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開幕前幾個小時，新中國才收到參加邀請，周總理做了個決定

2006年初冬的十一月，一位很有名氣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盡頭，這位老人就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體育之子的榮高棠。

榮高棠，原來並不叫這個名字，1912年生於河北省霸州的他，真名叫榮千祥。

七七事變後，在北平從事基層青年團工作的榮千祥受北平地下黨組織的指派，帶領北平學生移動劇團赴前線宣傳抗日。1938年，榮千祥率劇團一部分人來到了延安，並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時，學員們經常唱歌演戲。榮千祥編寫了一出抗日救亡的短劇《賣梨膏糖》。

在戲中，老北平人賣梨膏糖這一行當叫賣的調子必須有地方特色，要特別優雅婉轉。因為榮千祥學得惟妙惟肖，節目一時引起轟動。從此大家見了他都戲稱他為「膏糖」，連中央領導陳雲也這樣稱呼他。後來叫「膏糖」的人多了起來，榮千祥的本名反倒沒人叫了。於是榮千祥索性改名為「高唐」。胡喬木知道後對榮千祥說：「高唐」二字易使人想到高唐一夢，不如把「高唐」改為「高棠」更好。這樣高棠的名字就傳開了，解放後加上了姓兒，這才有了今天人所共知榮高棠。

新中國成立後，榮高棠任團中央秘書長、書記處書記，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第一個領導機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後，他出任副主席兼秘書長，成為我國第一代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建設者。

1952年，榮高棠率領新中國第一個中國體育代表團前往芬蘭赫爾辛基，在奧運會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紅旗。那年7月18日，第15屆芬蘭赫爾辛基奧運會組委會向新中國發出邀請，請中國派運動員參加本屆奧運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國際奧委會發出的第一次邀請，不過在榮高棠看到這份電報時，奧運會還有幾個小時就開幕了。

榮高棠後來回憶：「當時關於去不去的問題爭議很大，有人認為好不容易得到國際奧委會的認可，應該去；也有人認為中國運動員水平不高，去了會給新中國抹黑，由於事情重大，

我寫了份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簡單地批了兩個字：『要去』。」 …

「中國代表團7月29日上午趕到芬蘭。遲到的我們只有吳傳玉參加了游泳的預賽，並且由於暈機等原因沒能進入決賽，可以說第一次奧運之行是充滿遺憾的。不過中國代表團在赫爾辛基也實現了一個歷史性的突破，那就是五星紅旗第一次在奧運村的上空升起。周總理在我們來之前曾指示：『在奧運會上升起五星紅旗就是勝利！』我們做到了！」

1954年後，榮高棠一直擔任國家體委領導工作。從1952年中央體委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始終是賀龍元帥在體育戰線上倚重的主要助手。「文化大革命」期間，榮高棠受到嚴重迫害。1979年2月才重返工作崗位。

1993年，年過八旬的榮老積極投入申奧工作。他在日記中寫道：「1993年9月23日,在薩馬蘭奇念出『北京……』時，我和所有人一樣激動得站了起來。不過很快我們就聽到了其他4個城市的名字，才明白是在對申辦城市致謝。後來宣布悉尼獲勝的時候，我心裡一片空白……」

2001年7月13日，薩馬蘭奇又一次念出了北京，不過這次是真的成功了。7月18日，何振梁率領申奧代表團回國，榮高棠不顧年老多病，專程去機場參加迎接。本來已經想好了問候和祝賀的話，可是看到代表團從飛機上下來，他卻什麼都說不出來了。與何振梁相擁而泣，眼淚止都止不住。

申奧成功後，國家體育總局召開了一個老幹部歡慶會，95歲高齡的榮高棠在會上講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各位老同志、老朋友，咱們盼了一輩子的盛會到了家門口了，百年一遇啊。2008年以前，誰都不許走，好好活著，能為北京奧運做點兒什麼就做點兒什麼，就算什麼都幹不了了，咱們也要到奧運會現場去吶喊助威！」

遺憾的是榮高棠沒有堅持到那一天…

榮高棠為中國體育貢獻了畢生，可以說，他是中國乒乓球隊的創建人之一。 著名乒乓球國手李富榮回憶：

1979年第35屆平壤世乒賽，對時任中國男隊主教練的李富榮來說異常煎熬。隊伍青黃不接、技術沒有創新，連續丟掉了男單、男雙和男團三項冠軍，只剩下混雙惟一的「救命稻草」。回國後，隊伍憋著一股勁兒要在兩年後的第36屆世乒賽上打翻身仗，每天從早操到訓練，氣氛高漲，隊員、教練都很拚命。

在備戰第36屆世乒賽期間，李富榮身體不好，一度被懷疑是胃癌。榮高棠聽說後到處聯繫醫院、找大夫，最終把李富榮介紹到北京醫院檢查，最後確診只是一般胃病，李富榮懸著的心落回原地，安心訓練。但李富榮始終不知道榮高棠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直到第36屆世乒賽，中國隊首次拿滿七項冠軍後他才從別人那裡得知這一消息。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件事一直讓他感動在心。

作為中國體育戰線老前輩，榮高棠是中國第一位接受奧林匹克勳章的人，是第一位全國體育總會籌備會的秘書長，是第一位帶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出征的團長。

他為中國恢復國際奧委會合法席位，為北京申辦奧運會作出了突出貢獻。在體育界榮高棠的名字代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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