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聽高育良胡說，岳飛之死到底應該怪誰？

紹興九年（1139 年），和議成，高宗及滿朝文武大臣都沉浸於一片祥和喜悅的氣氛中。這時候，高宗並沒忘記對岳飛進行犒賞，並稱和議的簽定與岳飛立下的赫赫戰功密不可分。儘管高宗如此表態，岳飛也毫不領情。在岳飛看來，宋金和議是對自己鐵血生涯的侮辱。他向高宗發出警示。他說：「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既然岳飛的主戰要求得不到高宗的呼應與支持，他只有以辭去兵權表明自己的態度。趙構對金求和，最擔心的就是以岳飛為首的武將們的反對，岳飛這一辭呈，對高宗趙構來說正中下懷，他可以藉此機會對岳飛敲響警鐘，以儆效尤。

基於現實的考量，高宗沒有批准岳飛的請辭兵權，因為他不能保證金朝會遵守和談條約。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還是要保留岳飛作為保護自己的一張牌，同時他又下令不允許岳飛輕舉妄動，以免破壞和議的大好局面。

紹興十年（1140 年），金軍敗盟而南下，岳飛立即揮師疆場。岳飛不顧高宗皇帝的阻撓進行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就在「岳家軍」的前鋒部隊抵達距開封不到四十里的朱仙鎮時， 岳飛在一天之內連續收到高宗發來的十二道金牌，要求大軍立即班師回朝。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完全打亂了岳飛的戰爭計劃。眼看就要收復東京，高宗卻在這時候掉鏈子。

岳飛此時才算真正看透高宗對金的政治底牌，和對他的疑懼之心。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之下，岳飛不得不撤兵，放棄已收復的失地。紹興十一年正月，兀朮重兵侵犯淮西，高宗命令岳飛支援。淮西之戰最終在宋軍佔上風的情況下，由於張俊的貪功而敗。岳飛的悲憤和壓抑由此爆發，憤怒地發出「國家了不得，官家又不修德！」的怒吼，這也成為秦檜一派後來抓到的所謂岳飛罪證的口實之一。

紹興七年，是岳飛與高宗君臣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岳飛的軍事戰略與高宗的求和政策格格不入，岳飛進行了公開地抨擊和反對。對於武將而言，這已不僅僅是憑藉資本向皇帝口頭要挾，他們還可以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如紹興八年，韓世忠劫襲金使；紹興十年，岳飛不聽勸阻，舉師北伐。但這些均不足以促成高宗下定決心誅殺岳飛，他雖時時策劃著解除武將兵權以及如何實現議和政策，但誅岳飛並不是一個十分穩妥的方式。只要大金勢力還在，岳飛即使被革職，仍然還有他的用處。

後來一個因素逼著高宗不得不做出重新考慮，兀朮致秦檜的一封信說：「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岳飛一直以來都表示要功成身退，也一再地提出辭呈，高宗此時完全可以順水推舟，況且紹興十年金軍的毀盟也使他不完全相信金人會遵守和議，所以岳飛還是他要留的後路。但兀朮提出的議和條件以及他身邊一些勢力的參與，使他又重新考慮並做出決定，這些勢力就是秦檜和張俊之流。但作為南宋政府最高統治者的高宗皇帝，其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只有他才對當朝大事有最終決定權。

帝制時代，一旦出現皇帝對臣下的猜忌，其結果要麼是魚死要麼就是網破。在鬥爭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皇帝往往會佔優，史書中對此有深刻的表述：「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若臣疑於君而不反，復為君疑而誅之； 若君疑於臣而不誅， 則復疑於君而必反。」在這種不對稱的博弈中，「君疑臣則誅」，臣下反或者不反都不是問題。

只要君主有了疑慮，有了誅殺大臣的願望，其餘事情都可以在此意志指引下在合法的外衣下去完成。何鑄查出了岳飛的冤情，秦檜對他說：「此上意也。」短短四個字就交待了事情的真相。而這種「上意」往往是隱藏很深的，當朝人不敢道明，後世人難以洞悉，往往道不明事件的真相。於是歷史事件就成為撲朔迷離的歷史謎案。我們可以斷定，其實所謂的秦檜和岳飛勢不兩立的背後是高宗和岳飛的勢不兩立，秦檜是基於高宗意志走上前台出演的一個主要演員，高宗才是主導整場劇情發展的導演。

選自《非常歷史非常人》（宗承灝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已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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