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從底層身上拿走的，靠范雨素一個人拿不回來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一篇名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誰是范雨素？她是一個大城市中的育兒嫂，一個城中村裡的文學愛好者，一個嘗過命運的苦酒與甘霖的女人。在文章中，她質樸地記錄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來的經歷，引發眾多網友的稱讚與共鳴。

在《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特約評論員西坡看來，真正需要被看到、被轉發、被關注的不是范雨素本人，而是范雨素筆下的弱勢群體。我們或許沒有能力改變底層的命運，但有義務喚醒那個一直裝睡的大塊頭。

不管《小時代》還要拍幾部，這都是一個故事發生的大時代。只因故事總發生在余秀華、范雨素這些「隱形人」身上，我們才誤以為時代的本質是平庸。

余秀華憑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睡你》，范雨素憑一篇《我是范雨素》，都在一夜之間，從「隱形人」變成了「網路紅人」。機緣巧合的是，這兩位文學女性都來自湖北的農村。

不能否認，公眾為她們刷屏的主要原因來自她們身份與文字的反差。受眾心理複雜微妙，大概有這麼幾重。

一重心理是欽佩。命運將她們的肉身壓到塵埃里，她們卻倔強地從文字里綻放出光芒。人們需要這樣的勵志故事。

一重心理是愧疚。有人自覺地愧疚，有人強迫他人愧疚。余秀華、范雨素，還有《我的詩篇》的作者群，在被外界發現之前乃至之後，都是靠出賣苦力為生——他們的苦難讓中產階級的焦慮變成無病呻吟。

他們的漂泊無著讓買了房的人愧疚；他們的子女只能選擇打工子弟學校或輟學，讓為學區房東奔西走的父母愧疚；他們的低學歷和自學成才，讓受過良好教育卻早早向命運投降的人愧疚。

但人們在愧疚之中又有一絲慶幸：慶幸自己沒有混得這麼慘。人都喜歡為比自己弱的人打抱不平，這沒什麼，總比叫囂「你弱你有理」的人強。

但最該愧疚的絕不是中產階級。

壓在范雨素身上的「三座大山」，一座是「五千年的三綱五常」（范雨素語），一座是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還有一座是大城市對弱者的殘酷無情。

每一座「大山」的元兇都不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只是遊戲規則的遵從者。

還有一重心理是放鬆。自「圍觀改變中國」的口號發明之後，行俠仗義的門檻大大降低了。扶危濟困的流程簡化為：始於轉發，中場撕逼，終結於一地雞毛。

人們在閱讀《我是范雨素》過程中不斷積累的憤懣和壓抑，在看到文章末尾的閱讀數「10萬+」時第一次釋放，在毅然轉發之後第二次釋放，在看到范雨素被記者包圍的新聞之後徹底釋放。

我們就這樣毫不費力的，完成了對范雨素的救贖，也完成了對自己靈魂的救贖。

一個被拋棄的孤兒，在社會邊緣掙扎多年而僥倖沒有死去，還練就了一技之長，這時來了一群愛心人士，拍了一堆照片並紛紛為他點贊，「你真棒」、「向你學習」。

這就完了嗎？！

先不要急著「感謝那些心懷文學的人」，更不要急著總結這是一次完美的拯救。不要忘了，范雨素生活的皮村很快就要拆遷了。不怪范雨素也不怪媒體，這是早就排上日程的事。

轉移低端產業、清理低端人 口，范雨素們再有才華，竟都配不上這座城市。

趙翼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其實是詩家不幸讀者幸。苦難成就文學，文學卻改變不了社會。也可以說，文學的意義本來就不是直接改變社會。

文學抵達的是人心。

「文章救國」本來就是文人的一廂情願，如果說國難當頭時「文學抗日」還是一種聊勝於無的無奈之選，那麼今天早該文學的歸文學、社會的歸社會了。

作家遭受的某些苦難是不需要外界同情和救濟的。比如余秀華拒絕「腦癱詩人」的標籤，她要做「詩人余秀華」，而不是「腦癱詩人余秀華」，「腦癱」標籤是對詩人的貶低。同樣，也沒有人願意做「打工詩人」、「農村婦女小說家」。

作家描寫自己的苦厄，與乞討者刻意暴露身體缺陷截然不同，以對待乞丐的同情心對待作家是粗魯的。

作家筆下的另一些苦難則不同，那是作家對社會、制度的反思。比如范雨素寫：

「母親告訴我，她跟著維權隊伍，去了鎮政府，縣政府，市政府。走到哪裡，都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推推搡搡。維權隊伍里，隊長六十歲，是隊伍里年齡最小的，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打斷了四根肋骨。母親八十一歲了，維穩的年輕人是有良心的，沒有推她，只是拽著胳膊，把母親拉開了，母親的胳膊被拽脫臼了。」

這兩類苦難不能混淆。社會苦難需要救濟，個人苦難則只需要安靜閱讀。

但現今，人們卻習慣反過來做。

真正需要被看到、被轉發、被關注的不是范雨素，而是范雨素筆下的弱勢群體。

不顧億萬弱者被禁錮的命運，挑出兩個發聲者來「拯救」，這是怎樣的選擇性失明？中產階級或許沒有能力改變底層的命運，但有義務喚醒那個一直裝睡的大塊頭。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評論員 西坡_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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