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一個把自己送上斷頭台的女人

文 | 邵建

她就是被梁啟超恭為「近世第一女傑」的羅蘭夫人（1754-1793）。此夫人臨終前的一句話比她本人更流傳：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1793年11月10日，寒風凜冽的冬天，巴黎杜伊勒里宮和愛麗舍宮之間，有一大塊空地，當時叫革命廣場，現在是協和廣場，廣場中心有一架高高聳立的斷頭台。斷頭台有意架高，為的是讓四面八方的人都能看得到。

1792年，斷頭台開始工作。不久它就成了巴黎人的興奮點。每一次重要的行刑都是一次盛大節日，斷頭台像磁鐵一樣，把男人、女人、兒童、老人從城市各個角落吸附而來，密密匝匝，蟻簇在自己四周。

這一天是羅蘭夫人的行刑日，從路旁到刑場，看客自然不少。當她走上斷頭台上凝視對面一座同樣也是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VS斷頭台，如此弔詭，誰更能表徵法國大革命），不禁嘆息出警句般的感慨。

其實，羅蘭夫人的感慨並不準確，只是當時她所面對的是自由女神之像，隨機而已。羅蘭夫人一生的追求，包括她所支持並成為其靈魂的吉倫特派的追求，甚或整個法國大革命的追求，其核心都不是自由而是平等。自由，從來就有，專制才是後天。正如平等是後天的，不平等和自由如影隨形一般卻是天然的。甚至恰恰是自由導致了事實上的各種不平等（自由與平等始終存在著內在的緊張和衝突，它們只能此消彼長，或有限調節）。

路易十六時代的法蘭西，自由（指私人生活）並未構成問題。儘管是專制制度，但傳統專制是有限專制，一般不干預私人領域。同時，從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幾十年下來，基本上推行的是開明專制。法國大革命前的啟蒙運動，轟轟烈烈，可以表徵當時法蘭西的自由狀況。

不妨假設，羅蘭夫人面對的不是一座自由雕像而是平等雕像，她是否會這樣說：平等，平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會乎哉，未必也。

根據她一生的經歷、行跡包括心志，她一般不會這樣說。但，縱觀法國大革命，它的致命之處，不在自由在平等。整個大革命的發生就原發於平等的衝動而非自由的衝動。

法國大革命的主角是「第三等級」，稱謂本身就昭示了法國社會的不平等。第三等級承受了幾乎整個國家的稅賦，但在國家政治問題上沒有發言權。當貴族和國王因稅賦鬧得不可開交因而只好召開全國三個等級會議時，第三等級等來了機會，它也抓住了機會。這時自由對他們來說不是他們一直享有的個人自由，而是始終未曾有過的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亦即政治權利（和權力）的獲得，顯然在當時是屬於平等訴求的一部分。

羅蘭夫人1754年出生於巴黎的一個珠寶雕刻匠的家庭（閨名瑪儂）。這是一個典型第三等級家庭，母親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父親（菲利普）則是一個滿腹牢騷的無神論者。受當時啟蒙運動的影響，父親很是抱怨自己的女兒如此聰穎，但卻註定要過等級卑微的生活。

那個時代的巴黎男子已經半數識字，因此紙媒作為一個行業蓬勃興起。當然，巴黎市民讀的一般不是啟蒙思想家的專著，而是那些宣傳性的文人小報和當街派送的各種小冊子（正是它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發揮了巨大的煽動作用）。

面對貴族的無知傲慢，再加上這些小冊子的宣傳發酵，菲利普（們）對社會生活的不平等越發難以忍受。以至當他拉著小瑪儂在街上行走，面對那些揚長而去的貴族馬車和車上花團錦簇的女眷，菲利普先生憤恨如此：憑什麼她們坐在舒適的車子里，而我們走在酷熱的大街上，還得給她們讓道。生在這樣的家庭，可以想見，小瑪儂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不止是影響。一次，小瑪儂隨同她祖母去拜訪一位貴族。那位貴族夫人在接待她們時連座位都沒站起，只是懶懶地抬起眼皮，客氣但冷漠地打了一個招呼。僕人對主人的客人倒是畢恭畢敬，而主人自己對客人卻如此冷淡：這一對比在自尊心極強的小瑪儂的心裡划上了深深的痕迹。瑪儂有一次獲得了在凡爾賽宮度過大約一星期的機會，王室的奢華，王后的高貴（王后安托瑪麗特還比瑪儂小一歲），權臣的諂媚，僕人的卑微，各種強烈的對比，使瑪儂感到自己與這裡是如此的格格不入。這是母女間的對話：

女兒這趟玩得開心嗎。

是的，當它結束時我很高興。

難道你在那裡受到了什麼傷害。

不。那裡的一切讓我感到不公正：小瑪儂很平靜。

瑪儂的父母非常注重對女兒的教育，從小就讓她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特別是一年多修道院的生活，與世隔絕般的靜謐，除了早晚的祈禱功課，不喜遊戲玩耍和交往的瑪儂，把時間悉數交給了閱讀。於是，讀書與冥想幾乎構成了小瑪儂少年生活的全部。

她的閱讀相對集中在遙遠的古代，那些希臘和羅馬的共和英雄們，成了瑪儂的精神仰慕。「她安靜地獨坐窗前，開始閱讀《公正的阿里斯提得斯》，閱讀提米斯托克利的《斯巴達人的美德》，閱讀布魯圖，閱讀《格拉古兄弟的母親》。」[注1]當然，讀的最多的是普魯塔克，這位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語作家。古代英雄們的業績如此打動了瑪儂，她經常忘記自己是個女子，而渴望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經常長時間地沉浸在自己的緬想中，以至自我感動。

20世紀初法國歷史學家、法國革命研究者路易·馬德林（又譯馬德楞）曾經把羅蘭夫人和吉倫特派放在一起作傳。談及羅蘭夫人時，馬德林指出：「她瘋狂地喜愛閱讀，什麼樣的書都看。對普魯塔克的研究啟發她馬上就成為一個具有英雄氣概和共和思想的人。」[注2]普魯塔克的寫作是傳記文學。他的《比較列傳》（又譯為《希臘羅馬名人傳》）對法國大革命中包括羅蘭夫人在內的吉倫特派產生過重要影響。

馬德林轉引過羅蘭夫人在牢獄中的自述：「『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青春情懷首次噴薄而出，曾經為我沒有生為斯巴達或羅馬的公民而哭泣。我原以為能在大革命中，看到養育我長大的那些原則得到應用。但至今都毫無希望。』」 「後來，她又遇到了偉大的盧梭，日夜閱讀他的作品——從《社會契約論》到《新愛洛伊斯》，全都通讀過。盧梭立即對她在所有方面都產生了促進作用——她的頭腦、心靈和情感。她借鑒了盧梭的社會政治思想。……這有朝一日使她在一場政治危機的高潮階段，成為這場奇異戲劇的女主角。」（引同上）

法國大革命開始時，小瑪儂已經成了羅蘭夫人。她的丈夫羅蘭出身貴族並大她20歲，曾為當時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撰過稿。雖為人妻，但羅蘭夫人仍好讀書，正如她寫給密友的信：哪怕是在為夫君做飯時，手上還是離不開普魯塔克。

1790年間羅蘭夫婦從里昂來到巴黎，因為羅蘭本人被裡昂選為國民制憲會議的代表。此時巴黎已經成為法國政治漩渦的中心，令人眼花繚亂的事變與鬥爭像潮湧一樣使羅蘭夫人身不由己裹挾其中。她從小就感嘆自己沒有生在希臘羅馬那樣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英雄輩出。不意這樣一個時代千年以後輝煌重現，就在眼前。

巴黎的制憲會議是向所有人開放的，羅蘭夫人當然沒有放過。在她看來，那些右翼的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王黨，貴族出身，受過良好的教育，因而在議會中的表現總是那麼風度儒雅，顯得極有教養。相反，那些出身卑微的第三等級代表發言時有的還略帶羞澀，呢呢喃喃。這樣的反差讓羅蘭夫人深感羞辱。因為她自己養成的品味和習慣都是貴族式的，但原則上她卻站在第三等級一邊。

這是一種撕裂。羅蘭夫人是女性，那個時代的女性還沒有政治權利。她無法像男人那樣在議會裡拋頭露面，議會不是她的舞台。

好在那個時代的女性（主要指已婚的貴族女性和知識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舞台，那就是她們自己的家。不，是家裡的「沙龍」。沙龍原為義大利語，即家中的客廳。這樣的客廳只有當時的上流社會才有。以前只是家庭里迎來送往的一個空間；但從17世紀歐洲主要是法國開始，它就從私人空間逐漸轉化為一個具有社交性質的公共空間了。

出入這個空間的大抵是當時的社會名流，他們談論的話題大抵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政治、時事等。主持這個沙龍的往往是這個家裡的女主人。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等人都是出入各種沙龍的常客，他們不少著作文章的靈感就來自於沙龍。

法國大革命開始後，沙龍數量銳減，沙龍也從此開始走下坡路。可是隨著羅蘭夫婦來到巴黎，一座著名的沙龍誕生了，它和當時一個著名的政治流派「吉倫特派」聯繫在一起。主持這個沙龍的當然就是魅力四射的羅蘭夫人。

羅蘭夫人魅力何在，是長相，還是氣質。這裡且看她對自己的描述：「14歲的時候，我大概五尺高，已經完全發育，有漂亮的大腿，嬌俏的雙臀，高聳的胸部，窄薄的雙肩，身姿優雅，步伐輕盈……」這種描述看來很自戀。但也有自省：「我的臉倒沒什麼特別之處，只是肌膚幼嫩柔軟，表情豐富生動。如果只是評價我的五官，那麼你恐怕會懷疑這哪有什麼美感可言，……嘴巴太大，……眼睛正相反，……我有時會比較顧慮自己的鼻子，對我來說它還是顯得大了些。」

但，且慢，如果真的相信這樣的文字，那正落入夫人的窠臼。將欲揚之，必先抑之：豈止古代老子。嘴巴大嗎，不。「比這更漂亮的雙唇一定不計其數，不過卻很難見到這樣甜美迷人的笑容。」眼睛小嗎，是的，「有些嫌小卻引人注目。灰栗色的瞳孔攝人心魄。它們釋放著開放、活躍而熱情的力量，時時映射出內心的波瀾起伏。精心修剪的赤褐色眉毛和發色渾然一體，讓這幅圖畫變得更加完整。這張驕傲而認真的面孔，有時會引起驚訝，不過更多時候卻能啟發信心和興趣。」[注3]

這不是一般女人的自戀，而是一個文學女人的自戀，自戀得如此文學。不過去掉這裡的文學性，客觀地說，她只是身材翹楚而容貌一般。但，容貌只是形，比形更重要的是神。神採的魅力，哪怕驚鴻一瞥，哪怕回眸一笑，都比自然的漂亮更吸引人。只是這神采不是得自先天而是後天。自小就浸泡在古典閱讀中她，從書中耳濡目染，自然形就了她那華而不俗的氣質與神采。

如果她的談吐舉止、待人接物和貴族一樣彬彬有禮，身上沒有第三等級的一絲痕迹；那麼比貴夫人精彩的是，她們中有許多的附庸風雅、淺嘗輒止、矯揉造作，這些瑪儂一概無有。更兼她還有超越那個時代一般男性的特點：頭腦清楚，思路開闊，看問題銳敏，尤其是語言表達遠勝常人。

因此，不管來什麼人，她總是自己沙龍中的主角，她的氣場總能輻射到沙龍的每一個角落。人們已經習慣或自覺環繞在她身邊，一邊傾聽她的見解，一邊注意她的風采。只是來此沙龍的人亦非平庸，馬拉來過，丹東來過，羅伯斯庇爾來過，吉倫特派中的布里索、韋尼奧、蒲佐、佩蒂翁等一干人都來過。他們都是那場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甚至是領袖。

羅蘭夫人生就是文學中人，只是這種文學才華沒有用在文學上，而是用在政治上，這是致命的倒錯。文學與政治，是兩種不同規則的遊戲。文學上的長處，可能是政治上的短處。良好的文學素養讓她對人對事對歷史對政治都有良好的直覺。直覺可貴，只是在判斷上並不保證對錯。

直覺上，她很不喜歡粗鄙而缺乏紳士氣的丹東，也不喜歡有時顯得陰鬱的羅伯斯庇爾，更無論只會喧囂的馬拉。不喜歡就排斥，就很敵對，這種任性，政治上就很可怕。這是她對雅各賓三巨頭的評價：「丹東才是運籌帷幄之人，羅伯斯庇爾不過是他的玩偶，而馬拉的作用則是煽風點火。」[注4]因此，最後在她沙龍里留下來的就是聲息相通的吉倫特派。而離開這個沙龍的羅伯斯庇爾、馬拉等，後來把吉倫特派連同她送上了斷頭台。

法國大革命中有三個著名的政治流派，斐揚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原先這三派都屬於廣義的雅各賓派。1789年10月上旬，制憲會議從凡爾賽宮遷至巴黎，來自各地的議員習慣在議會附近的雅各賓修道院聚會，彼此交通消息，討論議題。這就是廣義的雅各賓派。但隨著1791年6月路易十六出逃事件的發生，下一步法蘭西往何處去，廣義的雅各賓派產生了內部分裂。後來被稱為斐揚派的一群，如拉法耶特、巴納夫、拉梅特等，維護王權，堅持走英倫君主立憲的道路，因而與後兩派不合。他們於1791年7月16日自動退出雅各賓，改在街對面的斐揚修道院集會，故稱為「斐揚派」。

斐揚派退出時，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還是一家。如果斐揚派可以稱為英式的「立憲派」；那麼吉倫特派則是美式的「共和派」，狹義的雅各賓派乃是地地道道帶有本土色彩的「民主派」。共和與民主古代同源，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好的民主政治稱為「共和制」，不好的共和政治才稱為「民主制」。撇開它們原初的差異，當歷史進入由英倫開啟的政治現代化時，共和與民主大致可以視為同義。在政治學上，共和或民主主要與傳統的君主相對應。因此，在國體選擇上，非君主即民主（亦即共和），沒有中間道路。在反對當時斐揚派的君主立憲這一點上，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無疑是一致的，它們是推進共和政治的盟友。直到共和成立之後，兩者間的衝突才變得無可調和。其緣由是，吉倫特的共和是美式精英共和，雅各賓的民主是以「無套褲漢」為主體的大眾民主。到了1792年10月10日，他們的衝突愈加激烈，以至布里索等被逐出雅各賓。這一派成員被後人稱為「吉倫特派」。

吉倫特派，顧名思義，其成員都來自法國西南部瀕臨大西洋的吉倫特省，甚至他們更多來自該省省府波爾多，這是個盛產陽光和葡萄包括葡萄美酒的地方。但，該派更是一種理念的聚合，如共和理念，便是吉倫特派的集體訴求。因此，吉倫特派的核心成員如布里索、佩蒂翁、蒲佐、羅蘭夫婦、孔多塞等俱非吉倫特省籍。它和斐揚派、雅各賓派不同，不是號稱俱樂部，不是在俱樂部聚會，而是聚會在羅蘭夫人的客廳。這是一個沙龍性質的政治社團。他們沒有領袖，但有核心和靈魂。布里索往往被視為該派核心，羅蘭夫人則是此一派的靈魂。所以吉倫特派當時被視為「布里索派」或「羅蘭夫人派」。羅蘭夫人作為沙龍主角，也被比喻性的稱為該派的「無冕女王」和「伊吉利婭」。

吉倫特派和羅蘭夫人走到一起是有緣由的。該派議員主要由年輕的文人和律師構成（雅各賓派也是）。他們沒有從事過實際政治，也沒出過風頭，更沒有嘗過權力的滋味。在紙上討生活，以文字為生涯，幫別人打官司，是這個流派的特點。「因為對古羅馬、基督教時代的羅馬敵人和那個時代的所有的一切的強烈熱愛，吉倫特派狂熱地崇拜古代異教徒。……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儘管篤信盧梭的理論，但在這一點上和他卻不同，因為幾乎他們都是無神論者，甚至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普魯塔克對他們的影響比盧梭更深，部分源自學習普魯塔克著作取得的信念，使他們因過度的理想主義情感產生了共和思想。1791年秋，他們上台的時候，依然『容忍』著君權，……但在根本上——即使只是出於文字效用產生的結果——他們的思想除了共和主義別無其他。」[注5]羅蘭夫人九歲前就迷上了普魯塔克，後來又自悔讀盧梭讀的太晚。在這一點上，吉倫特派和她委實是共一個精神譜系，都是古代普魯塔克和當代盧梭的信徒。這兩者構成了他們信奉共和主義的思想資源。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當布里索認識羅蘭夫婦之後，陸續把佩蒂翁等人介紹給沙龍。他們本來走得就靠近；「但只有當一位中產階級的嬌小淑女從里昂來到巴黎後，這個黨派才真正成形。這位女性最終成了這個黨派的伊吉利婭，原因很簡單，吉倫特黨人發現她激動的個性當中，表現出他們自己的性情，而且他們的全部野心、思想、激情和幻想都得到了強化，她被視為能夠給這些雜亂無章地投身政治的詩人們，注入他們極度缺乏的強烈意志和組織精神。」[注6]

馬德林在他的《法國大革命史》中對吉倫特派多有批評。不獨把他們揶揄為「波爾多的羅馬人」，而且把他們上台後所在的立法議會稱為「羅馬議會」。這撥來自葡萄酒鄉的國會議員看起來是政客，本質上是具有酒神精神的詩人（羅蘭夫人何嘗不是）。他們共同把普魯塔克筆下的羅馬共和給詩化了。普魯塔克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塑造筆下的人物，就其事迹而言，馬德林稱其為「偽」，其實是虛構。因此這樣的作品不是歷史作品而是就歷史展開的文學性作品。波爾多人把文學當歷史，並試圖讓這段被他們誤讀了的歷史在自己手中實現。這除了是對古代歷史的傳奇化想像，也是對現實政治的浪漫化追求。

追慕普魯塔克的同時，波爾多人同樣醉心盧梭及其《社會契約論》。這是一本最為充分強調「人民主權」的小冊子。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是人民，沒有君主，也沒有貴族，大家政治地位平等，都是立約者。這種由無差別的全體立約者形成的國家無疑能夠詮釋共和的完美。但，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國家嗎。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也無法按照盧梭的設計而形成，因為君主與貴族都是歷史的存在，不可能一下子從現實政治中抹去。盧梭契約論中的國家乃是屬於盧梭自己的理想國，它是紙上的模型，帶有政治浪漫主義的色彩。這樣的設計體現了哈耶克批評過的「建構理性」，它可以是邏輯的，但註定是反歷史的。如果只是在政治沙盤上推演，無妨。但不宜付諸實踐，更不能付諸像法國那樣有著長期君主傳統的國家；除非在推行這種契約理想時把國王貴族給消滅。然而我們看到，波爾多人正是這麼做的。貴族逃亡了，國王也推上了斷頭台。法蘭西天下大亂，亂自共和。這首先就是波爾多人的作業，當然雅各賓人更激化了它。文人握政，長於建構理性，更兼以政治浪漫主義的衝動，因而往往只顧「意圖倫理」而鮮顧「責任倫理」。在意圖倫理的層面上，波爾多人的共和政治是普魯塔克+盧梭（一個為其提供歷史依據，一個為其提供理論依據）。但以責任倫理檢視其作為，無論是共和的推進還是後果，都給法蘭西帶來貽害人類的災難。

法國大革命和海峽那邊的英倫革命尤其是「光榮革命」不同，它是把政治革命充分社會化，以發動民眾的方式，讓整個社會捲入本來應該只是在上層發生的政治革命。這種革命是要把文明社會兜底掀起，打破既有的一切秩序，重新建構。惟其如此，這種革命波瀾壯闊、激動人心，可以構成一個時代最炫目的風景。但這種革命需要全員發動，一旦發起便難以收住。

本來革命已經在巴黎之外的凡爾賽宮進行，這是三個等級包括君主在內的博弈。但巴黎民眾一旦捲入，局勢變得就不可控。看起來民眾幫助了革命，但，讓民眾走上街頭易，讓街頭回歸平靜難。年輕孟浪的巴納夫們其實也是激進主義的推手，後來終於意識到這一點。這撥擁戴君主立憲的斐揚派，在憲法將要問世時，急切地呼喚革命剎車。

1791年7月15日，巴納夫（雅各賓俱樂部的創始人、也是第一任主席，後又被選為國民制憲會議議長）在演說中說：「我們將結束革命還是使它重新開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惡的行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將導致王權的毀滅；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將導致財產權的毀滅。」[注6]這是那個狂熱時代中的理性，可惜他們的對立面卻挽起袖子要繼續革命，而民眾又在他們那一邊。

這個對立面首先就是吉倫特共和派。在革命的段次上，從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到1791年9月30日制憲會議閉幕，可以把這兩年多的時間視為革命的一個段落。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巴納夫認為革命完成了。可是，還處在雅各賓俱樂部中的布里索派不幹，他們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再走下去，把君主立憲變為共和。

這是共和主義的革命。和一百年前的英國「光榮革命」相比——英國人不堪英國革命後「共和」的困擾，幾乎是用政變的方式（不驚擾社會）完成君主立憲的「復辟」，從而保證了英倫以後幾個世紀的穩定——法國人在風雨飄搖中剛剛完成脆弱的君主立憲，卻不思穩定局勢；反而要推翻王權，把共和當作第二次革命。

共和，共和，多麼抒情的字眼。沒有君主，沒有貴族，人人平等，人人都參與國家大事，共襄盛舉。還是1789年7月，哪怕就是激進的雅各賓也沒想到共和；但羅蘭夫人在外省卻祈禱共和的到臨。攻佔巴士底獄之後，她發現自己沒有看到她想看到的改變，於是從里昂寫信到巴黎，批評那些政治人物：「你們讓自己忙於克服市政問題……，而且正在允許那些會給你們帶來新的可怕打擊的人逃過一劫。你們都還是小孩子，你們的熱情只是曇花一現，而如果議會還不能將兩位頭戴冠冕的人送去正式審判的話，你們就該去做這件事。」[注7]

君主立憲框架下，國王是虛君，但他同時也是不可侵犯的，遑論審判。國王只要走上審判席，即意味君主立憲的解體，甚至國王生命的喪失。後來歷史正是如此，但此刻已見羅蘭夫人的心志。兩年後（1791年），路易·馬德林指出：「雖然吉倫特派自己仍然充滿激情，但就他們的政治觀點來說，還有些猶豫不決，而儘管他們擁有共和主義的願望，但還沒有走到推翻君主制的地步。嬌小的瑪儂及時趕到，煽動激情的火焰，並且促使他們讓自己的計劃到達不可避免的結局。」[注8]

瑪儂似乎成了法蘭西共和精神的引領。除了對羅馬共和的嚮往尤其是對共和理念的憧憬，吉倫特人並不知道一個有著長期君主傳統的國家如果驟然共和會帶來什麼。文人出身的他們，只要理念無論其他，甚至正因為沒有政治經歷和經驗，他們無法評估他們的行動將給這個民族包括他們自己帶來的後果。

當他們有機會進入內閣時，一邊狂熱地向歐洲挑戰，發動戰爭，輸出革命；一邊又轉過身來高喊「祖國在危機中」，為以此為伏筆而到來的恐怖張目。他們或許也會想到王室的力量，但這不妨他們推進共和的計劃，哪怕這個計劃分裂法國。這是羅蘭夫人的自述，當羅伯斯庇爾的認知還停留在共和的門外時，共和已成為吉倫特人的主題：「布里索的圈子是由羅蘭夫人主導的。在她的會客室中，這個小集團變得更加野心勃勃。

羅伯斯庇爾

眼下，他們開始為法國至少一部分地區設計共和政體了。『我們經常交流，』她說道：談到關於南部卓越的精神，那些省所擁有的能量，如果王室可以制服北部和巴黎，那麼南部將為建立共和國提供便利條件。我們拿出地圖，繪製出邊界。塞萬爾（戰爭部長）研究了軍隊的位置，我們計算了可能調動的武裝力量，探索了各種組織補充力量的方式。每個人都貢獻了自己的想法，總結了我們從哪裡可以得到支援。」[注9]

一群不懂政治與軍事的文人和女人，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把國家政治當沙盤，指點江山，捨我其誰：還有比這更荒唐但卻充滿詩意激情的場景嗎。不幸這撥法蘭西的乃至全歐洲的最早的「政治浪漫派」不但運籌沙龍之中，並且決勝議會之外：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法國大革命中的斯塔爾夫人是法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先驅，她是路易十六時期法國財政大臣內克爾的女兒。當時她在巴黎也有一個沙龍，不過那是斐揚派人士常去的地方。斯塔爾夫人雖然是文學上的浪漫主義，但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她在政治觀上卻是一個很務實的現實主義者，當時她的立場傾向於君主立憲。針對激進派的共和主張，她不是從理念出發而是從歷史出發予以評論，認為：「沒什麼比創造一個全新的制度更加困難了，所以將一個制度嫁接到另一個制度上是必須的、也是常有的。」[注10]

這裡，前一個制度是共和制，後一個則是君主制，通過立憲的方式嫁接，而不是把君主制一舉掃蕩，這就是君主立憲的主張。該主張是改變傳統而不割斷傳統。其實，君主立憲不過是共和的另一種形式，只是未以共和之名出現。

但，理念派同時就是名詞派，每一個名詞的所指都是截然不同的。他們要在自己手上創造嶄新的歷史，正是要用新的名詞割斷歷史殘留的尾巴，怎麼能接受冠以君主的立憲呢。何況除了普魯塔克和盧梭，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堅共和不是提供了現實的例子嗎。法蘭西學遠不學近，但卻忘了法蘭西的傳統近於英吉利而遠於美利堅。斯搭爾夫人進而指出：「制憲會議完全把法國當成了沒有任何過去的殖民地來對待；但是只要過去還存在著，它的影響便無人可擋。法國人民已經厭倦了第二階層貴族人士，但是不管在過去還是以後，他們對這些歷史悠久的姓氏都是心懷敬意的。我們應該利用人民的這種心態去建立上議院，再逐漸廢棄所有伯爵、侯爵之類的頭銜。如果這些頭銜和歷史職位再無關係，它們聽上去與其說是頭銜，倒不如說是綽號。」（引同前199-200頁）同理，立憲框架下的君主頭銜也是先實後虛的，所謂虛君。這本是符合法蘭西歷史實際的現實主義策略。

羅蘭夫人自小痛恨君主制，連帶痛恨國王夫婦，以至要把他們送上審判席。君主沒了，君位也就不存在了。她因為她的識見並不清楚君位存在的意義。君主可以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君位。當時立憲派甚至議論過放棄路易十六而扶持路易十七，但他們不肯放棄的就是君位。

從克洛維時代開始，君主制已經有一千年多年的歷史了。對法蘭西來說，君位即秩序。如果不事煽動，這是人人認可並願意服從的秩序。但，巴士底陷落後，君位搖搖欲墜，整個法蘭西已經脫序。一個脫序的社會比專制更可怕。因此斐揚派的用力就是恢復秩序，而且只能在君主的名義下。另外重構一個秩序比如共和不是不可以，但必然面臨長期的亂局。君主立憲秩序下的君主有兩個特點，一是受法律限制已經不能專制，二是作為秩序的化身它不可侵犯。就後者言，正如後來的本傑明·貢斯當指出：在關乎秩序和自由方面，受法律認可的虛構（不可侵犯性）是必須的：「你們關心的對象，你們懷疑的目標，永遠不可以是他。他無俗念，無瑕疵，不縱容大臣，因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是居於風暴之上的一股冷漠中立的勢力。」[注11]

攻陷巴士底獄

立憲君主就是這個不可侵犯的中立勢力。它是超越不同黨派之上的第三種勢力，起著政治敵對之間的緩衝作用。沒有這個緩衝，兩黨鬥爭狹路相逢，找不到退讓空間，只能你死我活。尤其是在君主傳統成為習慣的民族，驟然共和，人人都想當草頭王，這無異把社會推向板蕩與潰敗。不幸法蘭西正是如此，君主失位，吉倫特和雅各賓，陷入無法不陷入的死戰。共和一年光景，他們就在斷頭台上見了分曉。只是上了斷頭台的羅蘭夫人和吉倫特人還是不知道，他們厭惡的王權是可以保住他們性命的，使他們喪生的恰恰是他們求仁得仁的共和。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羅蘭夫人等其實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後那天晚上，吉倫特派相聚在羅蘭夫人家，欣喜欲狂地慶賀人民自由的誕生。……吉倫特派享有盛名的演說家韋尼奧……在晚宴結束時，他倒滿酒杯，舉杯提議為共和國的永垂不朽干一杯。羅蘭夫人頭腦中一直充滿著對古典作品的回憶，她手中拿著一束花，在韋尼奧的酒杯中，撒下一些玫瑰花瓣。韋尼奧一飲而盡，然後聲音低沉地說道：『今晚我們應該喝下我們酒中的柏樹葉，為一出生就沾滿大屠殺鮮血的共和國乾杯，誰知道我們不是在為自己的死亡乾杯呢。什麼都不管了，如果這酒是我自己的鮮血，我也寧願對著自由與平等一飲而盡。』」[注12]這場面既悲情又浪漫，但更殘忍和不負責任。什麼都不管了，可是共和國一出生就沾滿大屠殺的鮮血，是誰打開了所羅門的瓶子。吉倫特人自己可以死去，為他們的理念；但他們（包括雅各賓）沒有權利把一個民族帶到血污的地溝里。

1792年9月21日國民公會召開，宣布廢除君主制，9月22日又宣布法蘭西共和國成立。共和主義勝利了，但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也開始了。正如韋尼奧所言：它一出生就沾滿大屠殺的鮮血。這便是法國大革命史上最邪惡的一頁即1792年「九月大屠殺」（具體言是9月2日到9月7日）。短短數日，僅巴黎一地，被屠戮者最多達至1400人。這是筆者曾經摘引過九月大屠殺的記錄，掛一漏萬，不妨再次徵引：

「1792年9月2日星期日下午，24名被送往聖日耳曼德佩監獄的神職人員遭到暴民襲擊，最終被殺害。

當晚，經過非正規審判，教堂內其他122名囚犯也被宣判了死刑，他們被帶至教堂外用長矛刺死。

關押在聖衣會修道院的包括阿爾勒大主教和桑特及博韋的主教在內的大約150名神職人員被殺害。

關押在夏特勒的200名小偷和債務人被殘殺。

9月3日星期一，關押在拉福爾斯的王后的朋友徳·朗巴勒公主和其他囚犯慘遭屠殺。公主的頭顱被挑在長矛上，在馬亥區中世紀城堡坦普爾堡的窗前示眾，王室一家此刻就被關在這座城堡里……

9月4日星期二，關押在薩勒貝特里埃被指控為妓女的35位婦女被強姦並殺害。」[注13]

這是沒有經過任何法律審判的民間私刑，巴黎陷入無政府，成了一個殺人的魔窟。試問，即使路易十六專制，巴黎出現過這種非人倫的慘劇嗎，但它就是法蘭西共和的奠基禮。1793年是法蘭西共和元年，但也是法國大革命最恐怖的年份（想想雨果的《九三年》）。這一年工作最辛苦的就是斷頭台。

九月大屠殺

斷頭台1792年4月最初使用，當時被刑的還是少量的刑事犯。但共和以後，人頭滾滾而落，而且都是政治犯。所以，斷頭台才是法蘭西共和的真正的標誌。共和追求政治平等，法蘭西共和的政治平等最典型地就體現在斷頭台上。路易十六夫婦死於斯，吉倫特派死於斯，羅蘭夫人死於斯，丹東死於斯，羅伯斯庇爾亦死於斯……

共和不久，吉倫特派幾乎很快就開始斷崖式失勢。吉倫特派的特點是出入沙龍里講演議會中；但雅各賓人不然，他們的陣地是廣場，因此民眾都圍聚在他們周圍。種瓜得瓜，吉倫特派要的是以他們自己為主導的精英民主，雅各賓貫徹的則是包括底層普羅在內的大眾民主。

既然共和是將政治權力委託給全體人民，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聲張的也是大眾參與的直接民主；那麼，這樣爭鬥的雙方，哪一方才能刺激民眾的權力意識從而把民眾操控在自己手裡呢。革命年代，誰抓住了民眾，誰就抓住了歷史。

1793年10月，雅各賓控制的國民公會和革命法庭開始審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據阿馬爾的報告，吉倫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對21名吉倫特派的審判10月24日開始。當辯論似乎要沒完沒了地拖下去的時候，國民公會決定：陪審員可在3天後表態。這幫吉倫特派於10月31日被處決。」[注14]

這是一個簡短的敘述，其中多少血腥和壯烈的場面被省略了。革命本不需要法律，革命法庭不過是為殺人安排一個過場。因此吉倫特派連罪名都不明確就上了斷頭台。接著就是羅蘭夫人，誰都知道她是吉倫特派的同黨，又是精神核心。那個時代的女人無以從事政治，但羅蘭夫人通過男人做到了這一點。羅蘭先生是內務部長，他的才華遠不及妻子，因此這個部長有一半是羅蘭夫人充任。她同時還通過波爾多人掌控議會，議會中的議案有不少也是出自她的命意。

因此，吉倫特的命運就註定了她的命運。她並非不可以逃脫，如夫君羅蘭一樣；但她還是選擇了面對。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她自己選擇了斷頭台。1793年11月10日，離吉倫特派上斷頭台也就十天，帶著各種好評和非議，羅蘭夫人坦然地走了上去，走向自己生命的終點（她的夫君羅蘭已經逃亡外省，聞此噩耗，倚在樹上，用一柄細長的劍刺入了自己的心臟）。

不應忽略這樣一個細節。在押送刑場的馬車上，羅蘭夫人的身邊是一老者，因為恐懼而渾身發抖。羅蘭夫人一直用手臂撐著他，不讓他倒下。當斷頭台上的頭顱一個個掉進下面承接的籃子里時，血污滿地。輪到羅蘭夫人了。她主動把先死的權利讓渡給這位老者，以免延長他生不如死和不忍目睹的恐懼。

PS：羅蘭夫人和吉倫特派的死，無疑是一幕悲劇。對此，路易·馬德林的評價很中肯：「殉難者。是的，他們贏得了這個頭銜，但他們也成為自己幻想和輕率行為的犧牲品。他們的死激發了我們的憐憫，但我們知道他們是死在自己手裡，或者毋寧說是死在自己的言論上。他們受到激進思想的雄辯，引起了風暴，而最狂烈的風暴席捲了他們。他們對流血感到悔恨，但正是他們在1792年危險的宣講開啟了閘門，使得血流成河。因為最終，他們自己和那位他們如此鍾愛的女子的鮮血也流了出來，而且正因為到最後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卑鄙或殘忍的成分，我們會帶著遺憾記住他們……」[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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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郭繼蘭譯abbott《法蘭西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7-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注2：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11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3：轉引張雅楠譯露絲·斯科爾《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193頁，商務印書館2015

注4：轉引姚歷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雅各賓》（Ⅲ）182頁注3，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

注5：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09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6：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10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6：馬勝利等譯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148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注7：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10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8：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14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9：張雅楠譯露絲·斯科爾《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240頁，商務印書館2015

注10：李筱希譯斯塔爾夫人《法國大革命》（上）199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注11：轉引李筱希譯斯塔爾夫人《法國大革命》（上）255頁注一，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注12：郭繼蘭譯abbott《法蘭西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10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注13：張雅楠譯露絲·斯科爾《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258-259頁，商務印書館2015

注14：馬勝利等譯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233-234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注15：冬初陽譯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133-134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此文獻給《走向共和》的拍攝者和觀眾

【作者簡介】

邵建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金陵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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