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城根到大七環，60年來北京如何變成XXXXXXL大胖子？

電視上，出身德雲社的相聲演員岳雲鵬嬉皮笑臉地唱著《五環之歌》：

「啊…五環，你比四環多一環；

啊……五環，你比六環少一環；

終於有一天，你會修到七環；

修到七環怎麼辦，你比五環多兩環……」

在北京，聽歌的人揣測得出歌詞背後，身為首都居民的無奈。根據2016年首次披露的北京人口分布情況，超過一半人居住在北京五環外，成為搖擺於都市與郊區間的鐘擺。生活在四環內的北京核心區，承擔高昂房價，享受擁堵的交通成為很多人的「夢想」。

在這些略帶壓抑的夢想和岳雲鵬的歌聲里，北京的城市面積還在不斷擴大，2015年，「大七環」規劃正式出台。從全程32.7公里的「二環」到940公里的「七環」，北京只用了不到30年，這也正是北京作為首都整合全國資源，極速發福的30年。

50年代：社會主義不需要華盛頓

假如當年將行政中心從天安門遷到城區以西1.5公里的三里河地區，今天的北京會是怎樣？六十多年來，每逢探討北京城市規劃問題，這都是個常被人們提及的假設話題。

這個話題最初被提出來，是在1950年。當年2月，建築學家梁思成、陳占祥擬定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成，這成為後人所稱的「梁陳方案」。梁思成不惜自費刊印這一方案，力薦中央。

在梁、陳的構思中，北京或許能成為如華盛頓一般環境優美、生活舒適的政治中心。當時的北京，是一個大學與名勝古迹雲集的文化城，而其所在的華北地區發展工業的職能，自近代以來就主要由港口城市天津來承擔。

如今，人們認為「梁陳方案」曾是可以打破北京單中心、攤大餅式都市病癥結的最好機會。但當時官方更傾向於蘇聯專家的思路。梁思成也從蘇聯專家團團長和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處聽說，作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更傾向於將政府機關設於城內。

「由於當時的意識形態把舊城看作是『封建社會』遺留，主張對舊城進行『革命』與『改造』，因此這場原本非常學術味的討論很快就被一些人從政治上加以否定了。」建築學者方可回憶。當時，北京不但被認為是首都，更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中心。無論是梁思成或是陳占祥顯然都低估了政治因素在首都初始規劃中的地位。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提出：「我們的首都，應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

對此，蘇聯專家的解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必須是全國的大工業基地。為了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必須保證工人階級的數量，要大規模發展工業，特別要把北京建成全國的經濟中心，才能與首都的地位相稱。

當時的北京還很小，二環內外還能看到田地遍布。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曾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後要在這裡望出去都是「煙囪」。據彭真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把北京這個過去的消費城市改變成為生產城市」。

「50年代的城市規劃草案，決定了日後北京市的基本格局：即以舊城為中心向四郊發展，郊區建設若干衛星城鎮；在交通路線和空間分布上，基本規划出幾條環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毛其智告訴記者。這便是後來被學術界普遍稱為「攤大餅」的模式。北京以及其他中國城市，也開始了環線建設模式。

80年代：「今後不再發展重工業」

20世紀70年代，北京丰台，冬季清晨的蔬菜集散地。（@視覺中國 圖）

「環路的規劃主要是學習俄羅斯的結果。」楊振華接受本刊採訪時說。他曾在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擔任工程師，60年代初參與北京市政規劃時就參與了二環路的規劃。「50年代，長安街和朝阜路被打通，北京有了貫穿東西的主動脈。而整個六七十年代，伴隨各種運動進行的拆城牆，修鐵路，建成前三門大街和北二環路，實際上創造出北京最早的環形路，也就是今天的『二環內環』。」

除了環線規劃，當年蘇聯式工業發展的意圖也得到貫徹。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弘介紹，到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北京的重工業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在全國高居第二，僅次於遼寧」。

更直觀的數據是，全國統一划分的工業部門有130個，北京佔120個。毛澤東當年的願景成為現實，北京的各類煙囪已達1.4萬多根，為世界各國首都所罕見。

不過，時間僅僅過去了三十年，北京打造工人之城，成為全國工業中心的計劃就成了必須摒棄的老黃曆。

重工業發展的結果也顯而易見：環境污染，水資源匱乏，民生建設遲遲沒有明顯提升。當時的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北京工業化的惡果。1978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時，曾參加過一個有關北京今後規劃的重要會議。他在會上說：「全國有29個省市，首都只有一個。因此要有一個同28個省市有很大差別的方針。」首都的性質決定了它是「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它是政治、經濟中心、中樞」，但「不一定是經濟中心」。

北京開始為新的規劃做準備。據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總工王東回憶，當時規劃局大約有 100多人參與了1983年新規劃的前期工作。專家們的爭論很激烈，很多學者認為，北京不應該突出經濟職能，他們尤其對北京發展重工業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最終，專家的意見被很好地吸收到了中央的政策制定中去。」王東告訴記者。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的批覆中明確指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後不再發展重工業」。

此外，由於60年代持續不斷的數次運動中，老城的文物古迹遭受了諸多破壞，在1983年的首都規劃中，特彆強化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認識，劃定舊皇城範圍內為文物古迹重點保護區，距故宮、景山的圍牆250米以內的地區，一般只准許建二三層樓房，高度9米以下；在250米之外的舊皇城地區，一般也只能建五六層樓房，高度在十八米下；整箇舊城的建築高度以四、五、六層樓房為主。

90年代：人口失控，睡城湧現

事實上，一直到1980年代，北京的主城區都仍然限定在二環範圍內。但很快，北京迎來了人口增長的高峰。

1984年，北京經歷了1949年以來首次大批外地人進城務工活動。據曾任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工程師的楊振華回憶：「1984年國慶後，北京出現了全市範圍內的第一次交通大堵塞。」當時為解決交通問題，北京開始加速籌劃建設環線快速交通。

1986年，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吳明瑜在大城市發展政策管理會上提出：「城市交通每下降一公里，相當於損失1500輛車……提高運行速度，就要修建快速幹道。北京現在二環、三環無論如何要盡量封閉一條道路，使之成為快速專用道，二環更理想。」

1992年，全長32.7公里的二環路全線通車，形成了城市第一條快速環路。當年，這也是大陸地區第一條全程沒有紅綠燈的環線高速路。兩年後，長達48.265公里的三環路也快速貫通了，北京攤大餅進入高速時期。

環線的速度，顯然沒有趕上人口增速。1993年國務院批覆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年－2020年）》中，曾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控制在1250萬，城鎮建設用地為900平方公里，但在2003年，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便達到了1456萬，建設用地規模突破至1150平方公里。

「超速使用計劃中的用地指標，背後展現了北京連續二十年來人口增長的失控。」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告訴記者。「這個階段，仍有75%的人口聚集居住在城市核心區。」

伴隨人口流動速度加快，首都的人口規模開始迅速膨脹。「平均每年增長五十五萬人以上，相當於一年增加一個大城市。」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介紹道，利用衛星城疏導城區內過剩的人口便成了城市規劃的核心方向。

1993年，北京規劃重申了堅持「分散集團式」布局原則：當時「市中心區」的外延基本在三環路之內，「十個住宅邊緣集團」在規劃建設的四環路以外，「十個衛星城」指的是北京市的十個遠郊區縣，昌平、懷柔、順義、平谷、通州、黃村（大興）、良鄉（房山）、燕山、門頭溝和延慶。

位於北京東北部近郊位置的望京社區原本沒在規劃之列，卻陰差陽錯成了最早一批建成的新區模板。按當時的城市規劃，望京將建成大中型商業文化服務中心，總建築規模1400萬平方米，總居住人口28—30萬人。

現實中，望京主要發揮了居住功能，很多生活、服務設施配套功能有所缺失，使得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在白天去京城及其他區域工作，晚上回來居住，因此它也是北京最早得名「睡城」的區域。

望京後，另外興起的衛星社區如奧運村、天通苑、回龍觀如今也都成了圍繞著「市中心區」而存在的睡城。每日大量人流穿梭於城區和郊區之間，對整個城市環境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2000年後：牢牢抓緊的「好功能」

不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北京經濟該如何發展？北京陷入了一段不短的迷惘和徘徊。

1996年，賈慶林主政北京市時提出「首都經濟」概念，得以將首都服務功能與經濟建設統一起來，釐清了北京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和思路。據北京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弘介紹，按照當時的認識，「首都經濟」的本質是知識經濟，核心是高端金融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雖然北京規劃的中心是將人口疏散往郊外，但對金融產業功能區的規劃，卻常年緊抓不放。規劃中，北京希望將自身打造成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金融中心。1993年10月，國務院批覆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年～2010年）》明確提出，「在西二環阜成門至復興門一帶，建設國家級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國家級銀行總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部」，北京金融街應運而生。

「一方面城市要發展，一方面資金又捉襟見肘。」研究經濟地理的楊保軍在談到這次規劃時說。「以往北京很多的建設資金來自中央政府撥款，比例有時將近50%。」後來中央政府不再撥款，北京開始感到建設資金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市必然傾向於做大經濟規模以獲取財政收入，確保中央高層要求的「更好地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服務，為日益擴大的國際交往服務，為國家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服務和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

除了金融街，同樣被首都寄予厚望的還有位於東三環的CBD區。這裡最終被打造成跨國企業雲集的區域，殼牌、豐田、三星、美鋁等眾多知名跨國公司總計達77家，佔北京市知名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2/3以上。

2010年，四區合并前，位於北京市中心的舊城，僅佔中心城面積的5.76%，長期以來擁擠著4個飽含發展激情的區級政府：東城區建「中央商務區」，西城區建「金融街」，崇文區建「新世界商圈」，宣武區建「國際傳媒大道」……4個城區各自為政、不甘示弱，紛紛加速開發求政績。

除此之外，海淀的科技產業園區也產生了巨大的人流吸附效應。其他周邊區縣，也提出了不同發展定位，吸引資金、吸引資源、吸引人才。順義也決心打造為現代製造業基地，通州希望成為綜合服務中心，亦庄一度也在積極打造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心，石景山區則打出綜合服務中心的旗號。

2015年：終於迎來大七環

為了緩解交通壓力，北京的環線交通建設更加緊鑼密鼓。2001年，全長65.3公里的四環路宣布通車。作為環北京核心區的第一條環線，四環平均距離北京市中心點約8公里，全線共建設大小橋樑147座。

原本設計中，預計2006年四環路才會面臨飽和。那時候亦能夠通過五環、六環規划進行交通疏導。不過，全線通車才幾個月，東四環高峰時每小時車流量就接近設計時預計的最高流量一萬輛。據《快速交通》雜誌報道，當時有專家估計，四環的運載力最多能夠維持到2003年。

於是，四環剛剛通車，五環路的推進速度便緊急提速。2003年10月，作為北京首條環城高速公路，五環路趕在「大限期」前通車，環北京周長達到了98.58公里。

雖然北京「腰圍」不斷膨脹，但新環線內的建設卻並沒有跟上。「建國以來，我們砸的資本都砸在三環四環以內，沒有投入到周邊的新中心。」2011年，劉欣葵接受《中國民營科技與經濟》雜誌採訪時說。劉欣葵曾任職於首都規劃委員會辦公室，在她看來，「城市的中心應該是公共服務中心——沒有這些城市運行、公共服務中心，我們的城市好不了的」。

也正因如此，2009年作為建國60周年獻禮項目——全長187.6公里的北京六環路實現全線貫通後，北京外延的速度仍沒有停下來。

「在討論首都規劃時，一方面人們總想在核心區留下最好的，拋棄包袱；另一方面卻想讓人口別往中心聚集，這本來就是自相矛盾的。」董光器說。

最終，北京完成了圍繞中心輻射的城市發展模式。每天早晨，人們由外圍往中心聚集，猶如靜脈里的血液流回心臟。到晚上，又從心臟，回到城市的邊緣。

也就在岳雲鵬唱火《五環之歌》的同一年——2015年，歌曲中描述的七環也被納入了首都規劃，並在一年間便成為現實。

參考資料：

王軍《城記》三聯出版社

《千年遺產和一紙規劃 ——55年北京城建是與非》侯震，《中國作家》，2006年，第13期:17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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