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悅讀‖劉廼中：回憶啟功先生

劉廼中，字漢寬，1921年2月生於北京，天津楊柳青人。曾任吉林市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1944年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書法師事啟功、刻印師法王福庵。書法能各體，最長於篆、隸，尤以漢篆深厚古樸、獨具特色。治印端莊古雅，遒麗多姿。

六十年雨露深恩，憶賞奇析疑，談詩論韻，故府記遊蹤，歷歷前塵猶縈心目；超時代鴻儒巨匠，每辨真鑒古，解字詁經，硯邊蒙教益，循循善誘獲溉終生~

（一）

第一次知道啟功先生名字是 1935 年的夏天，那時，我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長我三歲的哥哥廼隆在匯文中學念初中 。一天，哥哥從學校拿回一本匯文中學的年刊，在形形色色的畫面中，署名啟功的國畫吸引著我的眼神—儘管當時還是童稚之年，可能受些家庭環境的影響吧，對書畫之類，已是情有獨鍾。觀賞之餘，「啟功」兩個字深深地印在腦海中。後來，我在二伯父貢揚公（名毓瑤）那裡多次聽到啟功的名字，雖未見面，神交已久。

我的二伯父貢揚公酷嗜金石、雅善書法、尤長篆書，是北平「冰社」的成員。冰社成立於民國十年（1921 年，正是我的生年）是一部分研究金石文字的學者和古文物愛好者，為了發揚國粹、研究學術、交流觀摩藏品等而成立的友好型的鬆散組織。最初社長是易大庵，副社長為齊宗康、周康元，秘書為孫壯、柯昌泗。據我所知，隨後還有許多書畫篆刻家如壽璽、金禹民、胡佩衡、徐宗浩、汪靄士、丁佛言等加入其中，我的二伯父也是成員之一。比我大八歲的啟功先生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

這裡，不知誰帶的頭，年輕些的都叫我二伯父為「二大爺」，啟功先生也就隨著叫起來。

我於 1939 年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不久就見到了擔任國文教員的啟先生。他親切地談起我們間的世交，談起我們共同的「二大爺」。我們好像成為了平輩，師生間的「隔膜」一下子打消了。在我心目中這位早就仰慕匯文年刊中的「學前輩」（我從小認為能畫那麼好的畫、尤其是山水畫的人是很了不起的），這時又和我共同叫著「二大爺」，是那麼平易可親。隨著交往日深，師友之情與日俱增。

大約從 1939 年秋季開學起，我就邀集了同班嗜書愛畫的同學王大安、金鳳林、郭崇元、李年生、樂芝田等，再加上不約而同的美術系的梁敬蓮、張瑾、袁小舟、張學禮等，或則數人邀集，或則個人行動，反正啟先生（當時都這樣稱呼，一直沿續到現在）家有著無窮的凝聚力，每到星期天，尤其是我和王大安差不多很少缺席。我們向先生請教和談論範圍很廣，大體上以書畫為中心，兼談藝術界和學校瑣事等。先生知識豐富、幽默善談，更多的時候是桌上鋪著紙，陳著筆墨，先生總是一邊動筆一邊「閑」聊，在邊寫（畫）邊講中，又是書畫理論，又是文化知識，又是文壇掌故，又是各處趣聞……經常是一個禮拜天的上午或下午，就這樣極度愉快而充實地過去了。這種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言教身教，是我們終生難忘的最美好的日子。

先生家裡人口簡單：母親和姑姑、先生夫妻二人。一家雍雍睦睦、和諧愉快。那時大家都不富裕（有一二同學家境較好），但是如此經常地（常年累月）向先生請教，我們誰也沒有想到還要拿點什麼「束脩」之類，也沒有一點點酒食徵逐，互相饋贈。有的只是跟先生求張字、求幅畫，求個扇面……都是小品，誰也不好意思求大的。回想起來，我求的包括扇面等也不下十幾件，六十年來，經過歷次劫難，今天留下的作品，僅剩下二尺小聯一副，山水扇面一件（背面是溥侗寫的 —溥侗，字西園，別署安處齋，藝名紅豆館主，擅書法、詞曲，為清末民初著名京劇、崑曲票友）已經堪用自慰了。

（二）

我們上大學一年時的下學期，學校組織了一堂安排在階梯大教室的書法講座。這個講座由陳垣校長主持，啟先生主講。這是我在輔仁大學讀書期間聆聽惟一一次的大規模、高水準的書法講演。講台上配置了當時最先進的反射幻燈機（我記得是德國蔡司的），啟先生準備了大量的圖片資料，講堂上黑著燈，啟先生一邊講述，幻燈配合著講述變更著幕布上的畫面。其中有一組「鏡頭」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展示當時剛從新疆高昌出土的一方魏碑墓誌，墓誌為硃筆書寫，有趣的是只刻了一半。估計是兵荒馬亂中不及刻完，匆匆入土為安的。從照片上顯示出硃筆書寫的未刻部分筆痕宛然，而刀刻部分則刀痕桀驁清晰可見，除文字未改外，與書寫部分的筆致全然不同。這是一個極有說服力的鐵證：那一時代的石刻風氣，集中表現了刻手的「不聽話」，從學其書法角度來說，學習時無論如何要特別慎重。啟先生後來寫的詩更為明確「學書自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詩寫於 20 多年後的 1961 年，而其犀利之目光、精闢之論據，此時已完整地形成了。

在用筆上，啟先生常用「筆肚」一詞來講授，常說「筆肚沒寫出來」「筆肚寫出來了」。今天回想起，說「筆肚」就是「中鋒」，似乎還不全面，我想是否再加一個「立體感」或者更接近些。

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啟先生教我們每個人練字，不是要求每個人都寫同一種帖，而是跟據每個人自己的面貌來介紹臨寫什麼。我以前寫褚遂良，同時寫篆隸，也臨過幾天王羲之《聖教序》，但寫起行書來卻非王非褚，模樣有點不上路。先生看後略顯躊躇，對我說，「我把宋高宗介紹給你，你看怎麼樣？」說完從架上取下一本日本影印的冊頁，是宋高宗的墨跡真書。冊頁印製非常精美，我看後覺得我的字與它確有幾分相似，但不好意思開口借臨。先生看出我的心態，便毫不猶豫地遞給我：

「拿回去寫寫看。」我入輔仁大學前，已對篆刻有了「半仙之體」，入學後也頗得師友稱賞。在此時期，也為先生刻過印章若干方。由於印章的鈐本也遭到過劫難，檢點倖存的，只還有八方了，做為「印人」能夠存下鈐本，比起書畫家來，還真有這點「優越性」哩！

在啟先生身邊求教的日子持續到 1944 年我大學畢業。後來事務龐雜、行蹤不定，與先生見面明顯見少。

北平解放後，人們沉浸於建設新中國、新事業的興奮匆忙之中，同時作為我所最心儀的書畫篆刻，卻陷入一派「不景氣」。這些藝術品種，在一時間好像成了舊文化的代表。

國家當時「包下來」的政策，「包」不到自由職業者們如靠「潤筆」生存的書家、畫家和篆刻家們身上。而這些的傳統買主，則大部分流亡海外或收斂鋒芒，緊縮開支。

因此，這方面的市場一落千丈，琉璃廠書畫店成堆成垛的古書名畫無人問津，到了「給錢就賣」的地步。對於我，書法刻印，本來就是業餘自遣的性質，我有自己的社會職業，是被「包下來」的人員（啟先生當然也是），在這些方面的共同愛好，也只有放一放了。

一系列「運動」，直到「反右派」「文革」，種種浩劫，無法也不必細說了。總之，1979 年才一切開始恢復了正常，與先生三十年的睽違，才又恢復了來往。可惜的是，這時的我，早已失掉了北京戶口，而是遠在東北的「化外之民」。然而，只要是有機會到北京去，第一件必辦的事，就是向他老人家登門請安。而我在啟府所遇到的第一件遺憾的事，就是原來四口之家，那樣雍雍睦睦的完美家庭，兩位老人陸續凋謝，那位輕易不出一語而又隨時顯露出善解人意的笑容的章氏師母，竟然也撒手人寰棄我的恩師而去了，嗚呼！

（三）

1979 年 9 月的一天，我的妻子孫賢舒到北京出差，帶著我的「介紹信」找到啟先生當時的住處小乘巷，代我去看望啟先生。這是 30 年來第一次通音訊啊！先生看到來信，高興異常，隨即答應在我呈上的一幅清代舊紙上寫字，同時謙遜地說：「這麼好的紙讓我寫，非寫糟蹋不可。」先生並複信一封，回絕了我同時求對聯的要求。在信里推說寫不好，這當然是託辭，事後我才覺察到，帶去的對聯紙雖也是舊品 , 但圖案是木刻水印的折枝花卉，一左一右，上下聯各七枝，五彩繽紛，不免有點俗氣，領悟之下，才覺出自己的孟浪。

啟先生在我捎去的舊紙上，寫下了他《論詞絕句二十首》中的六首，詩曰：「暝色高樓聽玉簫，一稱太白惹喧囂。千年萬里登臨處，繼暗緣何苦寂寥（李白）。

詞成側艷無雕飾，弦吹音中律自齊。誰識傷心溫助教，兩行征雁一聲雞（溫庭筠）。一江春水向東流，命世才人踞上游。末路降王非不幸，兩篇絕調即千秋（李煜）。

新月平林鵲踏枝，風行水上按歌時。郢中唱出吾能解，不必謙稱白雪詞（馮延巳）。詞人身世最堪哀，漸字當頭際遇乖。歲歲清明群弔柳，仁宗怕死妓憐才（柳永）。

潮來萬里有情風，浩瀚通明是長公。無數新聲傳妙緒，不徒鐵板大江東（蘇軾）」落款處啟先生寫道：「漢寬吾兄相別三十年矣，1979 年秋重晤，書此請正。啟功。」今天看來，這幅中堂確屬至精之品，是那個時期啟先生的代表作。先生還在我的一本冊頁，寫下了不久前的一首自作詩，原題目是「失眠」（其一）：「月圓花好路平馳，七十年唯夢裡知。佛法聞來餘四諦，聖心違處枉三思。滿瓶薄酒堆盤菽，入手珍圖脫口詩。昔日艱難今一遇，老懷開得莫嫌遲。」這裡寫的是「近況一首」。

先生所以隨機寫了這首詩，恐怕是它的尾聯和我的境遇較洽合吧。

在以後的趨謁中雖然並非毫無機會，但由於受人之託較多，而先生這位有名的來者不拒的長者，在滿足了我替人家提的要求後，哪還忍心再多佔先生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但又一次的機會又不期而至了。

1981 年的 6 月，我和妻子同到小乘巷去看望，正在傾談中，來了一位國際客人—日本某書道代表團的團長先生。只見先生向這位貴賓遞過兩幅日本產的精美卡紙，上面是先生畫好的朱竹、梅花各一幅。他讓這位貴客選擇其一作為紀念品，而選剩下的，就指了我們一下，表示將題贈給我們。對先生的朱竹，我早已心嚮往之，今天佳作當前，可是只有二分之一的機會啊！

只見這位貴客一手拿著一張反覆諦視，終於，像是下了決心，把那幅朱竹放下。我可打心裡高興了，心說，你這外行可便宜了我—說他外行，一點也不屈心。他把自己諦視的一端，轉了 180°，恭恭敬敬地雙手遞過去，請求題款。先生接過來，再轉了 180°沖著自己，然後濡墨題上款識—原來這位日本客人看了半天，竟然一直在倒著看！這對我們，真是喜從天降，而且還得到了「儷賞」的雙款。

從七十年代後期起，我的書作在當地不斷受到重視而求書者日多。這使我想起隋代書僧智永「鐵門限」的故事—人家喜歡你的字，上門來求，把門限（今稱「門坎兒」）踩破，竟然拿鐵皮把門限包上，成為「鐵門限」。

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不為我所喜。因之靈機一動，即自名我的書齋為「無門限齋」，這又有何不可？

求老師題額是無庸置疑的了。這次是按當時的門楣尺寸大小裁就紙張請賜題的。先生特在紙尾跋曰：「漢寬大兄世大人，樂意近人，海涵地負，餘事以鐵筆自娛，囑題此額，何讓《西銘》。」應該說明一下：這裡的「漢寬」是我的表字，而「大兄世大人」一稱，是和前面談到的「二大爺」一稱一脈相承的。

（四）

隨著先生知名度與日俱增，隨著我和先生的師生關係日益為人們所知曉，無法完全避免的就是雖然盡量控制然而又是永無休止的需索—代為求字、求題跋、求匾額……

我所供職的「吉林市圖書館」首先得到了題名。近年，圖書館遷入新館，擬把原豎式的改成橫式，可惜當年（1981）所寫原跡因經手人沒注意保管早已遺失，我只好拓下原木刻的成品，照先生的筆意修改放大後交工刻成橫式。這種「褻瀆」，也確實出於無奈，不知「下真跡」幾等了。

為吉林市代求而得到俯允的還有：吉林市檔案館、吉林市致和門立交橋、北山畫院和為吉林市名勝北山補題「文革」被破壞的前人聯語之一，「盈畦、滿目」聯。

這裡應說明的是，原聯語為某名家所擬，「一畦杞菊為供養，半壁江山入畫圖」。先生看了說此聯不妥，「半壁江山」是山河破碎，他把它試改一下。就隨手寫成「盈畦杞菊堪頤養，滿目江山即畫圖」。真是點鐵成金，也給我以很大啟發。

吉林市的霧凇是全國有名的自然景觀。我曾數次恭請啟先生游吉林、賞霧凇，因為這也是一次登長白（或吉林望祭殿）親履祖先遺迹的機會。但每到這個季節，不是另有重要活動就是身體不適，所以一直停留在願望上。1993 年的 1 月，我妻子孫賢舒陪同吉林市黨政領導一行人到啟府邀請先生參加吉林的「霧凇節」。對於遠行，啟先生還是婉辭了，只答應寫幾個字，併當時提筆舒紙，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寫了一首描寫吉林霧凇的七絕：

「霧凇木稼實奇觀，南土希逢北地寬。霧嶺冰川增異景，森林竟作玉壺看。」北京畫院著名畫家紀清遠是我親姑母的孫子，是清代著名大學者紀昀（曉嵐）的六世孫，北京市的政協委員。

2001 年，他獲知北京宣武區的晉陽飯莊佔用的原址是紀曉嵐在北京做官時的故居。這時北京市為修築兩廣大道，需拆除若干舊建築，而晉陽飯莊就在拆除之列。為了保護下這一文物古迹，他四方奔走，得到諸多有關人士的支持，北京市領導特批把兩廣路線稍作移動（這一下多花了幾千萬元！），同時把晉陽飯莊的一部分（原故居）開闢為紀曉嵐紀念館。為此，清遠通過我，得到啟先生的慨允，在目疾未瘳中賜題了「紀曉嵐紀念館」的匾額。

但目前因實物資料尚在搜集中，內容還比較單薄，暫定名「紀曉嵐故居」，此匾尚未正式懸掛。

（五）

前面談過，和先生相識不久，我的還不成熟的印章就逐步地鈐印到先生的作品上。這種不動聲色的獎掖，真勝似千萬句褒語！先生多年的藝術生涯中，已經積累了不少名家所制印作，先生不怕玷污了自己的書畫，而使我的拙作居然能夠僭入，我豈能不孜孜以求，盡量刻得精到些。然而，伎止此矣！

我為先生所刻印作，可分為兩個時期：1940 年至1948 年共有八方，1979 年至 2004 年共三十方。

其中「啟功九十後作」一印，刻於辛巳（2001）， 這一年先生生第 90 年（即所謂虛歲九十），為此，先生特以小詩一首，跋語一通分別書於扇面相贈如下：

「箑葉臨窗曉日初，失眠病目不堪書。平生一眚滔滔是，九十年來記已無。不佞生於壬子仲夏，今年始周八十又九。

漢寬仁兄世大人惠制此印，鈐此志謝。弟功謹識。辛巳仲秋。」又在印章鈐蓋之側跋曰：「漢寬先生每年賜制，此其近作也」。

（六）

啟先生做了一輩子老師，獎掖後輩是他老人家一貫的作風。1995 年，在各界友朋一再要求催促下，我開始搜尋作品，為出版《劉廼中書法篆刻集》和「書法篆刻展」作準備。我的集子本打算分成書法集和篆刻集兩冊出版。

就敬請先生分別題寫《劉廼中書法集》和《劉廼中篆刻集》，先生欣然應允。等題好了一看，落款上竟然寫了兩個「敬題」，這可把我難為壞了。「責問」先生，答曰「當然得這麼題」！那種不容置疑的口吻，使我只有敬領致謝。

我聽說先生給黃苗子先生題寫書名，也用了「敬」字，被黃先生做了手腳，運用現代科技輕鬆地把「敬」字處理掉了。我是否也照此辦理呢？經反覆思考，覺得並不甚妥。我就原樣未改，印在書里，並在《後記》中說：「想來想去，還是姑仍其舊吧。一以保留原貌；二則可以昭示後人，前輩們是如何提掖晚生的拳拳之意的。」啟先生還在目疾中為作品集題詩，詩曰：「 鐵筆追秦漢，柔毫繼晉唐。中華書藝古，千載見遺芳。」為這本書的出版，先生還致信其弟子、文物出版社社長蘇士澍，請其幫助想辦法，足見先生呵護之殷。雖然該書最後的出版落在弟子鞠稚儒肩上，但對先生的感念，卻是難以釋然的。

（七）

2002 年 9 月，是北京師範大學百年華誕，也是啟先生從教 70 周年，北師大與全國政協書畫室、中央文史館、國家文物局、九三學社中央等單位在東方美術館舉辦了「慶祝北京師範大學百年華誕、啟功先生從教 70 周年—啟功書畫展」，我與妻子專程赴京祝賀。開幕式那天，坐在台下遠遠望著九十高齡的啟先生，感慨萬分。啟先生從教 70 周年了，而我從師先生也六十餘年了，如今先生已屆耄耋之年，身體每況愈下，想來感慨萬千。這時，台上各主辦方代表已先後發言，主持人請啟先生講話，先生接過話筒，對站在左右的喬石、王兆國等領導說：「我不講話，我向各位首長提個要求，咱這開幕式能不能到此結束，大家都站有一會了，還是看展覽吧！」老人的善良、幽默，贏得一片掌聲。當我走進展廳，想與先生「報到」時，先生因勞累過度而暈倒，被醫護人員推出了展廳，緊急送回醫院。這是近年來去北京唯一一次沒有當面向先生請安。

2005 年 6 月 30 日凌晨 2 時 25 分，啟先生因病不幸仙逝，我病中含淚作輓聯表達哀思，並讓妻子專程赴京送到先生靈前：

六十年雨露深恩，憶賞奇析疑，談詩論韻，故府記遊蹤，歷歷前塵猶縈心目；超時代鴻儒巨匠，每辨真鑒古，解字詁經，硯邊蒙教益，循循善誘獲溉終生。

（劉廼中口述，王寶林整理於三惜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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