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從學術文章撤稿看學術規範「易摔跟頭之處」

原編者按

近日，全球最大的學術出版機構之一Springer出版社宣布撤回107篇發表於2012-2015年的論文，原因是同行評議造假，而這些論文全部與中國研究機構有關。

結合此事，丁學良教授回溯了自己」寫推薦信「的經歷，並指出：」學界的信譽必須依賴於中立、客觀、透明的學術規範。數不清的內地年輕學子申請海外名牌大學和研究機構不成功，並非全然是他（她）們自身的素質不夠格，有些是歸咎於推薦和證明他們成績和素質的體例、規範不過硬，這是國人極易摔跟頭之處。「

本文作者：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每年都要被中國內地的一些人請求為他們自己或其親友寫推薦信，申請去海外大學留學。每年都要拒絕為其中的幾個人寫信，每年都要因此而引起一些誤解，每年都可能為說「不」而得罪一兩個老朋友或有地位的人士，每年都萌發念頭要就此寫一篇評論。

很多年過去了，這樣的評論還沒有寫出來。頗難啟口。

今年終於下了決心把這評論寫出來，因為整整30年之前，我第一次請美國的資深教授為我寫推薦信申請夏季研究經費。為我申請留美寫信的，除了我國內的恩師外，另兩位是1939年前海歸的前輩，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不是因為兩位前輩認識我本人，而是我的恩師拜託他們為我寫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關係中，這樣做順理成章；但換了一個文化和社會大環境，這樣做就成問題了。這個關鍵區別，是本篇評論的最佳起點。

一、基於第一手資訊的評價判斷

筆者測度，也許在20世紀中葉之前，西方大學裡的行事方式和中國知識界的習俗也差不多——就像那個時代你去銀行開戶存款，不需要證明你的錢不是非法所得，你不是在洗錢一樣——可以託人找到與自己沒有直接交往的人士，為自己美言幾句作推薦。然而至少是從1980年代後期以降，在筆者的親身經歷中，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和卓越的文理學院里，為高中畢業生上本科、為大學畢業生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為高校各類畢業生找工作寫推薦信，越來越成為一件非常慎重的專業行為。

在西方，為各類畢業生申學校、找工作寫推薦信，越來越成為一件非常慎重的專業行為。

最關鍵的是，作為推薦者，你要開誠布公地說明你和被推薦人之間的關係：你和他或她是怎麼認識的？從具體何時開始交往？被推薦人上過你的課？是你的研究助手？是你的下屬？是你的同一研究課題的基金分享者？是你的論文或作品的共同作者？你們之間有親屬關係嗎？

以上一系列問題，越是推薦別人去攻讀本科以上的學位或是找工作，相關性越強。如果是推薦別人讀大學本科，只是前面三個問題相關。對這些問題的具體回答，使你信中的內容被置於一個經驗的基石上，看看你所說的被推薦人的素質、能力、個性、潛力等等如何如何，有無足夠的基於近距離觀察和實際交往的根據，根據有多廣闊和深入等。

更早以前，中國大陸每年都有一兩位年輕學子，本人從來沒有和我見過面，就直接通過信件或電郵，請我為他們留學國外寫推薦信。我一開始極為驚訝：「我沒有和你有過任何交往，一點都不了解你，怎麼能夠為你寫推薦信呢？」於是對方就把自己的歷年成績單發過來，再作一番詳細的自我描述——強點優點是哪些，對什麼專業感興趣、準備朝哪個方向探索、未來最想作出貢獻的是哪個領域，云云。

我能體會出對方的誠意和積極進取的心態，但還是老實相告：你的成績單之類的校方資料和自我描述，你申請外國大學時也得郵寄過去，外國大學錄取委員會的教授會閱讀討論它們。如果我的推薦信里也是這些信息，對你的介紹也是基於你自己的陳述，外國大學的教授們一看就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對你一點幫助都不會有，說不定還有負面效應，露了底細——我倆事先串通好了怎麼為你寫推薦信講好話。那豈不是為你幫倒忙嗎？

如果兩人事先串通好了怎麼寫推薦信講好話，無異於幫倒忙。

近幾年來，以上的情形不再頻發了，但是人託人的感情鏈條繼續在延伸，毫無退場的跡象，這對我的壓力遠遠超過以上的情形。來找我為別人寫推薦信的，都一律是我在內地的老朋友或老同學，或在作研究過程中結識數年的地方人士。他們若是請我為他們自己家的孩子寫信，倒還不太令我為難，因為我或是見過他們家的孩子，或至少可以馬上約他們家的孩子仔細問問情況。作過這樣的面試再寫信，我就有幾分踏實感了。然而，他們都是熱心的好人，是為別人家的孩子留學，或為他們的朋友同事去國外大學進修深造，而找我寫推薦信。

我一遇到這種情況就必焦慮不安好幾天：只要一說「不」，幾十年的友誼可能受損，研究合作中的配合可能破裂。我最常用的處理方式就是向他們懇切道歉。他們接著就會誠懇解釋：那個準備留學的孩子（或「那個年輕學者」——如果是申請出國進修的話）的情況我非常清楚，我是看著孩子成長的，校內外的表現都很出色，不然也不會輕率來找你幫忙作推薦。於是各種表現和成果的細節一一道來，既具體又生動。

到了這個地步，我就得再說下一半的道理：我完全相信你的觀察和判斷，可那不是我自己得來的第一手資訊。我寫推薦信，必須是根據我對被推薦人的直接了解，而不是通過第三者的眼睛耳朵來看他、聽他、評價他。話說到這個節骨眼上，往往就嘎然而止。

二、煩人而必要的一套規則

真痛苦，真懊惱。雖然我們對西方卓越大學的這套規則也許會頭疼惱火一陣子，但靜下心來想想就得承認，它其中蘊含的學術規範是合理的。西方的好大學之所以非常重視資深教授和學者的推薦信，是因為推薦者是用他們多年的專業經驗作顯微鏡，直接分析透視被推薦人的智力、技能、情商和可被進一步鍛造提升的素質。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推薦者和被推薦人之間的交往互動，越是頻繁和多維，越是真實可靠。

這乃是筆者欲通過本篇評論給所有準備到海外留學或進修深造的年輕人的忠告，也是對真心愿意幫助他們的那些師輩長者的建言：如果你們想得到最有正能量的推薦信，就得找真正了解被推薦人的老師或資深學者來寫，必須寫出有具體細節的觀察印象和經得起推敲的評價判斷。而且，推薦者最好是和被推薦人在專業上一致或至少是靠近，如果你是做政治學（或歷史學）的，你推薦的年輕學子是報考工程（或醫學）的，你的判斷力未必靠得住，外國大學的錄取委員會成員也不會太看重信里的美言。

一封有分量的推薦信，對於計劃到西方研究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申請人尤其重要，因為到了這個研習階段，你過去的學習成績和考試分數等靜態資料，已經遠不足以烘托出你的學術長跑前景，資深教授和學者的判斷評價更能說明你的可塑造高度。

一封有分量的推薦信，對於計劃到西方研究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申請人尤其重要。

對於經常寫推薦信的一方，尤其是在中國內地高校或研究機構里的大牌教授和領隊研究員（Principal Investigetor），還有一個要素不可忽視：如果你寫的信太不符合西方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規範，或是寫得大話成篇、泛泛空洞，或是千人一面、官話堂堂，更不用說假話一串，你就既損壞了被推薦人的成功機會，也損壞了你自己的「信譽期貨」——你以後寫的信也不會起到正面作用，在你的專業圈子裡傳開這類難堪資訊的渠道始終有的。也許你濫用你的名頭為別人隨便寫信是出於一片好心，可結果卻是害了年輕學子。何苦呢！

三、諸位警惕：這是容易摔跟頭的地方

本評論行文自此，還有幾則典故可以引用，碰巧讀到海內外眼下正猛轉的一條新聞：全球最大的學術出版機構之一Springer出版社發表撤稿聲明，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發表於2012-2015年的論文，原因是同行評議造假。這107篇論文全和中國研究機構有關，創下了正規學術期刊單次撤稿數量之最。據《澎湃新聞》4月22日發表的統計，被撤稿的107篇論文作者來自125家內地研究機構，涉及多個名牌大學和醫院。該出版社的一位編輯總監Peter Butler參加了此次調查，他對中國媒體表示：「同行評審流程是保障科研質量、誠信和可重複性的基石之一。我們撤銷這些受到影響的論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學記錄。」

Springer出版社發表撤稿聲明，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發表於2012-2015年的論文，原因是同行評議造假。

類似的新聞，筆者在海外歷年來讀到的甚多，它們和本評論共通的核心要素是

一致的：學界的信譽必須依賴於中立、客觀、透明的學術規範。數不清的內地年輕學子申請海外名牌大學和研究機構不成功，並非全然是他（她）們自身的素質不夠格，有些是歸咎於推薦和證明他們成績和素質的體例、規範不過硬，這是國人極易摔跟頭之處。如果我們把本國的學術（包括教育）審核、鑒定、評價、排名的體制敲打和淬鍊得愈益公正可靠，中國內地真有潛力的年輕學子走向世界卓越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路子就會越來越少障礙。很多洋人確有歧視中國人的偏見，但只有我們本身立足堅實，方能更有膽、有識、有根有據地反擊其偏見。

過去曾由於我拒絕寫推薦信而可能感情受損的朋友們，如果你們讀到此文，煩請告訴我一聲：閣下已經原諒了在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文/丁學良 哈佛大學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本文編輯：棒茬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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