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趙之謙《楷書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冊》

書畫 04-24

清趙之謙《楷書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冊》

趙之謙《楷書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冊》，1865年作。

趙之謙（1829-1884），浙江紹興人。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號悲庵、梅庵、無悶等。青年時代即以才華橫溢而名滿海內。他是清代傑出的書畫篆刻家。他的篆刻取法秦漢金石文字，取精用宏，形成自己的風格，人稱「趙派」。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隸、篆的筆法融為一體，相互補充，相映成趣。趙之謙曾說過：「獨立者貴，天地極大，多人說總盡，獨立難索難求」。他一生在詩、書、畫、意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大師。

趙之謙精通於書畫篆刻，他的書風屬於鄧完白、包慎伯、吳讓之一路，由包氏的執筆法學習北碑。他的篆隸有他獨特的光芒。他的天分獨厚，而又夠加以發揚光大，所以產生出極富現代氣息的作品。這一點，他本身也有所矜持，但當時的人卻對他未能充分理解。其篆隸作品，有時雖然有些滲墨現象，但其銳利的筆鋒所表現出來的美妙感覺，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

在包世臣等人「崇碑抑帖」的書法理論影響下，清朝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天才——趙之謙，各種書體都涉獵且留下了為數眾多的優秀作品。以行書作品為例來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的一種不同於傳統行草書的剛毅不屈和雄渾奇崛。行草比較容易引起情緒的激動，但趙之謙卻能將篆、隸、楷等書體的凝重融於這種飄逸洒脫的行草書之中，其中仍可窺見趙氏本人內在的情愫、精神。

（一）由「顏」入魏，漢後隋前有此人

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記道：「二十歲前，學《家廟碑》，日五百字。」可見其於顏體，用功極勤。然而時世之變，帖學漸衰，碑學方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為所說的：「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趙之謙處於此時此境，以其性格，絕不甘落人之後，憑其才能，亦必定成為時代的弄潮兒。

趙之謙避走溫州後，有空閑得讀《安吳論書》，深為包安吳理論所折服。在《章安雜說》中已看出他傾心六朝古刻之心態：「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駭，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見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必執筆規模，始知無下手處。不曾此中閱盡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吳包慎伯言，曾見南唐拓本《東方先生畫贊》、《洛神賦》，筆筆皆同漢隸。然則近世所傳二王書可知矣。重二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書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為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奉為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八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言，書以唐人為極，二王書唐人模勒，亦不足貴，與余意異而同。」其於書不滿足於二王也如此。於是，他開始了學習書法的轉折，漸與二王系統分道揚鑣了。在他赴京之後，與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孫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時他正著手重編《補寰宇訪碑錄》，大量搜羅古刻，尤其是得《鄭文公碑》，最為之心儀。35歲前後年余時間，每日流連往返於琉璃廠，奇賞疑析，晨夕無間。

趙之謙逐步地完全放棄了顏體書而轉向了北魏書法。他36歲為祁季聞書寫楷書自作詩十二開冊，可以說是他學北魏書初期經典。而此一年前，趙之謙還保留著顏體書風，僅僅一年的時間，他的書風便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對常人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從此，他棄顏入魏，一發而不可止。37歲時，致胡培系（子繼）函中述道：「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見張宛鄰書，始悟轉折。見鄧山人真跡百餘種，始悟頓挫。然總不解『龍跳虎卧』四字，及閻研香（漢軍，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來，觀其作字，乃大悟橫豎波磔諸法。閻氏學此已三十年，其訣甚秘，弟雖以片刻竊之，究嫌驟入。但於目前諸家，可無多讓矣。書至此，則於館閣體大背，弟等已無能為役，不妨各行其是。」《藝舟雙楫》是趙之謙由顏體轉為北魏書的指導理論。鄭道昭的諸刻石，使其領悟到了「卷鋒」的行筆方法。張宛鄰（名琦，1764～1833年）書法，又開闊了趙之謙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隸的書法互用。而鄧石如的書法，使其悟出了行筆的頓挫韻律。此外，趙之謙還特別稱道張琦之女張綸英（1780～？年），以為「國朝書家無過陽湖女士張婉釧名綸英，鄭僖伯以後一人也」。張綸英善北碑，以鄭道昭為法。與趙的作品對比一下，可以明顯地看出她對趙的影響。

然而，觀趙之謙35歲後之書，甚至是40歲前後書，風格雖初步形成，而乏筆力，其中運筆、轉折、連接，多有勉強之處。正如他在致魏稼孫函中所說的：「弟此時始悟通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幹凈。（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萬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這一「起迄不幹凈」五字病，在行書方面，顯得更為明顯。大約是在40歲之後逐漸得以解決。確切說，是在赴江西任前後—44歲前後完善定格，50歲以後最終完成而至「人書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稱：「漢後隋前有此人」，信然！

（二）上溯秦漢，下開風氣，篆隸行融會貫通

趙之謙於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後，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於此道有專長。趙在54歲為弟子錢式臨《繹山碑》冊時寫道：「《繹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後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於文寶鈔史或少勝耳。」這其中透出種種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別，便是不墨守成規，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里，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迄不幹凈」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

趙之謙34歲臨《繹山碑》冊及前後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於「結構」之美。

隸書對於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趙之謙於隸書涉獵很廣，從其傳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學。先後臨書有：《石門頌》、《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劉熊碑》、《封龍山碑》、《武榮碑》、《魏元平碑》、《成陽靈台碑》等等。從35歲至50歲以後，作品中皆有臨漢碑者。35歲進京後，廣搜碑版。曾為沈均初藏《劉熊碑》作詳細考證，以天一閣宋拓本及翁方綱摹刻江秋史巴予籍雙鉤本為底本，逐一校勘，並作釋文題記。又別出雙鉤之法，大量鉤摹漢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皆稀見刻石殘字。45歲為李文田補摹《西嶽華山廟碑》殘本96字，即因「舊雙鉤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鉤過《西嶽華山廟碑》。他在35歲時刻《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作銘云：「不能響莪能雙鉤，但願文字為我留，千載後人來相求。」可知，趙之謙於隸書，用功亦勤矣！

趙之謙初學鄧石如，而後上溯漢碑。以趙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於某家某體，甚至某碑，故其師法漢隸，終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見到的約35歲前後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為幼堂隸書七言聯》（40歲）、《隸書張衡靈憲四屏》（40歲）、《為煦齋臨對龍山碑四屏》（41歲），則已入漢人之室，而行筆仍有鄧石如遺意。晚年如正書，如篆書，沉穩老辣，古樸茂實。筆法則在篆書與正書之間，中鋒為主，兼用側鋒。行筆則寓圓於方，方圓結合。結體扁方，外緊內松，寬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傾之勢，奇正相生。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35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洒脫。35歲時，在四月為厚夫作行書七言聯：「參從夢覺痴心好，歷盡艱難樂境多。」還依然顏面，而在一個月之後為子蒓作行書八言聯：「春雲乍陰，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遊仙。」則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劃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36歲之後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37歲前後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迄不幹凈」5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前無古人。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範。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於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於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40歲前後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於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後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歲以後，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佔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於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於牆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儘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

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50歲之後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聖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

清趙之謙《楷書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