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大明帝國第一奇案，坑了唐伯虎，苦了徐霞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自幼乞食，當小和尚，參加紅巾軍反元，削平群雄，登上皇帝的寶座。他鑒於元代不重科舉和「以吏入仕」，導致官員素質低下、吏治黑暗的經驗教訓，在洪武十五年(1382)把科舉取士作為永久性的制度確定下來，科舉取士成了明代選拔文官的最重要的途徑。

明初吏治比較清明，少有科考作弊事件。明英宗正統以後，科舉考試中的作弊日趨嚴重，屬於科考糾葛的事件逐漸多了起來。有些事件被揭露曝光，也免不了會有人藉機誣告陷害，這就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其中明代中期最大的科考案，即弘治十二年(1499)江陰徐經與蘇州唐寅的所謂泄漏會試試題案，震動朝野，就是一起因官場鬥爭而進行誣陷所造成的冤案。

徐經(1473—1507)字直夫，一字衡父，號西塢，江陰梧塍人(今祝塘鎮大宅里村)，徐霞客的高祖，出身在以墾殖起家、富甲江南、詩禮傳世、耕讀為業的書香門第。他的祖父徐頤，少習《周易》，壯時遊學京師，英宗時因善書法而入中書科為中書舍人，值文華殿。徐頤因非科舉「正途」出身，不久即自行「以病告歸」。叔祖徐泰，以江陰縣學生員(秀才)入選京師國子監深造，景泰七年(1463)秋參加北京的順天鄉試高中第一名為解元。與此同時，另一名江陰縣學生員吳啟參加南京的應天鄉試也高中第一名為解元。「一秋兩京解元」的桂冠竟然並為江陰士子所得，這是江陰科舉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江陰城內為徐泰樹立了「解元坊」。徐泰確實以詩書文學之優，而求得光耀門第之榮，後官至荊門知府，有政績，卒於任上，被入祀荊門名宦祠。徐經的父親徐元獻，從小聰穎，十歲即能賦詩，令賓客嘆慕，是梧塍徐氏以文才著稱的佼佼者。元獻於成化十六年(1480)應天鄉試中經魁(前五名)舉人，次年會試卻落第，返歸之後，更加發奮勤讀，以致積勞成疾，年僅29歲即夭亡。徐經在父、祖的影響下，自幼酷愛詩書，好學不倦。為了繼承父、祖的金榜題名遺志，把一切家計都交給其母薛氏和妻楊氏經營，自己藏在築起的「萬卷樓」埋頭苦讀，對六經、諸子百家之文很有研究，已在江南頗有文名，與吳中才子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等互相推崇。徐經在弘治八年(1495)22歲時，應天鄉試得中第四十一名舉人。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吳縣人，出生在閶門外經營小酒店的商人之家，童年時常在店裡干雜活，幫助父母招待顧客。13歲那年，父親不惜重金，為他請了一個60多歲的塾師，經過3年的閉門苦讀，唐寅由老師舉薦走進了府試考場，結果年僅16歲的他，初試鋒芒便得中蘇州頭名秀才，一時譽滿江南。唐寅不僅少年聰穎，能詩善文，而且從小就顯露出在繪畫方面的特殊才華，他師從著名畫家周東村，畫藝日趨精湛，幾年後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無所不工。弘治十一年，唐寅以超群的才氣，在南京的鄉試中一舉奪魁，深受主考梁儲的讚賞。新科解元唐伯虎的名字，又一次響遍了古老的姑蘇城。他意氣風發，決心來年會試再占鰲頭。

弘治十二年(1499)京城舉行每三年一次的全國會試，即禮部試，又稱春闈。各省的舉人都可應考，考中者稱為貢士，經殿試即可賜出身為進士金榜題名。徐經懷著對功名的熱望，邀請唐寅同船共赴北京會試。兩位年輕士人滿以為此番可一展才華，名標金榜，誰料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厄運。

自古名高遭忌。此科的兩位主考官，一是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一是禮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文人。《明史》本傳稱程敏政少年時即以「神童」為英宗所賞識。成化二年，榜眼及第，在翰林中，「以學問賅博為一時冠」。可是，自幼一帆風順，「才高俯視儕偶」，免不了受到一些人物的嫉妒。弘治元年冬，一個名叫王嵩的御史「以雨災劾敏政」，理由只是程敏政作為皇帝的教師「行為不端」云云。不過弘治帝是信任他的。這次，程敏政以禮部右侍郎任會試主考，更為嫉妒者所忌恨。

唐寅前一年鄉試奪魁後，早已名播江南，延譽京都，擔任江南鄉試主考的梁儲回京後，曾拿唐寅的文章給程敏政看，「敏政亦奇之」。唐寅、徐經聯袂抵京後，會試前夕，兩人又遍訪前輩，廣交名流，徐經隨帶書僮，出手大方，引起人們的矚目。特別是唐寅陪同徐經拜見了禮部右侍郎程敏政，而程是徐經鄉試中舉時的主考官，又恰恰同李東陽主持這次會試。結果受到眾舉子的猜忌和唐寅同鄉、學友都元敬的中傷。會試例舉行三場考試，不料入試兩場剛畢，流言蜚語已滿京城，盛傳富家子徐經賄買試題。就在發榜前夕，「給事中(諫官)華昶彈劾程敏政鬻題」。在明代，給事中有合法的諫諍權，這種由言官彈劾會試主考官出賣試題，可不是小事，弘治帝震怒詔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閱卷，聽候審查，他已經初選的卷子全由李東陽會同其他考官複核；徐經、唐寅即以科場舞弊的嫌疑犯關進監獄，嚴刑拷問。然而，經過李東陽等的複核，程敏政選中的試卷中，卻沒有被指控為賄買到試題的徐經和唐寅之卷。明明是誣告，可是有些言官及好事者還是糾纏唐寅有「預作之文」，徐經富有「潤(酬謝)屋(考場)之資」而「嘵嘵不休」，以致「程敏政、華昶、唐寅、徐經都下獄聽勘」。幾番拷審，毫無所獲。最後，一場軒然大獄，竟然以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分青紅皂白，用「各打五十大板」草草結案：主考、禮部右侍郎程敏政以「不謹」，勒令致仕(退休)；誣告人給事中華昶「以言事不實」降職調外任處分；徐經、唐寅則以進京時曾拜會主考程敏政，而被革除舉人資格，不準再參加科舉考試，唐寅被發落為浙江藩府小吏。這一起因官場鬥爭而構成的冤案，直接導致當時三位著名的才子、文士成了犧牲品，令人為之扼腕嘆惜。

程敏政出獄後，因憂憤，發癰死。後追贈禮部尚書。《明史.程敏政傳》中就會試泄題案，明確否定程敏政有「鬻題」之說，並透露「或言敏政之獄」，系他的同事禮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傅瀚欲奪其位(指主考官)，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唐寅南歸後，恥於為吏，未往就職，自此絕意功名，縱情詩酒，寄意書畫，在文學藝術上取得了輝煌成就。民間流傳著他的一些風流才子佳話，說明他雖科舉仕途不幸，卻以他的文才贏得了平民百姓的熱愛和同情。而學識過人、風華正茂的江陰徐經，遭此冤獄的打擊，不僅使他仕途絕望，名譽受損，身心也深受傷害。自京返回梧塍後悲憤難消，閉門謝客讀書，著有《感集》，，指書墳，他以詩抒發胸中郁懣之情。他那因科場冤案受重創的心靈，一直難以撫平。8年後正德初年，他作北上之行，在京城觸景生情，發病死於客地，年僅35歲。後歸葬江陰砂山之雞籠山西麓。徐經的科場冤獄，是梧塍徐氏家族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對其由盛轉衰影響甚大，可以說正是這一事件，成為梧塍徐氏走向衰落的轉折點。

江陰明清志書和《梧塍徐氏宗譜》都沒有記載徐經的科場案，不記載的原因，是對這一件「不光彩」的事，很可能有意諱避。倒是清代邑人顧心求手輯的《江上詩鈔》收錄徐經詩時，在所附作者小傳中註明「宏治乙卯舉人，已未再試禮闈，為飛語所中，廷勘罷歸….經與唐寅以才名相引重，為都穆所忌，中傷之」。道出科場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