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外交之殤：清朝功利主義的外交

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林則徐、魏源，還有徐繼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通過與西方人直接交往，認識了西方，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

這是中國對西方認識的根本轉折。在他們之前，中國人面對周邊族群始終有一種文明上的自大，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實都是中原文明優越感不自覺的外露。

面對西方，中國文明在明末徐光啟時代有過一個短暫的理性平和時期。那時的明朝儘管面臨政治危機，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啟那一代中國人那裡沒有多大問題。

中國文明原本就是從黃河中下游一隅不斷吸收周邊族群文明而不斷重構和發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啟那代中國人面對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對滿腹經綸的利瑪竇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會狂妄自大。

那一代中國知識人遵照聖人一事不知以為恥的教誨，面對不知道的西方知識，採取拿來主義立場，如饑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規劃，他們準備用20 年時間將傳教士帶來的幾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譯成中文。

假如這個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在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會與世界處於一種同步狀態，中國文明也一定會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斷吸納外來文明重構自己的文明體制。然而，徐光啟那代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沒有持續下去，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後面臨最大的問題不是西方化，而是漢化。

所以儘管在清朝早期很長時間並沒有禁止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但中國主流文化實際上已不把西方化當回事，不再像徐光啟時代那樣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漢學畸形繁榮。

其實就是一個最好例證。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對於統治者來說確實是一種恥辱，但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這場戰爭讓中國國門再度打開，睜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國與世界的真實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彌補這個差距。這個邏輯一點兒都不意外。魏源在鴉片戰爭後明確提出中國要想避免這樣的戰爭結局重演，第一，必須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審視自己和他人;

第二，必須確立向西方學習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非我族類而拒絕人家好的東西;第三，退一萬步說，假如中國還準備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話，那麼也必須卧薪嘗膽十年生聚。用魏源的歷史名句表述，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只有師夷長技，方能制夷。換言之，要想制夷，必須師夷長技。

魏源那個時代，中國剛剛從自以為輝煌的盛世中驚醒，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階層用自己的雙手蒙住了自己的雙眼，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像我們今天這樣體會向西方學習的道理。

為了說服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時許多聰明人一方面用西學中源說自我安慰，強調西方那點家底雖說比中國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這些東西都能從古典中國找到依據。

直截了當地說，這些西學都是對古典中國智慧的再發明和再創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禮失求諸野原理，倡導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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