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憶日軍轟炸後慘象：到處掛著殘肢斷腳搖來晃去

我於1930年9月23日出生在重慶，曾祖父是一名藥材商，爺爺先後在夔府電報局、重慶電報局任職。父親譚爾熾，就讀於上海工學院，畢業後回到重慶，在重慶電報局任職。當年，譚家在重慶擁有多處房產和店鋪，其中位於市區的私家宅院是一棟青磚高牆圍成的大院落，總面積5000餘平方米，有大小房屋幾十間。小時候，我在院里的天井可以騎自行車，更別提魚池、花園、名貴樹木，院里比比皆是。

父母帶著我和妹妹與爺爺、奶奶住在一起，家裡雇有保姆、廚師、雜工、轎夫、裁縫等。家裡還有一名武術師，教爺爺、父親練武強身。在我的兒時記憶中，家裡常常賓朋滿座、琴聲繚繞，每到用餐時，食客就有三四桌。我是家中的長孫女，被家人視若掌上明珠，3歲時

被送到牛皮凼（今渝中區臨江門）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幼稚園入讀，每天由奶媽抱著坐轎子接送。誰也沒有想到，在我8歲那年，譚家悲慘的命運開始了。

家遭厄運

1938年初，日機轟炸了重慶近郊的廣陽壩機場，局勢驟然緊張。爺爺因憂慮過度，突發心臟病去世。根據抗戰形勢的需要，父親奉命離開重慶，調任貴陽電報局，外公、母親、妹妹隨同前往。誰知，自此一別，譚家厄運接踵。日機轟炸貴陽，外公、母親、妹妹無一倖免，被炸身亡，父親因到鄉下檢查工作，才躲過一劫。惡噩傳到重慶，奶奶和我哭得昏天黑地，感覺天像塌了一般。親友們勸告奶奶：「日機要來轟炸重慶，你們還是設法到鄉下去躲避一下，這樣比較安全。」由於當時並不了解轟炸的危害性，奶奶也捨不得拋下這份家業，我們仍留在城裡，每天提心弔膽地過日子。

1939年5月3日，城裡響起了「嗚—嗚—嗚」急促的防空警報聲，當時，保姆抱著我剛從幼稚園回到家。奶奶見勢不妙，吩咐家中的僱工趕快行動，將桌子拼到一起，上面搭上幾層棉被，大家迅速鑽到桌子下面躲避。我坐在一張小板凳上，腦袋彎到膝蓋上，大氣都不敢出。大人們也個個心驚膽顫。

日機飛近了，緊接著扔下炸彈，地面不停地抖動，四周頓時響起了爆炸聲、垮塌聲，我覺得耳朵都快被震聾了。隨後，日機又扔下燃燒彈。儘管我們頭頂上有棉被捂著，空氣中仍瀰漫著煙熏火燎的嗆人氣息，同時還能聽到「噠噠噠」不停掃射的機槍聲。我從未經歷過如此慘烈的場面，心臟狂跳不止。緊挨著的奶奶更是臉青面黑，身子篩糠般地抖。

過了很久，解除警報聲才響起，我們試探著從桌下鑽出來，大家都不敢出門，就在門口張望。所幸譚家的房屋躲過了轟炸，奶奶雙手合一，口中不停地念誦：「謝謝菩薩保佑！」但四周的房屋大多被炸得東倒西歪，街上的電線杆、樹枝、房頂上，到處掛著殘肢斷腳，在凄風中搖來晃去，就像過年時掛在屋檐下風乾的臘腸。老百姓的哭聲、喊聲、叫罵聲匯成一片，此情此景，無不讓人心酸。

為了活命，奶奶做出決定：家中只留下奶媽和廚師，其餘僱工一律解散。隨後，奶奶吩咐打點行李，連夜起程。她是個小腳女人，帶著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牛角沱，乘船過江，再到江北的寨子坪，投奔親戚范國熙家

5月4日，日機再次對重慶進行狂轟亂炸，市區燒紅了半邊天，身處市郊，也能聞到空氣中充滿火藥味。寨子坪依然不是安全之地，日機仍是經常飛臨。這一帶沒有防空洞，范家附近有一些生基墳，人們為了逃命，用大鎚將古墓的石門砸開，躲在裡面。生基墳不大，只能容納三五人，不能伸腰，洞里充斥著爛腐之氣，令人犯嘔。這一幕情景，成了我永遠抹不去的記憶。

父女重逢

1939年的5月，是一段無比血腥慘烈的日子。日機不停地實施疲勞轟炸，有時剛解除警報還沒跑回家，日機又來了，又得跑向生基墳藏身。一天往返數次，奶奶和我被折磨得筋疲力盡。有一次，日機轟炸了幾天幾夜才停止，奶奶不放心，讓親戚進城去看看家裡的情況。親戚回來後，帶著哭腔對奶奶說：「城裡全炸成了一堆一堆的爛磚破瓦，好不容易找到地址，家的影子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奶奶又驚又氣，頓時倒地，不省人事。我嚇得撲在她身上，大聲哭喊著「奶奶，醒醒！」。這一年，我8歲。

家業盡毀，萬念俱灰之餘，奶奶惟一的精神支撐就是在貴陽的兒子。但因時局惡化，雙方不能見面。沒辦法，奶奶和我一直住在寨子坪，起初，還能靠著一些積蓄生活，日子一久，積蓄漸空。奶奶有很好的針線活手藝，每天蹣跚著小腳出門攬活。日子雖然艱辛，奶奶仍堅持讓孫女讀書。我在寨子坪讀完小學，考進巴縣女二中，後入讀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江北劉家台小學教書，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1949年，我收到一封幾經輾轉寄來的信件。從信中得知，父親後來從貴陽到了新疆哈密電台任台長。但信件不是父親本人所寫，而是哈密電台以公家名義寄來的，告之我的父親患了斑疹傷寒，生命垂危，臨終前想與在重慶的家人見一面。當時，莫說到新疆的火車，就連到哈密的公路都沒有。路途迢迢，奶奶是個小腳女人，我年紀尚不足20歲，世道叵測，若冒然前去，這一行恐怕是凶多吉少。萬般無奈， 我倆唯有抱頭痛哭一場。

譚家雖然曾經是富裕之家，但被日機炸得一貧如洗，重慶解放後，在劃定成份時，我和奶奶被劃為貧民。在20世紀50年代，和我相依為命的奶奶含恨去世。我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後來調入重慶市商業系統，一直到退休。

命運總是充滿變數。時至80年代，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展讀後，彷彿被重重一擊。這竟然是我「死去」父親的來信，他還活著。原來，父親在新疆哈密患重症被推進了太平間，冥冥中他居然遊絲一息蘇醒過來。由於之前哈密電台給他在重慶的家人去信，沒有迴音，他以為一家人都被日機炸死了，便隨國民政府潰退台灣。後來，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他在一次與友人的會面中，談及當年留在重慶的母親與女兒，不禁潸然淚下。友人深為同情，表示他有個侄兒在大陸，願意幫忙打聽我們的下落。就這樣，費盡一番周折，父親終於得到了我們的消息，只是奶奶已經訣別人世。

在經歷近半個世紀的生死離別之後，父女相見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在重慶白市驛機場，當年老的父親向我走來，那一刻，我們淚水長流，緊緊擁抱。後來，父親又往返海峽兩岸多次，最後，他選擇了在重慶定居，他對我說：「我死也要回到家裡，落葉歸根，不在台灣當孤魂野鬼。」1993年，父親辭世，遺骨安葬故鄉，圓了他今生最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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