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歐洲墓葬：信與愛的學校，死與生之密鑰

聖則濟利亞地窖

「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然而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安頓死亡的方式卻各有不同，從修建墳墓到葬禮習俗，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的表達。這也意味著，不同文明背後蘊藏著非常不一樣的生死觀念和精神圖景。

《等待覆活：早期歐洲墓葬概觀》

作者：吳功青 徐詩凌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吳功青和徐詩凌，這兩位曾經在義大利求學的年輕學者，就試圖從墓葬這個具體的切口入手，探尋早期歐洲基督教徒的生活處境和信仰傳統。他們最初介入墓葬研究的契機，來自他們在北大哲學系的導師吳飛教授。吳飛教授近年一直從事禮學研究，十分關注中國的葬禮問題。他建議吳功青和徐詩凌利用留學餘暇，考察西方葬禮，為理解中國的葬禮問題提供比較視角。《等待覆活：早期歐洲墓葬概觀》就是他們在實地考察、文獻閱讀和理論思考的基礎上，最終呈現的兩篇學術小品文的結集。

2011年春，在義大利博洛尼亞留學的吳功青偶然間發現羅馬城外有個非常重要的墓地。「遊客川流不息，讓人意想不到」，六年後，當他回憶起初見聖卡里斯托墓窖時的情景，仍覺得震撼——這座墓窖不僅規模大，佔據近九十公頃的土地，而且不斷向下延展，一層又一層，彷彿一座神秘的宮殿。「2世紀到3世紀的近兩百年間，聖卡里斯托墓窖先後埋葬了大量殉道的教宗、主教、執事以及平信徒（據稱有五十萬之巨），成為基督徒心中聖潔的安息之地。」

吳功青意識到，作為旅遊景觀的聖卡里斯托墓窖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它不光是個墓葬，還是早期基督教歷史的生動見證」。早期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鬥爭是吳功青一直關注的問題，「羅馬人對基督教的敵視由來已久，從彼拉多受猶太人鼓動處死耶穌開始，到君士坦丁下令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經歷了長達三百年的受難與抗爭」。聖卡里斯托墓窖獨特的地位和價值，讓吳功青決定選擇它作為了解西方墓葬問題的入口。

徐詩凌考察的博洛尼亞墓葬，則對應基督教勝利之後的歷史。具體來說是聖徒墓，在中世紀，它們被人挖掘、瞻仰和崇拜。這些聖徒墓的存在，使基督教文明從古代中世紀延伸至近代，並愈發昌盛。

《等待覆活》中的墓葬問題，只是一個有形可見的小切口，它所指向的乃是背後的歷史和文明，是西方人對於生命和死亡的根本理解。

■ 對話

安頓死亡 羅馬人對死的理解和中國人很像

新京報：這本書的主題很特別，甚至很「小眾」。像你負責撰寫的部分「神秘的地下宮殿——聖卡里斯托墓窖」，從羅馬城外的一個墓窖入手，梳理早期基督教的歷史。對沒有相關專業背景的讀者來說，書中哪些部分會更容易引起共鳴呢？

吳功青：不同人可能不一樣。如果是基督徒的話，我想墓葬這個主題本身就會非常打動你。如果不是，我覺得你可能會通過墓葬這種形式，關心西方人對死亡的理解。畢竟，生死問題是中西文明都要面臨的根本問題。雖然我們在書裡面看到的，基督教文明安頓死亡的方式和我們非常不同，但這種不同恰恰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能更自覺地、更認真地理解自己。

新京報：你在行文一開始，介紹聖卡里斯托墓窖之前，就引入羅馬墓葬的背景，考察羅馬人有關墓葬的律法和習俗，為什麼特彆強調羅馬人呢？

吳功青：我在第一部分介紹羅馬人的葬禮，一方面是想呈現一個歷史的視角——羅馬人的葬禮如何，基督教做了什麼樣的改變，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另一方面，是為了與中國的傳統形成一個比較。因為，我大體覺得，羅馬人的葬禮跟中國的傳統比較接近，雖然還不完全一樣。

新京報：也就是說，你想藉助基督徒的墓葬問題，呈現一個古今中西的比較視野？

吳功青：「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都是一樣，都是在講這個問題。通過研究基督教的葬禮，我們發現，中國的文明對於生死的理解和基督教的文明確實非常不一樣，二者有非常實質性的區別。中國人講死亡，但死後世界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特別確實的、可靠的東西。中國人的葬禮，更多的是去通過安頓死者來安頓生者，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葬禮的意義在於教化，在於安頓人心。

而基督教的墓葬和葬禮，主要的功能不在於此。他們對死後世界、彼岸世界的期待是非常實在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特別能夠超越此生的局限。早期基督徒之所以被獅子吞咬、被火焚燒而不願放棄信仰，從根本上都是因為對於死後世界的真實期待。

由此引出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殉道的激情。我們常常會困惑，為什麼羅馬人對基督徒的迫害越殘忍，他們反倒越不害怕？這背後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就像我在結語部分講到的，對於基督徒，「羅馬人要麼對之不管不問，要麼對之大加殺害，非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陷入到了基督教自身的邏輯當中，為基督教的勝利添磚加瓦」。

「禮」後有「理」 習俗是道理的反映和表達

新京報：「走近墓窖」部分，除了對聖卡里斯托墓窖的構造極具方位感的述寫之外，還對早期基督徒的墓葬習俗有較為細緻的考察。

吳功青：之所以對聖卡里斯托墓窖的構造做一番細緻的梳理，其實是單純地希望以後中國人去羅馬看這個墓地的時候，能用得上這本書。特別是文章第二部分，可以按照這個來，做一個參考。如果地窖里的銘文看不懂，可以對照我們的翻譯來看。

至於習俗，在我看來它是用一種形式或者一種儀式性的東西來承載人們內心的觀念。中國人對死亡的安頓有一套複雜的儀式，也就是葬禮。喪服怎麼穿，葬禮上奏什麼音樂，都是非常講究的。你不能說我們內心裏面有某種感情，你得用合適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讓它得到馴化和升華，這個很重要。

基督教也是如此。它需要這些習俗的形式體現對死亡的理解。早期基督徒堅持土葬、祈禱、聖餐禮、裹屍布這些儀式，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通過這些才能維繫基督教的觀念，讓人和上帝的關係找到連接的點。通過這些儀式，基督徒能夠反覆地確認和耶穌基督的關係，從而得到獲救的信心。

新京報：但感覺在世俗生活中，越來越多的習俗只剩下形式本身。

吳功青：「禮」從外表看，確實是形式，但後面其實都有「理」的支撐。今天中國的很多習俗，為什麼看著只剩形式，因為我們要麼忘記了它們的道理。可同樣不要忘記，這些禮開始出現時，都蘊含著相當深刻的道理。因此，我們今天談論「禮」，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開啟對這些「禮」背後「理」的思考，將它們重新挖掘出來。如果禮只是形式，那它就成了外在的強制規定；可當你把它背後的道理挖掘出來了，「禮」就鮮活了，就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為什麼說基督教的聖餐禮能一直保持至今呢？就是因為它非常看重闡發「禮」背後的這些道理，也就是基督教神學的那一部分。無論什麼時候，基督徒都不會覺得聖餐禮只是吃麵包喝紅酒而已，而是真誠地相信，麵包和酒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是他真實的生命。只要基督徒始終相信這個道理，聖餐禮就會始終被人推崇，從而起到維持教會和教化人心的重要功能。

反觀中國文明，我們對於死亡的理解、對於家族的理解、對人和人關係的理解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葬禮和婚禮的許多功能幾乎已經完全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考察西方基督徒的墓葬，是為了幫助我們重新考察中國自己的禮學。我們的目標當然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古代中國，做一個禮學的復古主義者，而是藉助對古代中國和西方禮學的考察，為思考現代中國的問題提供一個批判性的視角。眼下，無論是對西方文明的葬禮研究，還是對我們自己文明的葬禮研究都剛剛開始，需要進一步完善。惟願我們的這本小書「拋磚引玉」，能讓更多的人對這些問題產生興趣。（文/ 李佳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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