。

秦漢簡牘《日書》配禽說中表示時間概念的十二辰支均系用以紀日而非紀年，《論衡》、《月令答問》等傳世文獻中則是紀日或時辰，而以紀年辰支配禽者當推《太平經》為先驅。《太平經》繼承了傳統的十二禽說，又創造性地加以改造，將生年地支與諸種選擇術因素糅合到一起，占驗時運或推算祿命時根據某人出生時的干支、時氣及星宿方位等諸因素進行綜合考量，藉此推衍禍福、預測吉凶，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漢代生肖宿命論的整合步伐，對後世命理學的體系建構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 、十二禽說的衍變及其鬼神化

東漢以降，「十二辰配禽」說趨於定型並傳承後世。與此同時，這種觀念在民間社會傳播過程中也絕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生擴延和變異，由此衍生出新說法。

(一)「十二辰配禽」說的擬鬼化

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收錄了當時流行的一種泛化配禽說，且通過宗教化改造而將所配禽屬全部轉變為神祇邪怪，並與傳統的知名劾鬼術相糅合，藉此作為道門中人登山涉水時劾鬼、禁邪的必備法術。如該書《登涉》篇云：

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豬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21)

此外，敦煌唐寫本P.2682《白澤精怪圖》(22)亦抄錄有類似的內容：

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間蛇也；稱仙人者，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麞也。申日稱時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字者，犬也；稱成陽翁仲者，狐也；稱人字者，金玉也。亥日稱臣(者)豬也。(23)

不難看出，二者沿革承襲的關係十分明顯。茲列表如下(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登涉》篇所列日支是按照寅、卯～子、丑的序次，此系採用夏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而敦煌本《白澤精怪圖》相關內容的地支順序則改為周曆的子、丑～戌、亥。據此推測，前述內容恐非葛洪自撰，乃是承襲了戰國、秦漢之際民間流傳的擇日禁忌及鬼神觀念，並將上述民俗說法予以文學化改編後的產物。

比對前引兩段文字，不難發現：敦煌本《白澤精怪圖》脫胎於《登涉》篇之痕迹十分明顯。只不過，敦煌本《白澤精怪圖》由於抄手的文化素質有限，出現不少漏抄、訛誤的地方。如漏抄了午日的內容——準確地說，應該是將巳日與午日中的相鄰二句漏抄了，從而將二者混淆到一起，即疏漏了「(巳日)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二句，從而將原本分屬巳、午二日的「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和「稱仙人者，老樹也」兩句錯誤地並聯在一起。此外，我們也頗懷疑「稱人字者，金玉也」本應屬亥日之內容。鑒於此，僅就這段內容而言，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在文獻學及校勘學上的意義不大。

(二)關於「三十六禽」雛形說的質疑

前引內容，有學者認為是早期「三十六禽」說。有關「三十六禽」說的最早著錄，學界公認的是現藏上海市博物館六朝晚期六壬銅式盤，(24)此外《五行大義》卷五「論三十六禽」條和《太白陰經》卷一〇《推三十六禽法》等文獻則略晚一些。上述三者「應是比較成熟的『三十六禽』體系」。(25)然而，李零認為《登涉》篇遠比上述材料更早，「很可能就是『三十六禽』的雛形」。(26)如他所言：「我們還想指出，《抱朴子·登涉》提到山中鬼怪各有與日(支日)相配的名號，都是由動物變成，只要知其當日的名號，則鬼怪不能為害……這裡所列禽名雖然還不是完備的『三十六禽』。但與上比較，一致性是明顯的。差異只是在於狼在寅不在戌，麋、鹿在卯不在午，蟹在辰不在丑，老樹在午不在未，麞在未不在午，狐在戌不在卯，金玉在亥不在申、戌。簡文所見的各種動物，與『十二生肖』並列，寅位有犴、貙、豹，辰位有玃，申位有猿、貉、豺，亥位有豚，從上述線索看，很可能就是『三十六禽』的雛形。」(27)我們對此持保留意見，現提出幾點疑問和反證以求教於方家：

第一，前引《登涉》篇中共列26種物名(其中禽獸24種，另有「老樹」、「金玉」各一)，敦煌本《白澤精怪圖》中殘見24種物名(其中禽獸22種，另有「樹」、「金玉」各一)。從數量上看，其與後世定型的「三十六禽」說相距達十個名目之多。那麼，是否存在《登涉》篇疏漏之可能呢?我們認為不存在這種情況。今本《登涉》篇所列十二日支中配三禽者計有三個(寅、卯、辰)，配二禽者計有二個(巳、午、未、申、酉、戌、亥、子)，配一禽者計有一個(丑)，而且從寅至丑有規律地呈現出分組遞減狀態，這就印證了今本《登涉》篇所列二十六禽名(物名)應系有意為之，而非疏漏所致。而且，敦煌本《白澤精怪圖》殘存的二十四種禽名也見證了唐代敦煌地區流傳的相關內容與今本《登涉》篇相差不大。據此，我們推斷：葛洪編撰《登涉》篇時，在他的頭腦中恐怕並沒有「三十六禽」的觀念或模本，而僅是對26種精怪的彙編、抄錄或轉錄。

第二，從內容上看，其與後世定型的「三十六禽」說相距甚大，近似度極低。李零先生曾以表格形式將六朝銅式、《五行大義》、《太白陰經》中記錄的「三十六禽」說加以羅列和陳述，我們將《登涉》所列二十六種禽名(物名)與之比對，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二者的差異性。即便以最寬鬆的標準來看，前引《登涉》所言與後世「三十六禽」說的重迭率(符合度)不過是47％強。換言之，《登涉》篇中僅有17種禽名與後世「三十六禽」說的日支禽名相互契合，分別是：寅之虎與狸(老狸)；卯之兔；辰之龍與魚；巳之蛇(社中蛇)；午之馬；未之羊；申之猴與猨(猿)；酉之雞(老雞)與雉；戌之狗(犬)；亥之豬；子之鼠與伏翼；丑之牛。前引李零先生的言論乃是因為有意迴避了日支及時辰的次序，而僅將《登涉》篇中禽名(物名)與後世「三十六禽」說的地支配屬全部打亂、做簡單的橫向比較，從而得出了「(二者)一致性是明顯的」結論。事實上，古代「三十六禽」說的意義不僅在於三十六種禽名，尤為重要的是這些禽名與日支的搭配關係。根據這一原則檢視《登涉》篇中禽名(物名)與日支的對應規律，不難看出其確與後世「三十六禽」說存在不少的差距，而契合部分17種禽名中若扣除當時流行的「十二禽」外，則僅有5種而已。事實上，「十二禽」說歷經戰國及秦代的分歧，至東漢時已形成了統一的固定用法(與今說相同)，魏晉時人更將其廣泛應用於各種占卜類數術文獻中。有鑒於此，我們觀察「三十六禽」說的演變及定型時，應側重於二十四種「配禽」的配法來考慮。故而，我們認為《登涉》是後世「三十六禽」雛形的說法，恐怕言之過早。

第三，對於「三十六禽」說的起源和來歷，《五行大義·論禽蟲》「論三十六禽」條云：「禽蟲之類，名數甚多。今解三十六者、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其十二屬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為三時，旦及晝暮也。」(28)引文談到「三十六禽」乃是基於十二屬(生肖)的擴大。這一說法為後人所接受和沿用，少有異議者。(29)不過，我們也發現二者其實存在本質差異：十二生肖是與年相配，即標註生年以推測年命，而「三十六禽」則是配日，即配屬以每日的三個時段。從數術學原理看，二者不應混淆為一套系統，但也不否認前者是後世「三十六禽」說的直接源頭。長期以來，我們似乎被《五行大義》所引王簡的言論誤導了(或許因為王簡及蕭吉生活的時代，戰國及秦漢時期盛行的《日書》「十二禽」早已淹沒不顯了)。據劉樂賢推測：「古代確實存在不同類型的十二禽搭配。大概由於地域不同，十二禽的選擇也會出現差異。其實，就是相鄰地域，其說法也可能略有差別。……秦統一中國後，楚系十二禽(或其部分說法)雖然仍在楚國故地一度流傳，但最後終遭淘汰。……楚系十二禽雖遭淘汰，但其中的一些說法並未完全消失。例如，在後來的三十六禽系統中，就保存了一些楚系十二禽的說法。……三十六禽的來歷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與十二禽的關係值得注意，它可能是將十二禽的各種說法加以整合的結果。也就是說，三十六禽不大可能是由域外傳入的。當然，也不排除三十六禽吸收了某些域外禽名的可能。」(30)

第四，南朝梁人釋僧佑《弘明集》卷一四引東晉僧人竺道爽《檄太山文》云：「《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虵；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龜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貓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猨猴玃；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豬犢、門戶井灶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方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31)引文談及的《黃羅子經》、《玄中記》均已佚。若將這段文字與前引《登涉》篇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二者的文風、套語及行文格式具有相似性，均是「自稱XX者」必是某類物精。只不過《登涉》篇的有關內容更豐富一些，並且搭配了紀日地支，從而顯得更具條理性和細緻化。換言之，前述《登涉》篇中相關內容顯然是經過了二次加工和整理，應是基於前說基礎上的發揮、引申及擴展。這就印證了我們之前的猜測，漢晉之際社會民眾中盛行一種觀念：各類精怪變幻人形，自稱某神、某人而惑亂世人，故據其自稱(身份)可推測出其原型。而葛洪不過是將當時流傳的上述說法加以搜集、整理和增擴。無論是未經修飾的母本，抑或葛氏整理本，均與後世「三十六禽」說無涉。而唐宋道書中屢見的道教化六十甲子神的說法則是前述《黃羅子經》、《玄中記》及《登涉》傳統的延續、改造和升華。(32)

三、結語

「十二辰配禽」說及後世生肖觀念，均屬於古代數術範疇。對此，劉信芳曾精闢指出：「生肖本質上屬於古代數術，是曆法和占卜的混生形式。……生肖形成以後，成為宗教、文化、習俗的載體，因而又是一種文化現象。」(33)又說「最初入選為生肖的十二種動物，都是因其稱名與相應地支在字形、讀音方面具有某種聯繫，才被數術家選擇為十二地支的所屬之禽。」(34)上述判斷，無疑是準確的。「十二辰配禽」說從醞釀、萌芽到發展、演變，始終與方技之流密切相關。東漢以降，「十二辰配禽」說雖然得以定型，但在民間傳播過程中的方術化趨勢從未停止，而是轉換了方式和途徑，通過宗教化改造後出現在玄門典籍中，如《太平經》、《抱朴子內篇·登涉》的相關記載，就充分反映出這一理論特徵和發展動態。「十二辰配禽」說流入道教以後，為了與神學信仰體系相適應，不斷調整和修飾原有的學說框架和觀念基礎，進一步拓展了理論深度，增強了神秘色彩和可操作性，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對於十二生肖問題，古今學人多有關注，不乏精彩論述。相關情況可參見a.(清)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續談》卷七「十二屬」條，《浪跡叢談·續談·三談》，第375～376頁，中華書局，1981年；b.饒宗頤：《十二生肖》，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第33～38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c.周慶基：《十二生肖說的起源和功用》，《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d.(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余叢考》卷三四「十二相屬起於後漢」條，第695～69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e.李學勤：《干支紀年與十二生肖起源新證》，《失落的文明》，第149～15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f.劉國忠：《試論十二生肖與三十六禽》，《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g.李零：《十二生肖的起源》，《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216～231頁，東方出版社，2001年；h.張麗華：《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i.劉樂賢：《十二禽、三十六禽新考》，《簡帛數術文獻探論》，第322～331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j.[日]南方熊楠著，欒殿武譯：《縱談十二生肖》，中華書局，2006年；k.陳懷宇：《從十二時獸到十二精魅：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獻中的十二生肖》，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3卷《從漢魏到隋唐：變遷與延續研究專號》，第293～33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清)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續談》卷七「十二屬」條，《浪跡叢談·續談·三談》，第375～376頁。

(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余叢考》卷三四，第696頁。

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持謹慎態度。如李學勤認為：「(睡虎地秦簡《日書》)簡文的十二禽僅和值日地支聯繫。秦代已有干支紀年，但是值年地支是否也結合十二禽，還沒有證據。因此，這裡的十二禽還不好叫做十二生肖，而只是後者的濫觴。」(李學勤：《〈日書〉盜者章研究》，《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165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秦漢簡牘《日書》中「十二禽」乃與日支相配，用以占卜盜賊和取名，而《論衡》、《月令答問》等漢代傳世文獻中則系紀日或時辰，均與後世標註生年的「十二生肖」說有明顯的差異。所以說，配日支的「十二禽」與配年支的「十二生肖」之間的關係，還有待深究。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19～220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簡文未載辰之配禽，或系漏抄所致。

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第37頁。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三，第148頁，中華書局，1990年。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三，第150頁。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二三，第957頁。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二四，第994頁。

(11)(漢)蔡邕：《蔡中郎集》卷一〇，《四庫備要·集部》第428冊，第16～17頁，(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

(12)a.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第3～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b.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第84～85、90～91頁，中華書局，2009年。

(13)李學勤認為：「秦代已有干支紀年，但是值年地支是否也結合十二禽，還沒有證據。因此，這裡的十二禽還不好叫做十二生肖，而只是後者的濫觴。」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156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第326頁。

(15)饒宗頤也認為：「漢代以來，十二屬獸名已有固定。」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第37頁。

(16)有關《太平經》的研究情況，可參姜守誠：《〈太平經〉研究——以生命為中心的綜合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17)筆者懷疑此處文字似有遺脫。

(18)王明編：《太平經合校》，第547～548頁，中華書局，1960年。標點略作修正。

(19)(宋)朱熹集註：《楚辭集注》卷四，第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0)(隋)蕭吉著，錢杭點校：《五行大義》卷五，第150頁，上海書店，2001年。

(21)王明：《抱朴子內篇(增訂本)》卷一七，第304頁，中華書局，1985年。引文標點略作修正。《金樓子·志怪篇》：「山中有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者，狼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矣。」(梁)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卷五，第1170頁，中華書局，2011年。

(22)據研究，今敦煌卷子中屬於《白澤精怪圖》共計2件唐代寫本殘卷：P.2682(首殘尾全，存99行、19圖)，S.6261(首尾殘，存圖6幅、說明7段)。a.陳槃：《古讖緯書錄解題(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7年；b.饒宗頤：《跋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兩殘卷》，《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c.[日]佐佐木聰：《〈白澤圖〉輯校-附解題-》，《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14號，2009年11月；d.游自勇：《敦煌本〈白澤精怪圖〉校錄——〈白澤精怪圖〉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e.游自勇：《〈白澤圖〉與〈白澤精怪圖〉關係析論——〈白澤精怪圖〉研究之二》，《出土文獻研究》第10輯，第336～363頁，中華書局，2011年；f.[日]佐佐木聰：《法藏〈白澤精恠圖〉(P.2682)考》，《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23)a.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123冊，第289頁，(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6年；b.游自勇：《敦煌本〈白澤精怪圖〉校錄——〈白澤精怪圖〉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第435～436頁。

(24)李零對迄今發現的各類式盤實物的形制及原理做了翔實的分析和討論，其中就包括這件銘刻「三十六禽」內容的六壬式盤。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89～176頁。

(25)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229頁。

(26)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230頁。

(27)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229～230頁。

(28)[日]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增訂版)》卷五，第212頁，(東京)汲古書院，1984年。

(29)如李零所言：「關於『三十六禽』……它是十二生肖的擴大，即以十二生肖為主，每一辰位增加兩種有關動物。」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228～229頁。

(30)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第331頁。

(31)(南朝梁)釋僧佑：《弘明集》卷一四，第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2)關於道教化六十甲子神的說法，詳見《六十甲子本命元辰歷》(《道藏》第32冊，第717～719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約唐代王仲丘(邱)撰《攝生纂錄》「行旅篇」(《道藏》第10冊，第715頁)，南宋蔣叔輿編次《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〇「六十甲子直神」條(《道藏》第9冊，第431～432頁)，原題「天真皇人撰集」《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卷四二《元綱流變品》「六十甲子官君符」條(《道藏》第3冊，第848頁)。

(33)劉信芳：《出土簡帛宗教神話文獻研究》，第194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

(34)劉信芳：《出土簡帛宗教神話文獻研究》，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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