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在美國安插了多少間諜，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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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麥卡錫在質詢共產黨嫌疑人

文 | 楊津濤

近些年，各種諜戰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層出不窮，情節無不險象環生、出人意料。其實在真實的歷史中，各國間諜活動的傳奇性，並不輸於影視劇。蘇聯克格勃對美國政府的滲透，尤讓人驚嘆。

情報網的部署

在克格勃絕密教材《在美國和第三國徵募美國人的實踐》中，詳細說明了蘇聯招募美國間諜的目標和方法。克格勃在美國搜集的情報，包括「美國政府的軍事、政治計劃；科學技術方面的新發現和發明；美國諜報機關和反間諜機關的工作情況；設在美國的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的各種活動。」因此，克格勃需要在美國政界、科學界、商界廣泛招募間諜。

僅僅在政界，克格勃就滲透了白宮、國務院、美國駐外代表團、國防部、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以及各個政黨、團體的領導部門。招募間諜時，「要能辨認出既具有情報潛力，又充滿能導致他們與蘇聯駐外情報機關合作的強烈動機的美國人」，如「政府機關的職員」，「非政府機關、團體的僱員」，甚至「將來極有希望被政府機關僱傭者」——「專為那些與情報工作有關的機構培養人才的教育單位的學生」。

被克格勃視為重點招募對象的美國政府僱員，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同情蘇聯；對美國政府關於公職人員的嚴格政策（侵犯人權）不滿；對監視政府僱員、調查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社交關係等不滿；對於大壟斷資本家利用美國政府實行鎮壓的統治不滿；有關某個政府僱員經濟拮据的確實情報或是能讓他因此而失業的嚴重中傷材料」。克格勃認為，「在(美國）政府中物色在思想上同情我們的人，對於在美國進行徵募活動極為重要。」事實上，成為蘇聯間諜的美國政府高層人員，大多數確實不是被金錢誘惑，而是出於理念認同。

蘇聯在美國布下的情報網路之大，讓人震驚。曾在蘇聯軍事情報部門工作，後來投靠美國的特工估計，蘇德戰爭頭一年，蘇聯在美國活動的情報網就至少有20個。莫斯科情報總局的8個部門都至少在美國有一個「合法」和一個「非法」的情報網。所謂「合法」情報網，指的是在塔斯社、對外文化協會等外事機構名義下工作的蘇聯特工；「非法」情報網指的是蘇聯招募的外國特工，包括大量上面說到的政府僱員。

圖註：羅森堡夫婦（左三、右二）參與向蘇聯泄露原子彈機密，被以間諜罪處以死刑

維諾那計劃

美國人第一次獲知，蘇聯人在他們的政府中大範圍發展間諜，是1945年11月，蘇聯女間諜伊麗莎白·本特莉向聯邦調查局自首，她供出一份間諜名單，包括數十名政府僱員，如羅斯福的行政助理、農業部的官員、戰略服務處的軍官等，其中地位最高的是財政部副部長哈里·懷特。但是當名單被遞交給白宮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人不僅沒有一個被逮捕，懷特不久後甚至還出任美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

同時，「維諾那計劃」的推進，亦證實美國政府中存在一批蘇聯間諜。所謂「維諾那計劃」，是1943年由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官員卡特·克拉克發起，意在監控蘇聯往來電報，防止斯大林同德國私下議和。但直至1946年，他們在才破譯出第一封蘇聯密碼電報。這些被破譯出的電報，沒有一封涉及外交事務，全部是間諜情報。

美國人發現，蘇聯在美國軍事、外交等重要部門都招募了間諜，「總計有數百名前蘇聯職業特工及上千名美國人與間諜活動有關。在涉嫌的美國人中，大部分為美國共產黨人。」這些被破譯的電報顯示，「三百四十九名美國公民、移民、永久居民與前蘇聯情報機構有明顯往來」，而這僅僅是所有間諜的一小部分。此時，美國、英國的情報機構甚至都「還沒有在莫斯科安插一個間諜」。

主持「反諜」工作的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因不被杜魯門總統所信任，只好在1947年3月藉助國會，向民眾公開了嚴重的蘇聯間諜問題。他聲稱，在國會的聽證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能夠令公眾意識到那些潛在的威脅——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隨後，國會接手調查本特莉案，並依據口供，傳喚了《時代》雜誌資深編輯、前美共黨員惠特克·錢伯斯。錢伯斯指認國務卿助理阿爾傑·希斯是秘密共產黨員，並為蘇聯情報機關服務。因為錢伯斯提交的證據——希斯托他轉交蘇聯的4份手寫備忘錄和67份列印文件，落款是1938年，至1948年已超過間諜罪起訴時效，法庭只能按偽證罪，判處希斯5年徒刑。

希斯案讓美國公眾看到了蘇聯間諜的真實存在，加之中共革命的成功、朝鮮戰爭的爆發，讓美國人心惶惶，麥卡錫隨之登場。

圖註：「維諾那計劃」中，工作人員在破譯密碼

蘇聯間諜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由於「維諾那計劃」極為隱秘，甚至於美國總統都不知詳情，直至1995年才陸續公布。現在我們知道，羅斯福總統的私人助理洛赫林·柯里曾向克格勃發出預警，讓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的一名蘇聯重要特工大難不死；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重要官員莫里斯·霍爾珀林，將數千頁的美國外交電報交予克格勃；航空科學家威廉·珀爾將美國噴氣引擎、飛行高度等機密信息泄露給了蘇聯，使美軍在朝鮮戰場上極為被動。更不用說，還有將普通鈾提煉為原子彈用鈾的複雜公式等密告給蘇聯的美國物理學家們。

在美國政府中的蘇聯間諜，以懷特最為有名，正是他推動了戰後以美元掛鉤黃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懷特沒有加入過美國共產黨，他只是欣賞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樂於接受共產黨的觀點，並且不認為蘇聯的利益與美國利益有衝突。作為間諜，他曾為蘇聯提供情報，也安排過蘇聯情報人員到美國政府中任職。在懷特掌權期間，至少有11名蘇聯間諜在財政部中充任重要職位。

懷特還利用職權，影響美國對華政策。1942年，美國國會同意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國民政府要求將其中的2億以黃金形式運往中國，通過增加黃金儲備，來抑制通貨膨脹。總統羅斯福和財政部部長摩根索都批准了這一要求，但懷特一再以國民政府腐敗、未採取金融改革措施為由，拖延黃金運送日程。直到1945年7月，運送到中國黃金的價值還只有2900萬美元，而此時國民政府經濟已然面臨崩潰，難以應付隨之而來的內戰。懷特曾自豪地說，「我們已在職權範圍內盡量拖延。」

對於懷特以上行為的後果，對中國經濟有廣泛了解的楊格說，「那時哈利·懷特正在出賣中國。他業已為蘇聯掙得了數億貸款，卻阻斷對中國的援助……破壞有美英成員參與的所謂平準基金管理會。」胡適得知後慨嘆，懷特「當日在美國財政部很幫中國的忙，如收買中國白銀，如早幾筆貸款，都有他的力量。但依近年發現的秘密文件看來，此人之熱心援助中國抗戰，大概是奉了莫斯科的命令的，其用意仍是要間接的幫助莫斯科與中共！」

時至今日，通過「維諾那計劃」獲知的349名為蘇聯服務的美國人中，也只有一小半追查到了真實身份，剩下的大約200人中，甚至有人還繼續工作在秘密崗位上。有一個化名為「第十九號」的間諜，在雅爾塔會議上有機會同羅斯福、丘吉爾私下談話；化名「唐納德」的軍事情報間諜，當時是海軍上校；還有一個化名「鼴鼠」克格勃特工，能將大量美國對歐洲外交政策的機密發往莫斯科……這些人的真實身份，也許將永遠不為人知。

圖註：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前排右二為摩根索，後排左一為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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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美）約翰·巴倫：《克格勃——蘇聯秘密警察全貌》，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6—479頁；（美）戴維·達林：《美帝研究人員筆下的蘇聯「間諜活動」》，群眾出版社1965年，第447頁、483—485頁；（美）約翰·厄爾·海因斯、哈維·克萊爾：《維諾那計劃：前蘇聯間諜揭秘》，群眾出版社2004年，第1—26頁、第138—198頁；藺曉林:《1940 年代後期的間諜危機與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歷史教學問題》2015年第4期；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69頁；萬麗娟編註：《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7頁。

附文

抗戰期間蘇聯援助了延安多少武器？

文 | 諶旭彬

眾所周知，抗戰期間，蘇聯在援助國民政府的同時，也曾給予延安相當數量的財政援助。如1938年，王稼祥自莫斯科回國，曾帶回30萬美元經費。延安方面向共產國際尋求資金支援的材料也比較多，如1937年9月，潘漢年曾致信王明，請其向共產國際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希望共產國際能夠再度按月為延安提供經費。

相比之下，蘇聯與共產國際在武器方面，給予延安的支援，則一直是個謎團。較常見的觀點認為，抗戰期間蘇聯提供給延安方面的武器是相當少的。譬如1938年4月，任弼時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希望蘇聯向八路軍提供一定數量的武器，季米特洛夫的回應是：

「給八路軍的武器援助，這要蘇聯政府決定。不過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

顯然，考慮到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蘇聯並不願意在武器方面給予延安過多的支援。以至於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毛澤東決意與國民黨全面決裂時，其對蘇聯方面所提最重要的訴求，即希望其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武器援助，轉而援助延安；但蘇聯方面的回應仍然是：「斯大林不願意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

但這並不意味著抗戰期間，蘇聯沒有給予延安武器援助。事實上，公開的武器援助雖然極少，但隱蔽性質的援助數量仍很可觀。如1937年，延安曾派周小舟赴新疆與盛世才聯絡，其任務之一，即與盛及蘇聯駐新疆代表洽談軍械軍餉的接濟問題。

圖註：抗戰時期延安城內光景

抗戰初期，蘇聯秘密援助延安的武器，主要通過經新疆的國際公路和國際航空線運送。該線路，實際上是蘇聯政府為向國民政府運送抗戰援助物資，而開闢的通道。但因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無力顧及交通線，故絕大多數物資，均由蘇聯汽車經新疆直接運送到蘭州。直至1939年，蘇聯汽車才不再進入甘肅境內。在這段時期內，八路軍駐新疆和蘭州的辦事處，承擔了秘密接受、轉運蘇聯武器的重任。如1937年12月21日，有「蘇俄軍車五輛」載運物資，「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1938年2月16日，「有軍車十六輛，全系步槍、輕機關槍、炮彈、手榴彈等……」

1938年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交通線的控制及對蘇聯人員的監視，對延安的武器援助受到很大影響，但1940年1月，仍「用『新盛』（新疆盛世才）名義運軍火三十六輛至延安。」皖南事變後，雖然蘇聯仍拒絕公開援助延安，但延安亦仍能繼續通過秘密渠道得到一定的蘇聯武器援助。

及至1942年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為爭取中共方面的支援，斯大林曾兩次主動提出支援延安武器，希望八路軍能抽調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和外蒙邊境地區牽制日軍，並接受蘇方提供的可裝備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但毛澤東出於種種考慮，拒絕了該提議。

簡言之，蘇聯在抗戰期間，從未停止過向延安方面提供武器援助。至於具體數量，則迄今是謎。儘管延安方面有許多人埋怨蘇聯在武器援助上完全傾向於國民黨，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為了避免透露給國民黨，中央儘可能地封鎖消息和保守秘密，絕大多數中共同志並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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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P491-492。孫艷玲：《抗戰時期蘇聯援助中共武器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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