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引發了音樂史上著名騷亂的首演，牽出與香奈兒的秘密情事

現代音樂的開山之作《春之祭》

其百年前的首演卻引發了一場災難性的騷亂

卻同時也吸引了時尚女王的目光

1913年5月29日，星期四晚8點45分，一場在巴黎香榭麗舍劇院的首演引發了音樂史上有名的騷動。這天晚上的劇院里充斥著各種喧鬧聲，口哨謾罵不絕於耳，在觀眾席里更是有人大打出手，甚至驚動了憲兵從大街上衝進來維持秩序。

紐約時報在九日後報導了這場騷亂

引發這場「災難」的，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劇《春之祭》的首演。

整個舞蹈滑稽可笑，音樂純粹就是刺耳的噪音。但還是有些新鮮的東西，甚至還有點兒天才。但放到一起就是瘋子的作品。

——賈科莫·普契尼

關於首演當晚的騷亂景象，雖然幾乎所有的西方音樂史里都不惜筆墨，但也無法全景重現。斯特拉文斯基曾回憶說：「《春之祭》的首演發生了一場風波，想必人盡皆知。說來也奇怪，我自己對此毫無心理準備。音樂家與樂隊排練時沒有過這種表示，舞台裝置也不像是會導致騷亂的樣子……」

2013年5月29日，距《春之祭》首演整整一百年。「指揮沙皇」捷傑耶夫帶領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在巴黎香榭麗舍劇院再度奏響該作。

當幕布拉開，一群扎著長辮的俄羅斯少女擰著內八字腿上躥下跳時，人群就開始騷動了。這種直面人類原始動物性生命能量的舞台作品在一百多年前顯得相當離經叛道，視聽感受更是前衛大膽，樂器的嘶叫、和聲的犀利、舞蹈的怪異張力以及令人崩潰的節奏將巴黎人的情緒煽動起來。首演當晚，少數的欣賞派和大多數的反感派當場衝突，最終由口角演變為衝撞，進而發展為騷動。

在這場騷亂中，有一個女人倒是看得饒有興緻。演出結束後她到後台，卻被暴怒的作曲家擋在了門外。七年後，因俄國革命而流亡的斯特拉文斯基與之在巴黎與之重逢。彼時，她已經搬進康朋街31號，建設起了她日後的時尚帝國。

《春之祭》首演的餘音依舊繚繞在她的耳畔，出於對這位生活窘困的俄羅斯音樂家才華的欣賞，她便邀請其客居在她位於巴黎郊區加爾舍的別墅，成為了這位作曲家的贊助人。這個女人便是可可·香奈兒。（ 關於斯特拉文斯基和香奈兒的更多軼事，有興趣的小夥伴可參看電影《香奈兒的秘密情史》）

香奈兒與斯特拉文斯基（左五）等

八卦之餘，讓我們回到作品本身。當人們看見「春天」的字樣時，或許會期待樂如其名優美宜人。通常和春天有關的音樂都彷彿洋溢著大自然的鳥語花香。然而，這部《春之祭》卻和一般而言的春天毫無關係。斯特拉文斯基本人說他的音樂試圖描繪「春天的蓬勃力量，大自然新生的極度高潮」。他所定義的春天的概念是全新的——詭譎的、冰冷的，後達爾文時代瘋狂無序增長的春天。

《春之祭》由兩部分組成，分別代表白天和黑夜、男性和女性、以及準備和祭獻。這部作品的副標題是「俄羅斯異教徒的圖像」，描繪了遠古蠻荒時期的一種崇拜儀式：年老的智者們圍成一個圓圈席地而坐，眼看著一名少女跳舞至死，把她作為告慰春神的奉獻。既有原始人對大地的頂禮膜拜忘情舞蹈，有對大地回春、生命繁衍的陶醉與狂 喜，更有向春之神獻禮的人祭。

無論是音樂還是舞蹈，都將原始崇拜感召下迷狂的精神狀態表現出來，其風格不僅粗獷，更是粗野、兇猛而粗暴。這種源自於原始人類的野蠻與直率，完全就是對十九世紀歐洲文化傳統的挑釁，因此當時被批評為「褻瀆了優雅」。

瓦倫丁·胡戈的《春之祭》「祭祀舞蹈」素描，繪於1913年該劇原版的排練期間。其舞蹈設計、服裝和舞台布景被認為與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一樣震撼。

在《春之祭》中我不受任何一種體系的指導。我只藉助於我的耳朵。我聽，並且只寫我所聽到的。我是《春之祭》從中穿流而過的容器。

我誕生在因果關係和決定論的時代里，可是活到了概率論和偶然性的時代。我誕生在一個慷慨地用教條式的概念解釋自我的世界裡，可是在經歷了一些學說的更替之後，我活到了一個幾乎完全用心理分析概念解釋問題的世界。我是受著『槍由於扣動扳機而射擊』這樣簡單道理教育長大的，如今我不得不認識到在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簡單事實是由過去積累起來的能力的整個宇宙所決定的。

——斯特拉文斯基

伯恩斯坦排練《春之祭》，間插訪談

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Фёдорович 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是美籍俄國作曲家、指揮家和鋼琴家，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西方現代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革新過三個不同的音樂流派：原始主義、新古典主義以及序列主義，被譽為「音樂界的畢加索」。

說到「音樂界的畢加索」，斯特拉文斯基還真與這位同時期的現代派畫家有著不解之緣。其風格轉換的情況與畢加索有著有趣的平行對應，他們的創作生涯也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藝術流派的轉變。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們一同在花都巴黎各自施展才華，聲譽鵲起。因有著相同的藝術見解和探索求新的追求，他倆彼此惺惺相惜，非但是藝術上的知音，更是精神上的摯友。

科克托、畢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奧爾加·畢加索在簡-雷斯-平斯，1925年

二人當時都是新古典主義運動的倡導者。被認為是第一部新古典主義作品的舞劇《普爾欽奈拉》，它的舞台布景和服裝設計都出自畢加索之手，而在斯特拉文斯基工作室的牆上也長期懸掛著畢加索送給他的肖像。

畢加索為斯特拉文斯基所繪畫像

斯特拉文斯基是個具有強烈時代意識的人。米蘭·昆德拉的《紀念斯特拉文斯基即席之作》一文中，評價他有「擁抱音樂史全部時代的意願」。

1960年斯特拉文斯基和CBS哥倫比亞交響樂團合作，並由他親自指揮的一個版本。以下為音頻。

對於一生中面對的時代變遷，斯特拉文斯基極為敏感，其多變的音樂風格有多少是由內心對時代與世界的反映所決定的。他的創作道路顯示出表層上的冒險與實際上的妥協。他說「我在我誕生的這個世界上站住了腳」，但他站立的地點不斷更移與晃動，多變與不定型使他聲譽日隆，使追隨他的評價者難以下手。

《春之祭》被英國古典音樂雜誌《Classical CD Magazine》列為對西方音樂歷史影響最大的50部作品之首。一般而言，成功的首演可以為一部作品帶來聲譽。但《春之祭》似乎恰恰相反，它的聲譽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首演的失敗，得益於騷亂的醜聞。這一看似荒謬的現象正是那個時代的風潮使然。20世紀初，西方藝術領域正處於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期，藝術與社會均需要革新與叛逆的精神。

也許在我們心底的某個角落，始終存留著先祖遺傳下來的對自然和神聖的敬畏。而斯特拉文斯基用狂野的節奏和音響將之喚醒，讓我們在迷醉的狀態中向大地和春天頂禮膜拜。 《春之祭》之所以有著持久的藝術魅力，想來便是緣於此吧。

文 編輯 _ E.L. |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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