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被西方入侵，中國這頭獅子何時才能睡到自然醒

某種程度上中國是被西方列強一腳一腳踹進近代世界的。

這其實是來源於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理論。

他認為中國社會在儒家學說的統治下保持著極大的穩定性，當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後來由於西方不斷的挑戰刺激了中國的覺醒和發展。

今天就來聊一聊，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能不能自己覺醒？如果能的話，要等到什麼時候？

（圖）右二費正清，右一梁思成，右三林徽因

聊這個問題之前還是不得不聊一些打引號的「歷史哲學」。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叫做「歷史不能假設」，不管專業還是非專業的，大家似乎都會用，用的還挺順手。

而我們今天預設的話題的就是個假設的話題，所以這句話要是不先解釋清楚，那後面的文章就都變成廢話了。

「歷史不能假設」這句話是沒錯的，但是它被很多人理解錯了。

我先列舉兩個命題，大家不妨思考一下這兩句話是不是一個意思。

命題一：歷史不能假設；

命題二：歷史不該假設。

這兩句話顯然不是一個意思，命題一強調的是「可能性」，命題二強調的是「必要性」，這在邏輯上差別很大，但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對這兩個詞用的一直是很模糊的。

「能」和「該」不是一個意思，一個是「can」，一個是「should」，但是很多人把「歷史不能假設」理解成了「歷史不該假設」。會出現這種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是不學「邏輯學」的，等實在繞不開了我們就把邏輯學放到數學裡去學。

學人文學科不研究邏輯，這在西方是無法想像的。

「歷史不能假設」這句話說的是用「假設」的方式去思考歷史是無結果的，因為任何一個細微歷史事件的變化都會導致蝴蝶效應，每個事件變化會產生很多種可能，每種可能又會產生很多種可能，推下去就是指數性增長，無數種可能，遠遠超過計算量了，所以用「假設」的辦法去思考歷史一定思考不出來一個結果，但是「無結果」並不等同於「無意義」。

那麼「假設」歷史的意義在哪呢？

經驗在一個人的決策中所佔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經驗。

但是獲得知識不能只是靠經驗，難道要把世界上的南牆都撞一遍才能知道那條路正確嗎？

這樣太笨了。

好比做一道歷史選擇題，如果你研究了這道題為什麼選A，那你就只學會了一個知識點，如果同時還能再研究研究BCD為什麼是錯的，就能一下掌握四個知識點。

（圖）托馬斯·莫爾

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從假設到實證的過程，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是歷史發展的趨勢是能夠演繹的。

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時代，這就更好理解了。過往的歷史就是我們的「資料庫」，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一系列相關學科的一些規律性的研究成果就是我們的「演算法」和「模型」，有了樣本和數據，演算法和模型，我們就能定性地預估歷史發展的趨勢。

歷史學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導致它只是一門學科而不能成為一門科學。

首先是數據準確度低，因為史料不可能完全真實；其次是人文社會學科的結論往往有規律沒定律，它只能定性研究沒法定量研究，我們可以用「基尼係數」來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但是不可能算出來一個常數，說基尼係數達到某個點必然引發社會動亂。

基於以上原因，未來顯然不可能通過歷史來預測，但是完全可以參照歷史來預估。

結束了這些抽象的思辯，我們返回預設話題——如果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能否自己步入近代社會？如果能的話，要等到什麼時候？

（圖）清明上河圖

十四、十五世紀，義大利正處於分裂狀態，封建主義因素相對薄弱，加之地中海沿岸的優越地理位置，商品經濟逐漸發達，手工業和農業初步分離，興起了威尼斯、弗羅倫薩等一大批工商業城市。在這些城市中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工場手工業，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

此後，資本主義萌芽在歐洲的土壤中茁長成長，長成參天大樹，並展現了驚人的力量。

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在這種驚人力量的驅動下，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可以說直到二戰結束，冷戰局面形成，絕大部分世界一直是被資本主義所主宰。

那麼同樣或類似的「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古代史中是否有出現，又是何時出現的呢？

現在公認最晚在明朝中葉，江南的絲織業，廣東的冶鐵業中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到清中葉已經得到了一定發展。

也有一些觀點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於北宋，甚至更早的唐代。

如果按照明代計算，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時間就大致與西方相同，如果按照宋朝或者唐朝計算，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要遠遠早於歐洲了。

既然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的這麼早，那為什麼資本主義誕生在歐洲呢？為什麼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長期以來一直停留在萌芽狀態呢？

（圖）伽利略望遠鏡。伽利略，義大利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科學革命的先驅，

講理論不如講故事。

自古以來，絲綢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貨物之一，也是西方最嚮往的中國貨物之一，因此中國古代溝通西方的商路被稱為「絲綢之路」。

新航路開闢之後，西方商船紛紛到中國採購絲綢，儘管當時只能通過廣州一地出口，嚴重阻礙了絲綢貿易的正常發展，但是絲綢的出口量仍是連年暴增。其中以著名的「湖絲」（就是容易與「福州」搞混的那個「湖州」一帶盛產的絲綢）最為緊俏。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一份奏摺中說：

「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為重。每年販賣湖絲並綢緞等貨，自二十餘萬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白銀）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白銀）三十餘萬兩之多。其貨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轉售外夷，載運回國。」

大量的絲綢出口，導致了國內供不應求，絲價大漲，跟往年相比很快增長了數倍。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絲織品價格暴漲的問題，這很可能就是「工業革命」的一粒種子。英國工業革命的開端就是一粒「紡織品供不應求」的種子。

供不應求導致價格上漲，價格上漲又刺激了商人們擴大生產，增加產量。

當傳統的生產方式發揮到極致仍然無法改變這種「供不應求」的局面，就會刺激行業技術革新，「飛梭」和「珍妮紡紗機」就是這樣誕生的，而「飛梭」和「珍妮紡紗機」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開端，可以說紡織品的供不應求正是引發工業革命的動力之一。

此後仍然是為了提高產量，又出現了「水力紡紗機」和以蒸汽機為動力的紡紗機。

當生產力發展到遠遠高於了英國國內的市場需求後，就促使了英國去尋求海外市場，成為促使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的動力之一。

（圖）珍妮紡紗機

前面所說的乾隆年間國內絲綢的供不應求導致絲價暴漲的問題，就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一粒種子，這裡種子在歐洲的土壤中引發了工業革命，在中國的土壤中又會是什麼命運呢？

絲綢的供不應求會刺激江南的絲織業飛速發展？

會有更多的農民脫離土地而成為手工業者，進而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會引發技術革新甚至中國版的工業革命？

會有大量的農田被圈佔用來種桑養蠶從而引發中國版的「圈地運動」？

……

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因為中國有一個歐洲人無法想像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絲綢對於大清王室可是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國內絲綢價格的暴漲很快觸動了乾隆皇帝的敏感神經。

面對這一危機，乾隆皇帝果斷出台「宏觀調控」措施，下達了一道諭旨：「前因出洋絲斤過多，內地市價騰踴，是以申明限制……」，翻譯過來就是兩個字——「限購」。以後每艘商船隻許購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

這一道行政命就將這一粒「工業革命」的種子永遠扼殺在了萌芽狀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長期以來就是這樣一種畸形發展的狀態。

不可否認，用行政命令應對危機是最簡便見效最快的方法，比起結構性改革不知道要簡單方便多少（而且在前一篇文章中也論述過天朝的政策史只考慮政府方便不考慮商民利益的），但是長期來看它的效果一定不如結構性改革，因為它治標不治本。

西方的政府何嘗不希望通過這種簡便的方法來做事呢，只不過西方的政府可沒有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政府那樣的統治權威。

（圖）清末廣州十三行

1815年英國政府搞了一個「穀物法」，強制實施高額進口關稅，把歐洲大陸的廉價農產品擋在英國國門之外，從而保護英國地主的利益。這個思路和乾隆皇帝的思路很相似，也是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

結果由於英國限制歐洲大陸農產品進入，歐洲各國也開始報復性地限制英國的工業品，導致了英國企業主和資本家們的不滿，最後政府被資本家搞得灰頭土臉不得不廢除法案，宣告了資本成為英國的最高權力。

」

今天全世界都批判資本權利，但是在當時資本權利代替王權那絕對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反觀中國古代，哪有一個商人有能力挑戰皇權？即便你富可敵國，一道聖旨甚至一個小衙門就能讓你家破人亡。

再比如中國古代的高利貸，雖然那是一種罪惡，但是高利貸如果按照其本身的規律發展下去，就會產生貨幣資本，會產生近代的銀行業。但是中國的高利貸產生的那麼早，為什麼到最後也沒有發展成銀行業呢？（錢莊跟銀行有著很大的區別）

（圖）穀物法（Corn Laws，或稱「玉米法案」）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在西方可能主要體現出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中國古代更多體現的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而且這種反作用力出奇的大，有時候大到讓人看不懂到底還是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換言之，政治權利的過分集中就會阻礙經濟的按照其固有規律的正常發展，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政體就是一塊「鹽鹼地」，在這塊「鹽鹼地」里「種子」也就最多發育成個「萌芽」。

所以很多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典的經濟學原理和調控措施，拿到天朝來就會莫名其妙的適得其反。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丨《雪松說事》專欄 文：林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