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記者：依賴情報、宣傳訛詐，蘇聯成功在西方製造了登月恐慌

編者按：本文系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夫《俄國的空間訛詐：登月競賽的內幕》一書的自序。作者系蘇聯《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編輯，早年學習過機械製造，後在莫斯科航空學院肄業。1960年至1966年作為一名工程師與科學編輯，曾同蘇聯空間專家接觸頻繁，收集了許多相關材料。1966年訪問倫敦時，留居英國政治避難。標題系編輯所起。

圖：（蘇）列·弗拉基米羅夫/著，上海新樂五金生產組工人曹山、上海外國語學院教師三結合/譯、校，《俄國的空間訛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12月第1版封面。

《俄國的空間訛詐：登月競賽的內幕》

自序

文 |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夫

我離開蘇聯前往英國要求政治避難時，就確定無疑地知道，蘇聯已經悄悄地放棄一切同美國進行「登月競賽」的迷夢，首先涉足月球的將是美國宇航員而不是蘇聯宇航員。關於這一點以及其它種種，不光是我，還有我的許多同事一一莫斯科科學作家，都是了如指掌的，更何況那些參與空間飛行的科學家和其他專家了。

但隨後我驚訝地獲悉，西方每個人都持與此相反的見解。那些樂觀透頂的人，甚至科學家中間，也認為美國即使在登月競賽中能夠超過蘇聯，也得豁出去幹才行。「阿波羅」計劃比預定的提前一年進行，而不顧弗吉爾·格里索姆和他兩個夥伴喪生的慘劇，顯然是由於這種急匆匆和老是回頭觀望蘇聯動靜的習慣，生怕它有一天會發射一艘載人的登月飛船。毫無疑問，由於加緊行動的結果，使整項計劃的開支遠遠超出預計。但在1966年，甚至在1969年，西方大多數人依然相信，美國人再怎麼加油也沒用，蘇聯的國旗將比任何其它國家的國旗搶先在月球上飄揚。

看來人們還都蒙在鼓裡，詫異之餘，我決定立即提筆，把我知道的一切和盤托出，好叫一些人放心，同時不消說也要叫另一些人失望。可是不成!我同我的文學助手都發現，要說服英國出版商接受一本聲稱蘇聯在空間研究方面落後於美國的書，那是不可能的。一開始碰了幾個釘子，之後，我決定去找一家倫敦最大、最有地位的出版社的董事商談。他聽我把話說完，聳一聳肩，回答道：

「您的話挺有意思。可是據我知道，是俄國人首先發射人造衛星，首先把一個人送入空間，首先進行運載一個人以上的太空飛行，首先讓一名宇航員在太空船外面行走的。至於月球，甚至在那裡，俄國的『月球衛星』也是破天荒第一顆。；不管您怎麼說也無法改變這些簡單的事實。而現在，假如我出版您的書，預言美國人將贏得『登月競賽』，那您可想像，要是蘇聯贏得了勝利，您我可真得出洋相了。」

「可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喊道。

那出版商看了看手錶，說：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恐怕越來越少羅。不過，要是真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的話，不瞞您說，那就是出版您的書的事了。至少在我們得到誰將首先……這個問題的答案之前……」

當時我初到西方，便相信我的出版界朋友的經驗，打消了我寫書的念頭。而隨後，正如可以預料的，美國發射了「阿波羅一11號」，接著發射「阿波羅一12號」，英勇的「阿波羅一-13號」和「阿波羅一14號」。我當然很後悔沒有披上預言家的斗篷，但在最初登上月球的三個美國人回來之後，一讀西方報刊，甚至使我更加痛苦而大惑不解了。別說老資格的科學新聞記者，就連嚴謹的學者都一味猜測是什麼原因阻礙蘇聯在最後一刻超越美國。《航空周刊》雜誌對據說曾在拜科努爾蘇聯「宇宙發射場」上發生的某次爆炸發表了一篇短短的報道。(可笑的是，在拜科努爾或那個哈薩克小鎮附近，當時沒有，也從未有過任何「宇宙發射場」。甚至在這一點上，蘇聯的假造情報的專家們仍能欺騙許多西方人。)而許多報紙雜誌立即開始煞有介事地說，可能有一枚新式超級蘇聯火箭正當要把一艘宇宙飛船送上月球之際驀地爆炸了。

後來我在倫敦《泰晤士報》上驚愕地讀到一篇關於1969年10月三艘蘇聯宇宙飛船飛行(又一次在美國人登上月球之後)的評論。眾所周知，無論從科學或技術觀點出發，那次飛行過程中沒有什麼創舉。但《泰晤士報》卻以一種驚慌的口吻寫道，那七名蘇聯宇航員在三艘宇宙飛船中的飛行，無疑地標誌著空間研究方面的一場革命——蘇聯人將以此使一切美國的成就黯然失色。

而到1971年，甚至在美國第三次登月使命完全成功之後，認為俄國人依然「領先」的觀念還很流行。1971年4月，在把一個名叫「禮炮號」的「空間站」送入通常的環繞地球的軌道之後，蘇聯派一艘載著三個人的宇宙飛船「聯盟一10號」去追趕它。這種飛行並無創新之處，因為美國宇航員(附帶說一句，尼爾·阿姆斯特朗是首創者)早已飛行過好兒次了。然而，且看英國報紙是如何報道這件事的(我援引1971年4月23日《新聞晚報》上的話)：

「據信，『聯盟一10號』乘務員有兩名已在『禮炮號』上『安家落戶』以便進行太空實驗……俄國人尚未披露被選派去乘坐『禮炮號』(亦即太空室)的三人小組成員的名字……現在他們在建立第一個永久性太空站的競賽中無疑地遠遠走在美國人前頭。」(著重號系報紙作者所加)

實際上，當時完全沒有發生過這種事，而那次使命似乎已完全失敗(雖然蘇聯當局不可能承認這一點)。

但即使果真有幾名蘇聯乘務員從「聯盟一10號」爬進了「禮炮號」，依舊不存在什麼「競賽」問題，更談不上在任何方面「遠遠走在美國人前頭」了。理由很簡單：假如誰發射一顆衛星，隨後用另一顆衛星為它運送人員，這並沒有朝著建立一個「永久性太空站」的方向邁進一步。因為每當他需要替換人員或運送補給品時，就得花費全部代價(包括喪失整個太空運載工具在內)使用另一艘太空飛船。他必須先發明一種可以回收的穿梭式短程運載工具來與之聯絡，才能建立一個永久性太空站。這正是美國宇航局正在做的，所以第一個真正的太空站預定將在1972年至1973年間由美國宇航局發射。

蘇聯人是知道這一點的，但又無力研製一個穿梭式短程運載工具，於是他們決定玩個花招：發射一顆人造衛星，用另一顆人造衛星為它運送人員，就把這個實驗叫作「永久性太空站」。遺憾的是，由於西方報紙的幫腔，有些人乖乖地被欺騙。

我寫本文時「禮炮號」依舊在繞地球運轉——由於「聯盟一10號」為它運送人員所作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上面空無一人。第二次嘗試(跟第一次一樣花費)很可能會成功，而隨後呢，我預料新聞界又將鼓噪一陣，大彈其俄國人「遠遠走在前頭」之類的老調等等。

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反應是一篇登在一種流行的法國雜誌上的文章，它總結了「登月競賽」的結果。該文大意如下：正當美國人不顧血本，迫不及待地為要超過蘇聯而歇斯底里地(那是原文所用的字眼)沖向月球時，蘇聯卻冷冷靜靜地拒絕加入這麼一種無謂的舉動，反把資源用於建造有用得多的有軌道的太空站，這種太空站無疑不久即將射入空間。

這後面一篇文章的語氣姑且說是受了風行法國的反美思潮的影響吧。但卻不能指摘《泰晤士報》或《航空周刊》懷有同樣的感情。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西方報刊的判斷，甚至某些科學界關於蘇聯空間研究的見解，何以會違背事實真相到如此荒謬的地步呢?

其原因可以在那種大規模的、異常成功的訛詐把戲中找到，這種訛詐把戲蘇聯如此巧妙地玩弄了十二年之久，使其它國家都不能擺脫它。即如今天，雖然美國人能夠往返月球，雖然許多蘇聯空間設備能在國際展覽會中同美國的設備加以比較，但人們對於蘇聯在空間方面的所謂「領先地位」的幻覺幾乎依舊不受觸動。假如這本書能幫助一些人從這種催眠狀態中解脫出來，那我將感到高興。

這並不意味著，讀者可望在本書找到任何「反俄」的東西。恰恰相反，由於我了解蘇聯空間研究創業的情況，我深深敬佩那些面對難以想像的困難、冒著生命危險終於達到能夠進行實際空間發射的人。其中許多人我有幸相識，而其他人的情況也知道不少。實際上，他們都以傑出的工程師的才能和無限地獻身於他們的工作而著稱於世。尤其是蘇聯空間飛行之父謝爾蓋·巴夫洛維奇·科羅廖夫，此人無疑是個天才，是個純真的狂熱者。

不幸，傑出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才能和熱情，都被蘇聯獨裁政權用於同科學或人類的利益幾乎毫不相關的目的。許多科學專家完全知道這一點。，但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對此是無能為力的。我們不久就會看到，科羅廖夫本人也深為這種可悲的局面所苦。儘管他隨時能直接謁見赫魯曉夫，備受寵幸，而且被認為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但他也束手無策，不能改變這種局面，雖然他晚年曾力圖這樣做。

蘇聯用以玩弄空間訛詐把戲的主要武器過去是，現在還是那種包羅一切的保密性，蘇聯一切略有重要意義的科學工作都是在這種保密性的掩護下進行的。任何人，不論職位高低，「泄漏國家或軍事機密」，都被送進勞改營服役八年，這一事實是保密性的保證。假如那人出於粗心或多嘴而泄漏「機密」，那就是徒刑八年。假如那機密情報是故意泄漏給旁人的，那懲罰要嚴厲得多，就要判處死刑或近乎死刑。為此原因，遺憾我不能在本書提及我所有的消息來源，因為不然的話，這些依然在世並正在蘇聯鎮壓氣氛中工作的人們就會立即遭到報復。我必須故意改變事情發生的地點、人們的工作甚至他們的姓名，免得讓秘密警察找到那些對我推誠相見的人們的蹤跡。

但我必須指出，我手頭沒有任何在蘇聯等於一個軍事機密或者商業機密的技術情報——沒有在西方屬於機密情報的東西。我在從事空間研究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中間的朋友從未說及這類事情，而我也不想打聽。但你在閱讀本書時會認識到，蘇聯當局認為不但對於計劃、專利和發明必須保密，而且對於工作條件、特定事件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技術上的落後狀態也必須加以保密。無奈每個蘇聯技術人員和科學作家對於這類「機密」卻都知道得太多了。而我碰巧既是個工程師，又是個科學新聞記者，同蘇聯空間專家接觸達六年以上(從1960年至1966年)。

寫完了這篇非寫不可的引子之後，我就可以開始談今天月球上何以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蘇聯宇航員的來龍去脈了。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夫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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