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

張效彬

張效彬（1882—1968），名瑋、字效彬，號敔園，河南固始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秀才，後留學於英國劍橋大學，歸國後，任教於京師政法學堂。民國以後任北洋政府駐帝俄遠東（伯力）領事，十月革命後歸國，曾任教於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學院等，喜收藏，精鑒賞，是民國時期北京著名的文物收藏、鑒賞大家。其父張仁黼為朱翼盦先生岳父，張效彬即朱翼盦之子朱家濟、家濂、家源、家溍的三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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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效彬在民國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收藏界名氣很大，他出生於書香家庭，自幼受到傳統儒家教育，從祖父起家中世代好收藏和鑒賞，並傳下了「鏡涵榭」收藏印。其父張仁黼為清末大臣，官至兵部侍郎、大理院正卿、吏部侍郎等職。談到自己父親，張效彬曾說：「先嚴（張仁黼）秉性剛直，服膺孔孟，為官多年，廉潔自持，所得薪俸，除購置南小街方家園一所兩進大院外，並未在家鄉廣置田產，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購置書畫、碑帖、古玩上。」張效彬所藏的書畫、碑帖、古玩，有一半是繼承其父的。他收藏宏富，尤以碑帖見長。

張效彬 《隋龍藏寺碑精拓舊本》題字

張效彬 印章

張效彬的學生張家彬在《清華校友通訊》第10期撰文，對張先生講授中國財政史的情形有詳細回憶：「張師身材矮小，貌不驚人，恆著長袍馬褂……張師博學鴻儒，對於中國自商以來三千餘年之財政史，加（如）數家珍，而配合教材，常以其家藏之古物，如商鼎周銅之類相示。中國財政史本屬選課，然每次上課，座無虛席，聽者動容。課餘，張師常邀學生至其家茶敘，其家藏中國文物、古玩玉器，自商朝以至明清，琳琅滿目，猶如一小博物館。師母俄籍，精通英法俄各種語文，獨不懂華語，招待茶點，穿梭其間，談笑風生，構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畫面……」張中行則在回憶中說：「都知道他很有錢，可是他向來不坐車，出門，不管遠近，總是走。在這方面，他還有近於階級的理論，一次同我說，凡是走著來看他的，他一定回拜；凡是坐汽車來的，他一定不回拜，並且告訴來訪的人說，因為沒有汽車，恕不能回拜。我發覺，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比如每年新正我到他家，第二天他一定也來一次。我有時想，他的怪可能與想法過時而又認真有關，比如有一次，他托我代他出讓端硯兩方，理由是，因為他的齋名是『二十硯齋』，日前又買了兩方，與齋名不合，所以必須出讓兩方。」他還自負於自己的養生之道，秘訣就是「不著急、不生氣」，直到八十歲，還能耳不聾、眼不花。

張效彬 行楷題跋

張效彬自幼受其父影響，對孔孟學說有著深入的研究和論述，著有《孔子真諦》《大學淺解》《華夏傳統思想習慣考略》等，並彙編成《敔園叢草》，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廣為流傳；還曾一度在大學講授《經史百家雜鈔》。他為人處世處處遵守禮法，年輕時常西服革履，歸國後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總是夏天長衫，冬日棉袍，外罩馬褂，頭戴黑緞小帽，頗有清末士子的遺風。對待學術問題，張效彬向來堅持自己的意見，對於認定的觀點和信仰絕不輕易改變，曾一度與郭沫若往來頗多，但二人因對待問題的出發點不同，結論亦不同，特別是他們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問題解釋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一見面就爭論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最後索性斷絕了來往。

張效彬 行楷題跋

談到張效彬的收藏，除世人皆知的碑帖外，據他的友人徐士瑚回憶：「張先生在解放前的數十年期間，除任公職教職與從事著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千方百計地搜購名畫、名帖、名硯、玉器、青銅器，同他父親傳下來的文物，共有270餘件，其中明畫最多……他講他收藏的明畫，北京任何收藏家都不及他的多，也不及他的好，這些明畫都收藏在他家後院一高大房間內。元畫中，我只記得一幅李享的幾串紫葡萄，是常掛在他客廳的，至於他家的青銅器、玉器、古硯等古物，與《四書》《五經》，則擺放在客廳內的楠木書架與楠木條案上。」解放前，張先生曾為了購買一件「提梁卣」，忍痛將南小街一個兩進的深宅大院賣了5000銀元，他們一家不得不搬到妹妹家外院的小平房居住。解放後，張效彬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故於八十歲壽誕之時立下遺囑，在自己百年之後將全部文物捐獻國家，他還請父親的學生陳叔通、山西大學教授徐士瑚二人在遺囑上簽名作證。張效彬捐贈的碑帖，如今藏於首都博物館。

張效彬 行楷題跋

張效彬的書法存世較少，題跋在拍賣市場上偶有出現，筆者因工作之緣，對張氏書法略有涉獵。他對書法極為鍾愛，窮其一生研習，功力很深，加之受家庭影響，自祖父起，家裡世代好收藏和鑒賞，父親張仁黼亦善書，時人杜慕堂曾評其書：「導源於魯公，蹀躞於虞世南，用筆之厚，結體之嚴，不愧老成典型。」張效彬是在文人世家中成長起來的書法家，青年時曾任駐帝俄遠東（伯力）領事，為開眼看世界的早期中國人之一，具備深厚學養和廣博胸襟。同時，張效彬亦屬於舊京金石收藏家群體。他雖未能留下系統的碑帖著述，但其所藏碑帖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很高，在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收藏界名望甚高。通過整理張先生所藏碑帖，筆者對他的書學經歷略有了解。如他在1949年書於《隋龍藏寺碑精拓舊本》中的題跋云：「丁巳至癸亥數年間，喜臨北碑。殊不免芷陔老人（李在銑）所刺擇焉。不精實，乖大雅。甲子於役北海，行裝已具，忽得一《皇甫明公碑》務字不損本，乃去而習歐書，十年不獲寸進，因改臨此碑，歲壬午又得虞公碑宋拓本，復回歐，學六七年來無所得如故也。」明確的談到1917年至1923年間喜臨北碑，但從可見的張效彬碑帖來看，並未發現魏碑作品。由於筆者僅得見部分張效彬捐贈碑帖，因此不知藏品中是否存有魏碑，但可推斷張效彬捐贈藏品中魏碑很少，這可能源於喜好的原因。1924年，張氏收得歐陽詢《皇甫明公碑》後，開始習歐陽詢，十年沒有進境，故改習《隋龍藏寺碑精拓舊本》。1942年，收得歐陽詢《虞恭公碑》後，複習歐楷，仍覺無進展，因此複習《隋龍藏寺碑精拓舊本》。在此段跋文末尾，張效彬感慨自身習書雖「勤而又恆」，但「學書多而又成者少」，從此段文字來看，張效彬的學習徘徊於隋唐之間，對《隋龍藏寺碑》及歐陽詢《皇甫明公碑》《虞恭公碑》均有涉獵，且「勤而又恆」，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1964年於《隋龍藏寺碑精拓舊本》後題跋中，進一步闡發了習書主張，他認為《房梁公碑》《雁塔聖教序》二碑「皆極不易學。若徒求形似，而不得其高華之丰韻，則不免習氣重甚，至橫不平，豎不直。故自來臨褚書而名世者絕少」。可見他覺得褚書不易學，題跋中談到他曾系統臨習過褚遂良體書法，但終未能窺其奧窔。據筆者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確實有一批學者的書法標榜褚遂良體，習褚書也形成了一定的風氣。像張效彬友人趙世駿，他即以擅長褚體書法稱著一時。而活躍於京城的河南名士秦樹聲，亦工褚書，且他與張效彬為同鄉。但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未見到二人交往的證據。

張效彬 行楷題跋

從目前可見的題跋來看，張效彬早年習書應受過嚴格的館閣體訓練，1917年至1923年之間喜臨北碑。1924年，轉臨歐陽詢《皇甫明公碑》《龍藏寺碑》《虞恭公碑》，其間也臨習過褚遂良《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等。從其所藏碑帖來看，他還應臨習過《隋元智暨夫人姬氏志》《隋孟顯達碑》《顏魯公家廟碑》等，可見張氏終生致力於楷書學習，取法在北魏、隋、唐之間。他的楷書吸納了隋、唐碑版中細膩遒美的風格，取北魏的剛勁挺拔的樸拙美感。初看張效彬的楷書題跋，與唐人寫經體略為近似，但其筆力強健，氣格在隋唐之間。

張效彬 行草題跋

徐小燕女士曾回憶張氏晚年作書情況：「記得張老每天上下午各寫寸楷四紙，已堅持了半個多世紀。難怪他字體工整娟秀，遒勁有力。一筆一畫，一撇一捺，都是那麼疏密得體，凝重穩健。」他亦能書大字，從他為家藏《田園風味》圖捲來看，其大字以顏真卿體為主，與父張仁黼書法「導源於魯公」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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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鄒典飛

（本文作者任職於首都博物館）

（節選自《藝術品》2017-02 總第62期）

藝術欣賞

郭關簡介：一九七六出生於湖南，畫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書畫、音樂、詩文、斫琴、裝置等領域；知周易、曉音律、好古琴、喜操《幽蘭》《廣陵散》；二零零六年閉關參禪一年，出關後系統研習中觀、唯識學，畫風大變；二零一三年入龍虎山修道，通齋醮科儀；其曾就學於人民大學，宗教哲學碩士。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美展、被國內外藝術機構及收藏家收藏。現「郭關繪畫全球巡迴展」已在台灣、佛光山、英國、墨西哥等地圓滿舉行。台灣建立有「郭關藝術館」，長年展示郭關作品數百件。

《東渡》 古琴演奏：郭關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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