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為何將神筆王鐸打入「貳臣」惡人榜？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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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為明季殉節諸臣編了一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後，又詔令國史院弄了兩卷《欽定國史貳臣表傳》。《貳臣傳》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對清朝赤膽忠心、積有功勛者，乙編為對明清都不盡忠且無建樹的降官。

殿堂級書法大家王鐸，迄至今日還很著名，有書法《擬山園帖》《琅華館帖》《王屋圖詩卷》和繪畫《雪景竹石圖》等一批好作品傳世，卻被愛好書法的乾隆帝在序言中點名：「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表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鐵，入本朝仍忝為閣臣。」

王鐸和曾靠附逆魏忠賢起家的馮銓一樣，不同於洪承疇、祖大壽那樣在明亡前被清軍迫降，而是在清軍入關後才參加新朝的國家建設，卻不倖免名列乙編的貳臣惡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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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沒有王羲之的顯赫出身，其父只是一個愛讀書的農民，種了十三四畝田地，但遭豪紳侵佔陷害，貧困時不能一日兩粥。他十二三歲才接觸筆墨，先練了王羲之的《聖教序》，才開始零散地讀古文。幸好有個舅舅組織鄉學，他十五歲才進正規的學校接觸到系統的四書五經。那一年，家裡給他娶了一個大他兩歲的老婆。

舅父陳具茨、岳父馬從龍和髮妻馬氏，成了他的主要助學人。天啟二年（1622）三月，年屆而立的王鐸進京參加殿試，名列二甲，賜同進士出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改庶吉士。三人深交，始於此年，後來有了「三株樹」與「三狂人」之稱。

王鐸供職翰林院編修，沒有倚為靠山的政治資源，只能在魏門走狗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的領導下，顛倒是非，攻擊東林黨人，全盤推翻既定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結論，為魏忠賢歌功頌德。

有諂事魏閹之嫌，然王鐸是奉命參與者。崇禎帝追責魏黨時，沒有株連王鐸，而是安排他到東宮任職，做過右春坊左諭德、右庶子。他職權不高，但詩書盛名在外。溫體仁主政時，王鐸不屑與之為伍，主動申請調到南京掌翰林院事。

兩年後，王鐸被召回北京任詹事，兼經筵講官。他給崇禎帝講儒家典籍，講《中庸·唯天下至聖》時，結合時事，言語有「白骨如林」，激怒崇禎帝，差點治罪。

崇禎帝朱由檢

崇禎十二年，太子朱慈烺正式入主東宮，設置機構，由翰林院和詹事府出員兼任。廷議推薦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經筵講官黃道周，遭首輔大學士張至發反對，張卻支持王鐸成為東宮侍班。給儲君當師傅兼管家，前途無量，但王鐸沒幹多久，因次女病逝，兩次請假歸里，後來他返京任翰林學士，不到一年又赴南京做禮部尚書。

王鐸以家人先行，取路暫返老家孟津，他率家丁隨後。家人半路陷入兩千多人的農民義軍重圍中，王鐸以二十五騎馳突往救，救出家人衝出重圍。他還沒抵達南京，老父病故，於是辭官服喪。不久，其母亡故。剛將父母葬入祖塋，妻子病逝。

家人不斷離世，使他無法回京任事。崇禎十七年三月，朝廷命他回京任禮部尚書，他還沒來得及赴任，就收到崇禎帝自縊煤山的噩耗。福王朱由崧組建南京政府，王鐸與詹事姜曰廣任東閣大學士。權臣馬士英排擠史可法和姜曰廣，卻對王鐸看重，加其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成為流亡內閣的次輔。

王鐸六次上書請辭，弘光帝挽留，晉少傅。這次沒走，卻使五十四歲的王鐸在多鐸大軍圍攻揚州時，臨危受命，作為弘光帝逃亡蕪湖後的南京最高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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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二年（1645）五月十六日，清軍圍城，王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率留守南京的文武百官，在滂沱大雨中開城門，跪迎清廷的豫親王、定國大將軍多鐸。

王鐸跪掉了民族氣節。攝政睿親王對他很看重，命他以原職禮部尚書管弘文院學士，充明史副總裁。他的南明皇帝朱由崧，卻被清廷押解進京處死了。

多爾袞攝政，王鐸做過殿試閱卷官。他們的政治合作還算順利。王鐸因侍妾去世，歸葬返京後，被安排到禮部做左侍郎，兼《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順治帝有意拉攏王鐸，下恩詔晉為太子太保。順治八年，大權在握的世祖將王鐸升為少保。

順治帝

御史張煊彈劾吏部尚書陳名夏「私庇南人」，壓制資深的北方人王鐸不能升尚書，而力薦資淺的南方人陳之遴為禮部尚書兼弘文院大學士。陳之遴被劾與陳名夏營私結黨，不宜重用，但順治帝認為他是人才，並不治罪，調任戶部尚書。順治帝任命王鐸為禮部尚書，時為順治九年三月，而王鐸已經請假返回老家，重病在床，並未就職，同月病逝。朝廷收到訃告後，贈太保，謚文安，蔭其孫中書舍人。

但是，乾隆帝知道，王鐸在明末政壇以忠直聞名，極力反對權臣楊嗣昌對清軍主和政策。當其好友黃道周批駁楊嗣昌對清休戰謀和，遭處以貶官六秩之嚴懲後，王鐸仍上疏：「言邊不可撫，事關宗社，為禍甚大，懍懍數千言。」楊嗣昌大怒，使人向崇禎帝告發，請求對王鐸課以廷杖刑罰。消息傳出，王家老小驚恐不已，而王鐸神態自若，毫無畏懼。他還向朝廷舉薦其四弟王鏌，請求允許他們兄弟領四千強兵，請纓以擊寇頸，致意闕下。

而到了清朝，王鐸雖非極受重用，也是位高權重，但他緘默無聲，碌碌無為。他仕清七年，寫了不少有名的字帖和詩作，卻在本職工作上政治建樹寥寥可數：一、順治八年三月，疏請皇帝尊師重道，「幸學釋奠」「修葺聖廟」，照例調衍聖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行孔孟之道；九年二月，代表皇帝祭告西嶽、江瀆。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政績記錄了。

治績不佳，但藝術成就高。王鐸博學好古，詩書盛名在外，力矯積習，獨標氣骨，蒼鬱雄暢。後人給其「神筆王鐸」的美譽，甚至認為其草書「後王勝前王」，即超過了王羲之。仕清後，他的字越寫越好，布局勻稱，線條飄逸舒展，行筆充實，轉筆暢達，參差起伏，跌宕自如。此外，他還是一個高產詩人。他終生堅持「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生不易」，遍臨魏晉、唐宋法帖，一生的書法作品超過萬件，傳下來的墨跡本近千件，還寫了兩萬餘首詩，多有憂國憂民的情懷。

這份偉大的藝術成就，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卻使也愛書法、寫詩高產的乾隆帝質疑他身居要位惡而不務正業的忠誠度：縱有神筆美譽，縱有憂樂情懷，也替代不了他的政治作為。

他把大量的時間給了臨創書法、寫詩作文、遊山玩水，既不像洪承疇那樣為統一大業殫精竭慮，也不同於馮銓、金之俊為內政治理出謀劃，完全是怠政不作為。

這些都受順治帝禮遇或重用、為清朝一統天下建功立業的降臣，在一百多年後，都被乾隆帝嗤之以鼻，悉數打入「貳臣傳」。乾隆帝認為曾祖父順治帝之所以用他們，為「開創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他用近乎仇視的眼光，看待這些貳臣：「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勛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乃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清高宗實錄》）

乾隆漢服圖

乾隆帝這麼做，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不好明說順治帝崇漢抑滿的是非觀，而以此作鋪墊，在此後不久，即乾隆四十三年，為遭順治帝削爵戮屍的多爾袞正式平反，恢復睿親王封號，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多爾袞身後榮辱，百年巨變，那是皇家內部爭鬥此起彼伏的結果。而貼在王鐸等身上的貳臣標籤，卻因歷史的存在而不可能被揭去。哪怕他因氣節自虧抑鬱而卒，縱然他的詩書名氣再大、影響再久、成就再高，也無法改變屈節降清的事實。

這是王鐸那一類人的不幸和悲哀。

當然，歷史也不會因為那些貳臣的標籤甚至烙印，而淡化他們為明清之際的社會秩序重建所貢獻的大大小小的力量。王鐸雖政治作為不大，但他留下的筆墨還是當時文化史的一大亮點，這是附庸風雅、標榜文治的乾隆無法比擬、不無嫉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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