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另類廉正自律之二：不正常的環境中正常你就不正常嗎？

文/丐丏

【作者簡介】丐丏，本名張新春，遼寧新民人，1963年11月生人，市作協會員，編輯職稱，喜愛文史，些有文章見媒獲獎出版，現為國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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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倫對「不受」的警覺

第五倫的自我反思很警策很另類——另類自覺。在東漢光武帝、明帝年間為官的第五倫素「以清潔稱」，有人問他：「公有私乎？」第五倫回答：「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此可見行賄之收益，哪怕是未遂，也不白跑；雖然沒真收，但被行賄者（尚未成為受賄者）還是有所觸動。此亦可見為官當權者的風險。設想一下，如果第五倫收了會怎樣？估計就不會僅僅是「心不能忘」之了。

第五倫任會稽太守時，俸祿二千石，但他仍「躬自斬芻（割草）養馬，妻執炊爨（做飯）；受俸裁留一月糧，余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妻子做飯、散盡余俸都可，自己打草喂馬，似過了，可會耽誤政事？所以范曄在《後漢書·第五倫傳》後「論曰：……君子侈不僣（僭）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意謂官要有官樣、官要有官為。第五倫不是「矯激」，他是實實在在做的，並一直做到「三公」之司空。

楊震深知「四知」

楊震以「四知」之說拒金，盡顯其冷靜與廉正。楊震年五十才入仕為官（東漢初年），經大將軍鄧騭舉薦，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赴任東萊太守途經昌邑縣時，楊震任荊州刺史時所薦用的、現任昌邑縣令王密來謁見，嘮至深夜，臨行，王密從懷中掏出「金十斤」欲為敬禮，楊震說：「故人（楊震自謂）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楊震直接發出了感嘆，而王密竟不知趣地說：「暮夜無知者。」「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後漢書·楊震傳》。——有古寺聯：善報惡報陰報陽報遲報早報時來即報；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你知我知誰謂不知。）顯然楊震有些震怒了。王密羞愧離去。應該說，王密之舉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行賄，算是報恩吧！當然，楊震也有理由懷疑王密的金之來歷及送之動機。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已經發展為行賄者行賄時常用或心照不宣的勸慰語了。送收之對錯、目的之達成與否且不論，一旦事發，又有哪個行賄者會很意氣很「哥們」地嚴守那些「四知」之外無有人知的秘密呢！當然此意不在提示行賄者應很講「遊戲規則」地嚴守秘密，也不在提醒受賄者要經過確無失密之風險的考量後方可大肆收受。有句話叫「在真相永無對質的情況下最能顯示人的高貴品格」，楊震的品格便在這「四知」而拒中高貴起來了。

王翱之「勿妨寒士路」

明代宗年間吏部尚書王翱的女婿賈傑在京郊做官，王翱夫人想見女兒，多來往迎送，女婿賈傑便借題發揮，跟岳母念叨：「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聽之，尋機向王翱提出此事，王翱很是反感，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飛出的器物竟至擊傷夫人。賈傑終沒調成。越易如反掌越不能為，王翱不近水樓台以權謀私地任調女婿是對的，怒而掫桌子則未免有失風度，看來是氣甚啊！

王翱「論薦不使人知」，他說：「吏部豈快恩怨地耶。」王翱的孫子以蔭入太學，但他不讓其參加科舉考試，謂之：「勿妨寒士路。」（《明史·王翱傳》）比如公儀休之勿「奪園夫紅女利」而有過之無不及。科舉仕途，那可是事關萬代傳承的家族大事啊！

庄存與千里退「帽」

乾隆十年一甲二名進士、禮部侍郎庄存與曾主持浙江鄉試，臨回，巡撫大人送與銀兩以為盤纏，庄堅辭不受；又送一頂官帽（二品冠）做留念，庄始命隨從收下。路上，隨從似詭秘似炫耀地對庄存與說：「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庄存與大怒：「何不蚤白（早說）。」（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庄侍郎廉鯁》）命立即返回送還，而此時他們已經走出千餘里了；估計即使到了京師，庄存與也會命人送回。

禮是退了，庄存與似還應有一個檢討和不嚴謹上的自責：隨從並無大過，但可致大錯，所以對隨從所經辦要細心查防；尤其要「管好身邊人」，勿使自肥、勿陷其害——不論有意還是無意的。

田豫之「受」

田豫主要在三國曹魏做官，位至匈奴中郎將（特使）、振威將軍兼并州刺史、太中大夫等；其為官「清儉約素……家常貧匱」，得有賞賜，皆散之將士；即使是一些與其不睦的人，也都很佩服他的節操。

鮮卑人來訪，多送田豫牛馬，田豫並不私用，而是將這些牛馬送入官府。覺得送牛馬顯露，鮮卑人改送金，來使對田豫說：「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屏退左右後，來使撲通跪下對田豫說：「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三國志·田豫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於是捧出「金三十斤」，田豫「張袖受之」。使者走後，田豫悉數將金奉公，並造冊具狀。這是弱國用「公款」行賄強國大臣。也許是出於某種考慮，田豫來者不拒，但沒有充做「家資」，估計田豫也是認為能夠「自給」的。這可為今天「登記報告」制度之濫觴。不拒並「悉簿藏官」，這是田豫的另類。

杜預之「送」

晉武帝時鎮南大將軍杜預曾多次向首都洛陽的權貴們饋送錢物，有人問他為什麼如此這般時，杜預無奈地回答：「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晉書·杜預傳》）杜預顯然是對當時的官場沒信心，他本人也是功高權重啊，但尤有被奸官邪黨傾軋的顧慮，於是只能希圖以賄賂免禍。陸以湉認為「若遇主聖臣直之朝，當不出此」（陸以湉《冷廬雜識·賄賂免禍》），也許吧，只是「主聖臣直之朝」有幾多呢？表面上看杜預似乎連基本的廉正都沒做到，但實際上其送（或謂行賄）乃政治生態使然，不這樣那會怎樣呢？可想而知。關鍵是要保持同流而不合污。

晉武帝司馬炎問杜預：「卿有何癖？」杜預回答：「臣有《左傳》癖。」杜預不僅是一位戰功赫赫的軍事家，更是一名學有專長的學者，他「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30卷，最早注本）」等；還著有《守弱學》，縱論「敬強、保愚、安貧、抑尊、守卑、示缺、忍辱、恕人、弱勝」之道。

石奢、李離之「殉職」

楚昭王相國石奢「堅直廉正，無所阿避」。一次在縣中巡行，發現路邊有人行兇，石奢立即過去追查，竟然是自己的父親……無奈，他放走父親而令人把自己拘囚起來，並派人告知楚昭王：「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楚昭王說：「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楚昭王沒有怪罪，讓他履職如常。石奢堅持說：「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於是自刎而死——石奢沒有「竊負而逃」（《孟子·盡心上》）。面對犯罪的父親，當職的兒子既不能違孝治刑，又不能徇私枉法，只有「以身殉職」（不是積極意義的）了——「有」其父「沒有」其子了。從倫常道義上講，這是「有其（這樣的）子而沒有其父」啊！——父之何教？

李離也是「以身殉職」的。李離是晉文公時大法官，當得知自己因為誤判而刑殺了犯人時，便也讓人把自己拘囚起來，並定為死罪。晉文公得知後開導他說：「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晉文公想安慰李離並試圖為其尋找「避重就輕」的借口。李離則回答說：「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李離很有擔當，官自做，祿自得，責也當自承，不能轉嫁屬吏。晉文公進一步開導他：「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推論合理升級。李離再「辯解」：「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伏劍而死。決而未疑，聽而未微，鑄成大錯，李離自責難拔。

石奢、李離事見於《史記·循吏列傳》。那樣的以死殉職，太超常、太震警了，太讓古今那些躲「問責」、避「追究」、文過飾非唯恐不及的官吏們汗顏了——特別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石碏殺逆子（《左傳·隱公四年》）、包拯「鍘包勉」（或為戲說）之大義滅親或可比之。

當然的操守被「另類」

歷史上如上述之廉正自律的人和事當還有許多。從公儀休、子罕到石奢、李離，可以說是比較全面地給出了可能的廉正自律模式。田豫、杜預之舉或為權宜，卻是有現實意義的；比如大敵當前之戰與和，要充分考慮實情，不能一概「主戰」。

另類廉正自律，有絕對的、不局限於時代的，如懸魚懸瓜，如果今天（魚、瓜都還有送）誰那樣「懸」了，那也很新鮮、也會很轟動；有相對的、局限於一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的，如春秋時期的「失刑則刑，失死則死」，今天執法者如果「失刑、失死」（時有發生），給予紀律處分甚或追究法律責任是有的，但一般不會「則刑、則死」——即使是李離時代也很難絕對做到「則刑、則死」，也就李離超自覺地做到了；如果他稍一鬆口，聽了晉文公之勸導，那將會是另一種情況，《史記》自然也就無有此記了。

另類廉正自律的「相對性」還有一層意思，也和社會環境有關，就是當社會整體「腐敗」水平較高、腐敗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或生活方式時（笑貧不笑貪。在此，凡事要考慮求人送禮；在彼，不送禮來不辦事、送上禮了亂辦事），你很容易就會成為「另類」（時髦講可謂「被另類」），即使是所為屬於「規定動作」別人也會側目冷眼——俗謂：在不正常的環境中正常你就是不正常的。

——越來越惡化的結果可能是：一方面是你很容易「另類」；另一方面你在廉正自律上越來越不敢「另類」了，哪怕是最基本的，縱有那心怕也沒那膽兒，因為「另類」的正面輿論空間越來越小了——民間基本沒有，「第檐婦孺之口」都不街談巷議這些了，人們更感興趣更津津樂道的倒是一些「腐敗事迹」；正面說教也多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此君操守可信。」當有人這樣向來客評介清代名幕名知縣汪輝祖時，汪輝祖非常生氣。來客說：這分明是了解你的話，你看上去怎麼有點兒責怪人家呢？汪輝祖說：「今有為淑女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汪輝祖《佐治葯言·自處宜潔》）為一位淑女做媒（「執柯」），不能跟人家做「這是個好女孩，可不淫蕩了」之類的介紹。汪輝祖認為，「操守可信」是對執政者的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要求，就好比真處、清純、慧賢之於待嫁的姑娘。得到「操守可信」的評價，汪輝祖以為恥辱。

我們不提倡另類，也不製造另類，不要讓正常的遵紀守法隨隨便便就凸顯為另類。我們應力求營造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生態，至少讓起碼的廉潔自律成為正常。

（歷史上的另類廉正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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