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台孝經》上的行書是誰所書？

作者：雨晴

八月在西安旅行，此次已是第三次遊覽這座古城，如果第一次有新鮮感，那麼這次應該有熟識感，而這種感覺則來自西安古文化研究者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深層的剖析。在西安碑林面前它博大精深的內涵讓我只能算一個門外漢，如果不是黃土高原的漢子那也算是西北「門外女」了；不敢玩笑，不敢造次，讓專家解讀一段碑文歷史吧.......

下面轉載的一篇文章出自西安碑林博物館專職書法家王冰之手，王冰曾經是一名軍旅書法家，官職已到團級，為了「寫字」轉業到碑林，有碑林這個大營養缸滋養，書法豈是我這等能評價得了的。

庚寅孟秋的一天上午，哲理中國畫畫家王家春先生打電話說：「有一位新疆「背包客」來碑林參觀，請接待一下。」

此「背包客」名為王晴，一年有半年在外旅行，拍攝山水風光照片，了解各族風土人情。一位女同志能放下家庭和工作，獨自旅行，令我肅然起敬。她一邊給我拍照片，我一邊給她講解碑林。我們來到碑林廣場，我給她介紹國寶級文物--《石台孝經》。

《石台孝經》是西安碑林博物館最大、位置最顯著和最著名的一通石碑。碑身由四塊青石合成方柱體，置於三層方形石台之上，內容是唐玄宗李隆基書注《孝經》，故稱「石台孝經」。石台四周線刻纏枝牡丹、蔓草及瑞獸等典型唐代圖案。碑額方形，四周浮雕捲雲瑞獸。碑身高6.20米，四面皆寬1.32米。碑座佔地近10平方米，是國內現存最大的碑石之一。碑身前三面每面18行，加末面前7行，每行55字，注為小字雙行，文注均為隸書；末面後半部分上下兩層，上層表文正書小字9行，行書大字3行38字；下層題名分為四列。碑文為唐玄宗李隆基御筆親書。是典型的唐隸。碑額上有篆書「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台」16字，為太子李亨所題。

《石台孝經》初立於國子監中。唐末昭宗遷都洛陽後，佑國軍節度使韓建於天祐元年（904），縮建長安城時，將其移置於唐尚書省西隅（今西安社會路一帶）。北宋元祐二年（1087）,漕運使呂大忠又將《石台孝經》與《開成石經》等碑石一併由唐尚書省之西隅遷至「府學北墉」，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館所在地。西安碑林就是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而1087年這一年，則成為西安碑林900多年歷史的開端。

善於思考的王晴，指著末面後半部上層3行行書大字，問：「這隸書是李隆基寫的，那這行書是誰寫的？」對此，我沒有深入研究，一時答不上來。第二天早晨，我又認真地將3行38字行書認真地讀了一遍：「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石台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表，深嘉用心。」從字面判斷應該是李隆基所書。我又請教了《「石台孝經」刊刻經過及題名諸臣考》的作者，碑林博物館專家陳財經先生。陳先生熱情直爽，和我一起來到《石台孝經》前，毫不保留地把這3行行書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

陳先生介紹說，《石台孝經》是唐天寶四年九月一日，在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李齊古主持下，將玄宗注釋的孝經和序文，由玄宗親自書寫，刻成《石台孝經》。在碑刻完功後，李齊古上表曰：「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身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慰。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壁詔，特建石台，義展容詞，書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玄宗看到李齊古呈上的碑石拓本和表後，很滿意，又御批38字，用大字行書親批於孝經之後。李齊古將唐玄宗親自御批行書和參與刊刻《石台孝經》晉國公林甫等45人姓名，刻於末面。

西安碑林每一塊碑石都存在大量信息，從碑石、碑頭、碑座到碑的文字內容、碑的書法、碑的紋飾，從碑的發起者、組織者到刻碑者、碑的變遷以及後人的補記，從哪一方面都能寫一部書，我們窮盡一生，在碑林都有做不完的學問。

在參觀遊覽間，信手拈來為王冰老師拍攝了幾幅肖像、生活照。

王冰

攝影：雨晴

碑林介紹

西安碑林坐落於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裡而得此名)。它於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為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徵集，擴大收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里，展示了聖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誌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洒筆墨。書聖王羲之、畫聖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為碑林增輝溢彩。

石台孝經碑，國寶級文物，立於西安碑林整個建築的中心，民族英雄林則徐題寫的碑林兩個大字赫然於碑亭之上。

石台孝經碑，刻於唐玄宗天寶四年（745年），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寬120厘米。碑文是孔子所撰《孝經》，唐玄宗李隆基以隸書抄寫，唐肅宗李亨題寫碑額。碑頭上雕刻著靈芝雲紋簇擁的雙層花冠，碑身由四塊青石相合而成，碑座底下有三層石台階，所以被稱為《石台孝經》。

石台孝經碑的碑額之上，是「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台」16個字，是當時的太子後來的唐肅宗李亨撰寫，字體為秦小篆。

碑正文局部，有唐玄宗李隆基以隸書親筆抄錄。

碑側之上，刻有唐玄宗親自寫下的批註，為行書。

碑身上最小的字體是當時參與鐫寫的人員以及機構的名字，用唐楷書寫。

石台孝經碑與碑亭稱成為西安碑林的標誌性建築。

延伸閱讀：唐代李隆基隸書《石台孝經》拓本

李隆基隸書《石台孝經》拓本，天寶四年(745)刻，18行，行55字。現藏西安碑林。

《石台孝經》刻於唐玄宗天寶四年（公元745），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書寫。李亨篆額。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寬120厘米。書法工整，字跡清新，秀美多姿。此碑由四塊黑色細石合成，方額、蓋石、頂上等均做了非常藝術化的處理，碑下有三層石台階，故稱《石台孝經》。

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中央的石台孝經碑雕鑿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留下了兩位帝王的四種字體，記錄了唐時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為李隆基與楊玉環的千古愛情佳話拉開了序幕。

「人們通常稱石台孝經碑為西安碑林第一碑。這不僅因其是碑林第一迎客碑，更重要的是此碑集三帝於一身：碑文，文帝孔子所撰《孝經》；唐玄宗以隸書抄寫；由唐肅宗題寫碑額。」石台孝經碑造型極富特色，稱得上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氣派的一方頂天立地碑。

公元713年，臨淄王李隆基以兩次兵變，殺伯母韋皇后，誅姑姑太平公主，立父唐睿宗，後又黃袍加身，史稱唐玄宗。為避「名不正言難順」之諱，以確保帝位，他宣布以「孝」治天下。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玄宗詔令天下家藏《孝經》一部，讓子弟精讀勤學，並於第二年親自書寫《孝經》，刻碑以示天下。

據說當年，唐玄宗李隆基愛上親兒子壽王的王妃楊玉環，以致日思夜想，茶飯不思。高力士靈機一動，勸李隆基令各位皇子研讀《孝經》，以啟發壽王以孝道為重，獻出玉環。李隆基欣然採納，並對諸皇子解釋說：「孝之精義乃在於順，順者，以父母之願為己願，以父母之想為己想。」希望壽王有所感悟。同時，高力士進一步謀劃，令楊玉環自薦為道士。免去壽王妃的身份。天寶四年，玄宗立孝經碑後，詔玉環還俗，冊封貴妃。

李隆基（685-762），唐朝皇帝，712年9月8日至756年8月12日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竇德妃。廟號「玄宗」。謚「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亦稱為「唐明皇」。清朝為避諱康熙皇帝之名（玄燁），多稱其為唐明皇。另有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李隆基在位期間開創了唐朝的鼎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玄宗在位後期爆發安史之亂，從此唐朝國勢走向衰落。

公元736年，唐玄宗寵愛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寢食不安。聽人說他和武惠妃的兒子壽王李瑁的妃子楊氏美貌絕倫，艷麗無雙，於是不顧什麼禮節，就將他招進宮裡，楊妃懂音律，也很聰明，還擅長歌舞，很得玄宗歡心。

為了掩蓋自己奪兒媳的醜惡行徑，唐玄宗讓楊妃自己請求進宮做女官，住進南宮，又賜號太真。為了安慰兒子壽王，唐玄宗又給他娶了個妃子作為補償。

這個時期的封建倫理觀念還沒有南宋末年朱熹理學出來之後那麼嚴格，男女觀念雖然是不平等，但對於女性的貞操觀念和改嫁等方面還是比較寬容的，封建社會對於婦女的壓制是元朝之後的明朝和清朝。武則天之所以能做女皇，和這時的這種寬容的社會心理有關，所以，到了清朝末年，同樣掌握國家政權的慈禧太后就不敢稱女皇了，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後來，唐玄宗封楊妃為貴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楊貴妃。貴妃的地位僅次於皇后，但這時候沒有皇后，所以楊貴妃實際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對她恩寵備至，還稱讚她是自己的"解語之花"。愛屋及烏，有了楊貴妃的關係，楊氏一族開始飛黃騰達。所以，當時民間竟有了生小孩希望生女孩，將來入宮做妃子榮耀家族的觀念。

為了討貴妃的歡心，唐玄宗可謂費勁心機。為了迎合她喜歡服裝的心理，有專門為貴妃服務的七百多人給她做衣服。為了讓她吃上喜歡的荔枝，玄宗還下令開闢了從嶺南到長安的幾千里貢道，以便荔枝能及時地用快馬快速運到長安，因為荔枝摘下後五天內會變味兒。而楊貴妃生在南方，喜歡吃這種東西。

有了楊貴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風越來越盛，大臣、貴族、宗室為了巴結皇帝，投貴妃所好，結果讓她高興的人都升了官，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貴族巴結逢迎，爭獻美味佳肴、珍異珠寶。

《書小史》中稱李隆基「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好圖書，工八分章草，豐偉英特。」多才多藝，善音律，又能詩，工隸書、行書，玄宗書法與太宗齊名。其書法豐厚腴美，給人行行淳厚之感，在唐代書法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唐竇臮《述書賦》云：「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風，筆為海而吞鯨。」 黃山谷稱：「玄宗書斑斑猶有祖父之風」。《古今法書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

傳世的碑刻有《紀泰山銘》、《慶唐觀紀聖銘》、《石台孝經》，楷書有《賜虞正道勅》，行書有《蓋州刺史張敬忠勅書》與墨跡《鶺鴒頌》等。

延伸閱讀

唐玄宗的《孝經序》略解

唐玄宗的《孝經注》的內容，在後文《孝經》的解讀中會引用並解釋。唐玄宗的這一名《序》，可分為五段，我們不妨逐一講讀一下。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按，這一段大意是，我聽說上古時候民風教化是樸質疏略的，雖然因應自然的親愛父母之心的孝已經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禮節的猶尚簡少，等到已有了仁義之說，那麼親愛的聲譽日益顯著了。聖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來教化人民的，所以就嚴而教敬，就親而教愛。於此因順移孝為忠之道昭彰，立身揚名之義也彰顯了。孔子說：「我的心志在於《春秋》，德行在於《孝經》。」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複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

按，此段大意是，《孝經》說：「往昔聖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遺棄小國之臣，而何況對於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經多次讀思此言，景行先哲；雖沒有德教施加於百姓，但希望博愛能作為四海典型。嗟嘆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漸絕，異端興起而大義乖離。況且又於秦代被滅絕，後來所得到的皆秦焚書後之微末。《孝經》傳播濫觴於漢，醇粹既沒，則餘下糟粕在流傳。所以魯史《春秋》，此學分為五家之傳；《國風》、《雅》、《頌》，此學分為四家之詩。離開聖人越加遠，源流也日益多別。

近觀《孝經》舊注，蝽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觀《孝經》的舊注，尤其駁雜不堪。至於追隨效法前人的，約將近百家。業擅專門的，將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闢門戶。想攀上奔逸車駕的，必定馳騁於別的軌轍上。因為這樣的穿鑿附會，也就使得大道隱於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隱於浮偽榮華之內了。且傳注以通暢經文為要義，要義必定以得當為主宰。至極得當就是能會歸於一，使得精妙之義無二，怎麼能不翦除那些繁蕪，而撮取那些樞機要道呢？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按，此段大意是，韋昭、王肅，是先儒的領袖。虞翻、劉邵，則又次於其後。劉炫闡明孔安國的古本，陸澄譏諷鄭康成的注釋。若在理論上或能允當，又何必責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合五經的旨趣；省約文字而遍布通暢，經義則昭然；分注錯雜於經文內，而條理則貫通。寫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幾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按，此段大意是，再說夫子談《孝經》，心志在於能取垂訓今後，雖五孝之所用則有區別，但百行之孝的源頭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相說明的；具載的話則文字繁瑣，省略則又會文義空闕。今留存於疏中，以能廣為發揮。

西漢及魏晉，經過宋齊梁陳，註解《孝經》的近百家，至於有唐之初，雖然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當時流傳的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孝經》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經義疏》，然而多紕漏謬誤，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學官，使集議《孝經》的註解。這就有了劉子玄（劉知幾）辨鄭玄的《注》有十謬七惑，司馬貞駁斥孔安國的《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於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注釋中採集菁華，刪除煩亂，萃取義理，把允當的用為註解，至於天寶二年（743年）注成，頒布天下，並自己用八分隸書書寫，勒石於石碑，這就是「石台孝經」。

此序言很簡短，但要言不煩，就像他的注那樣。我們如果讀過唐玄宗的《孝經注》，又讀過他的《孝經序》，可以看到這位皇帝非常重視《孝經》，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簡單地歸納一些，主要有三點：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內部秩序要整頓好，也確實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親身經歷過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亂，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諸子的關係處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還有自己和兒子在皇位的繼承問題上。唐玄宗希望通過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內部秩序整頓好。

他一方面宣揚《孝經》，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樣子來，有記載說「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時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長枕頭、大被子，與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寢。宮殿中還設立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稱為「五王帳」。明代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說了三個字：「近兒戲！」確實為入木三分之評。然而，再反思一下，也並非全是兒戲，在某些歷史時段中皇帝的這些做法也會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這也成為一個教育皇家後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傳不息，如焦編輯的教育皇家後代的《養正圖解》就選擇了唐玄宗的這一則故事。

其二，以孝治國。《孝經》中的一個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將「移孝為忠」、「以順移忠」成為治國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視這一點，因此召開類似今天的高層的學術討論會，研討《孝經》的有關問題，還自己親自作注，並撰寫《孝經》全文立於學官，等等。他能取得「開元盛世」的盛況，也許和這種倡導與做法不無關係。但是他的誤國，被趕下皇位也和沒有很好地實踐《孝經》有關。比如《孝經》強調要納諫，他後期沒有做到；而如果對照《聖治章》的那些內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與「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他都沒有做到，如此卻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亂」以後，這位皇帝對此應該有一番更加觸及靈魂的體會了。歷代有許多皇帝都關心《孝經》，提倡孝道，也許主要就聚焦在這兩大問題上吧。

其三，文化建樹。唐玄宗在文化建設上也是有一定的貢獻的，其他不煩說，比如《孝經》的整理、注釋以及推廣就是一大貢獻。今天《十三經註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經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寶級文物。如果我們參觀泰山，登上南天門，來到大觀峰，面對唐玄宗的《紀泰山銘》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寬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閃爍，會被它的壯麗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貞《州山人稿》云：「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泰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煙之表，為之色飛。」筆者嘗駐足於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經」之側撫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紀泰山銘》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為了一黃土，而這些文物卻在天長日久地傾訴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