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觀點：醫生不是論文的奴隸，而是科研的主人！

近日，中國醫療學術界被集體「翻舊賬」——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 一口氣撤掉《腫瘤生物學》雜誌2012-2016年發表的107篇論文，波及國內524名中國醫生、百餘所醫院和大學。

造假當然不對，但不容迴避的現實是：如此大規模學術造假的背後，畸形的醫生評價和醫院評審標準難辭其咎。醫生的名氣大小和工資多少主要看職稱，幾乎每個人都面臨著一條以論文為鋪路石的漫長晉陞通道，甚至「做一千台手術不如發一篇SCI論文」。如出一轍地，醫院的聲譽高低和撥款豐儉一方面取決於等級幾何，另一方面取決於課題多寡，也都直接或間接與論文掛鉤，導致他們對SCI趨之若鶩攀比成風，甚至造成「科研養醫」之詬病。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此次風波中涉嫌造假的中國學者幾乎全部來自三甲醫院，其中不乏王牌科室的知名醫生，因為他們恰恰是上述扭曲制度的「重災區」。體制內資源配置的倒金字塔模式，促使他們不得不努力攀爬評價體系的正金字塔尖，在出門診做手術忙得焦頭爛額的同時，還要為了寫論文評職稱而身心俱疲，級別越高，任務越重，壓力越大。

同時我們看到，外方撤稿時所說的造假主要指同行評審環節，而且多是第三方機構所為，這並不必然說明論文本身質量不過關或論文內容有假。所以，逐一公布有關醫生名單並向公眾煽情「有你曾跪求過的名醫嗎」，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誤導也有失公允，對肩負雙重壓力的醫生們造成了「二次傷害」。

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我們的醫療體系由公立壟斷且高度行政化，政府無法有效甄別醫生和醫院的好壞，也難以建立「多勞多得、優績優酬」的收入分配製度，只能通過簡單粗暴的評定標準把他們分作三六九等，據此「定崗定編定工資標準」，最終造成醫生評價機制和激勵機制的雙重扭曲。長期以來，體制內出現了一批不會看病不會開刀的「論文醫生」，而一些熱愛並且擅長臨床的醫生卻遲遲難以晉陞處境尷尬。

還有些醫生，儘管論文寫得很順手、在體制內做得風生水起乃至功成名就，也還是選擇了「用腳投票」——從早幾年毅然從上海九院「下海」專註醫療整復美容的沈國雄醫生，到加盟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的瑞金名醫夏璐，包括創辦自己醫生集團的宋冬雷教授等等，都不約而同地聽從了醫療本質的召喚，「離SCI遠一點，離病人再近一點」。他們的實踐證明，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支付市場化的價格去購買醫療服務，體制之外的醫生評價機制日臻成形並趨於合理規範。這反過來倒逼體制之內的反思和轉變，「不以論文論英雄」的呼聲日高，甚至成為一些地方的改革實踐。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反對閉門造車、弄虛作假地寫論文，但絕不能忽視科研的價值。以豐富的臨床病例積累和紮實的實驗結果數據為基礎，科研能夠極大地推動臨床，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係。美國臨床統計學家R. H. Riffenburgh在其2012年《醫學統計學》第3版的獻詞中就說——人曰：「我治病太忙無暇做科研」。我答：「治一名患者，只是治一個；倘進行研究，是治一萬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一度的全美最佳醫院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醫院也無一例外是科研先鋒和論文大戶。

無論體制內外，有智慧的醫生都不會讓自己淪為論文的奴隸，而必將選擇成為科研的主人！

（本文所有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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