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為何拼不過德國、日本？原因竟然是這樣

導讀：日本跟德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能成為製造業強國，可能在於對確定性領域的追求和對不確定領域的迴避。而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不是強國，中國製造業大部分是加工工業，處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較少。原因是什麼呢？體制因素？並不全是，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複雜的，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常被我們忽視的，就是由於中西方的思維方式不同，導致的投資偏好的不同。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被忽視的非體制性因素！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非體制性因素往往被大家所忽視，如在全球經濟史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GDP總量穩居全球第一，似乎與政體的關聯度不大。結合2015年初以來股市出現的奇異現象，探討中國經濟高增長原因中被忽視的因素。股市暴漲暴跌背後其實也隱含了國人的文化傳承和思維特性，這與社會體制的關係不大，卻對中國的經濟、金融等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思維模式的不同造就中西方文明的分野

2015年6月份市場出現大幅下跌，政府高層及監管部門採取了多重救市措施，但市場依然出現了大面積的跌停。A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跌法，成熟市場這樣情形很少見，這或許與國人的文化與思維特性是有一定關係的。

本人曾在2012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投資者為何愛講故事不愛算估值》。股市在美國有200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只有25年的歷史，但是中國股市發展非常快，這與我們民族的文化和思維特性有一定的相關性，即國人受外來宗教文化的影響較少，佛教傳到中國之後，便被民俗化了，增加了太多中國文化的元素，如福祿壽文化，國人的股票交易的偏好源於對財神爺的膜拜，對於估值概念的模糊是因為形象思維過於發達，抽象思維、邏輯思維偏弱。如中國的繪畫重在寫意，不追求畫中風景與人物和現實之間的逼真度。

舉個例子。北宋皇帝宋徽宗趙佶喜歡繪畫，有一次，他給畫家們出了一個命題：「踏花歸去馬蹄香」，讓畫家按這句的內容體現出來。有的畫家在「踏花」二字上下功夫，有畫面上畫了許許多多的花瓣兒；有的畫家運思獨苦，在「蹄」字上下功夫，在畫面上畫了一隻大大的馬蹄子，特別醒目。只有一位畫家獨具匠心，他的畫面是：在一個夏天的落日近黃昏的時刻，一個遊玩了一天的官人騎著馬回歸鄉里，馬兒疾馳，馬蹄高舉，幾隻蝴蝶追逐著馬蹄蹁躚飛舞。可見，中國畫的重心不在寫實，而在於寫意，在於表達一種意境和情緒。

其實，中西方繪畫的起源都是一樣的，如迄今我們還能發現一些西部地區山上的岩畫，其實中外都有岩畫。西方的古典油畫也是從寫意繪畫發展過來，但很快就進入了新的階段，它強調對象、光線、環境與視點的四固定，更加追求客觀、寫實和逼真，故稱之為透視藝術。

圖1 盧浮宮雕塑與唐朝仕女畫

上面是兩張對比圖，一張是盧浮宮雕塑圖，另一張是唐朝的仕女畫，盧浮宮這尊雕塑真實度更高。兩件作品的人物動作比較相似，主題都是表現女性優美的姿態，也都比較細緻。唐代仕女圖用蠶絲衣表達輕薄感，但在細節的真實性方面，盧浮宮的雕刻則更注重細節，水的波紋極其細緻地雕刻在身上。這就是東西方藝術的差別。中國人重視美人意象的塑造，西方的表達形式則比較逼真，其細緻、精確、逼真的風格逐漸演化成為現代數字化技術的基礎。中國畫則做不到。遺憾的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中國畫等遠古的藝術，都未能進一步深化、細化從而進步下去。再比較一下擲鐵餅者和秦朝的兵馬俑，這兩個雕塑和陶俑作品的創作時間差不多，即公元前300-600年之間，不難發現，在公元前中西方藝術作品的細緻性、模擬程度已經出現差異了。

從秦朝到清末，中華民族的雕塑藝術就沒有怎麼突飛猛進過，觀察2000多年的歷朝歷代的各種雕塑，似乎在雕刻工藝和技術上沒有大的飛躍，都不是在追求細節的逼真。只有當西方的繪畫、雕塑藝術和技能引進後，中國現在的繪畫、雕塑水平才有了很大進步，所以說中國人追求的不是細節如何逼真，而是寫意，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西方人從它的藝術到科學都在追求寫實和細節的逼真度，如有人懷疑，羅丹的雕塑是從真人模特上翻制出來的。為什麼中國人愛講故事，而西方人講估值，同樣可以從西醫和中醫之間的區別等多個方面來印證。

再從文字起源看，無論象形、楔形文字還是甲骨文，都很難推斷文明演進的異同；雖然目前中文已跟原來的形象相去甚遠，但仍屬於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聯繫，為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歐洲各種字母的共同來源，是希臘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希臘字母則由腓尼基字母演變而來，而腓尼基字母則是公元前15世紀在古埃及人創造的一種象形文字「聖書字」基礎上產生的。可見歐洲文字與漢字的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前者經歷了多次創新轉型，已經脫胎換骨，完全沒有了象形文字的痕迹，語法、邏輯性、抽象性都很鮮明。後者原來沒有系統的語法，沒有標點符號，動詞沒有時態，名詞沒有陰性、陽性、單數、複數之分。

二、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影響投資理念

如果資本市場研究員們對A股的估值體系扭曲現象的長期存在的各種解釋均不能令人信服的話，是否可以從中國傳統思維的特性上來尋求解釋呢？

在中國對外開放度比較高的今天，中國人喜歡到境外參與博彩活動已為世人所知。根據澳門統計及普查局的數據，在2002-2011年，澳門博彩業收入從235億澳門元上升至2691億澳門元，九年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經是拉斯維加斯博彩業的四倍。而在澳門消費的主體人群來自大陸。喜好博彩，本質上是通過參與虧損概率較大的不確定性活動以期獲得高回報，這與理性投資活動存在明顯分野。這一方面反映出國人對財富追求欲強過全球其他民族，另一方面是否也說明我們的思維特性？

因此，從文字的演進再結合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實例，大致可以看出，東方傳統思維的特徵大體是歸納能力強，邏輯演繹推理弱，辯證邏輯能力強於形式邏輯；注重局部與個案經驗，忽視整體思維，缺少理論框架。從表意文字到寫意繪畫，再到如今給予新股、創業板、新興產業或偏遠地區上市公司較高的估值，這之間是否有一定的內在聯繫呢？

給透明度高的企業低估值，給透明度低的企業高估值，給盈利模式不穩定的中小企業高估值，給盈利有保障的大企業低估值，這顯然是不符合形式邏輯的。當我們把西方油畫與中國國畫作對比時，也會發現，西方油畫的寫實猶如攝影作品，如實反映現狀；而國畫儘管非常美，但細看起來，畫中的高低遠近比例多有點失調和失真，儘管我們可以對國畫的藝術風采和價值推崇備至，但這樣一種寫意的思維推廣至非藝術領域，是否有益於該領域的進步呢？至少我懷疑目前A股的估值體系紊亂與傳統思維模式多少有點聯繫。

從追求長生不老葯到期望刀槍不入，從大躍進時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到之後提出的各種趕超口號，都反映出「非理性預期（意願）」在中國仍然有廣泛的人文基礎。

在股市上，則表現為A股市場上經常會給予那些八字還沒一撇的公司很高的估值，而在H股市場上這些公司則備受冷落。此外，即便A股投資者也會把市盈率和盈利增長率作為估值依據，但僅僅用這幾個參考指標太少了，估值的精準度不夠。

三、兩大非體制性優勢：交易偏好和勤勞

（一）中國人具有交易偏好的特點

中國的股市在短短25年時間內，已經擴張為全球市值第二大、交易量第一的超大市場。中國居民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第一位，65%左右，股市投資大概佔3-5%左右，但美國居民的資產配置中股票直接和間接合計要佔30%。中國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國的15%，但中國目前的股票交易量居然超過美國了，從2015年上半年來看，整個滬深兩地交易量超過美國的納斯達克加上紐交所，說明中國偏好於交易，偏好於交易源於對財富的追求，這在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歷史傳承去理解，還是容易解釋的。

圖2 全球代表市場換手率數據對比

資料來源：WIND

上圖中印度的換手率是非常低的。中國股市按目前的趨勢看，深市換手率可以達到700%，印度孟買股市去年一年的換手率大概只有7%。兩個都是發展中國家，股票換手率差距竟然是100倍，這麼巨大的差距，可以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當中的非體制性因素，在這上面就得到一個體現，即我們這個民族還是特別好換手，特別好交易，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對不確定性的博弈偏好都是極其相似。

當今的中國人的交易偏好不僅體現在股市上，其實我們的外貿（進出口）和內貿（如淘寶、京東等）也是世界第一的。這是有歷史淵源，如我們一直在宣揚的絲綢之路，中國在明清的時候對外貿易已經是全球第一了，中國對所有國家幾乎都是順差，在鴉片戰爭前的150年間，中國由於大量的外貿順差，使得全球生產的近一半白銀流入境內，導致全球性的「銀荒」，其中對英國的順差最大。這導致最終的鴉片戰爭爆發。鴉片戰爭就是因為英國希望你從它那裡進口貨物，但是清政府認為英國沒什麼好東西是我們需要的，以嚴懲手段來對付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出口中國，最終引發了戰爭。

再進一步引申，中國的大量森林砍伐不是文革時期發生的，早在北宋就開始了，那是為了求生存，北宋人口多，但國土面積大量縮減，於是只好大量毀林造田。到了明清，就是因為江南廣種桑樹，可以養蠶，出口絲綢和換取白銀，於是曾經茂密的森林慘遭砍伐。可以看出中國早就有重商主義和喜歡交易的特性，財富積累是最大的追求。目前我們的國際貿易進出口總額全球第一，出口佔全球份額達到14%，股票交易量全球第一，這也是充分體現我們民族的特徵。或許歐洲有基督教文化、中亞有伊斯蘭文化，印度有婆羅門教文化，這三大宗教對這些民族的觀念和行為的影響力要遠遠超越東亞這幾個儒家文化國家。

反過來講，為什麼印度未來經濟增長不被我十分看好，也是由它的民族特性決定的。雖然它的人口增速超過中國，但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響，比如印度教認為，富裕與貧困是命中注定的，只能祈求來世改變命運，故低等級的人就不往高等級人居住區遷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窮，與中國正好相反。中國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較富有，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比較窮。所以，中國社會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說很一致，資源利用率較高，印度則相反。

另外，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中，第一等是婆羅門，如貴族和僧侶，第二等是剎帝利，即軍人、教師和行政貴族，他們擁有徵收各種賦稅的特權。第三等級吠舍，包括商人，故從事貿易的地位較低，印度教不主張貿易。所以印度外貿水平在全球只佔1.66%、出口額可能只比中國的深圳多一點，而中國、韓國、日本、德國儘管人均耕地面積要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卻充分利用了資源稟賦，都是貿易大國、出口大國、製造業大國。所以從這方面講，我覺得未來中國還是非常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國人的勤勞可以彌補資源稟賦的不足

凡是人均耕地面積少的國家，比如：中國、日本、韓國和德國，其人均耕地面積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數水平，可它們都是製造業大國，對於人均耕地面積多的國家，並沒有成為製造業大國，原因在於先天條件不足能夠觸發它的後天勤奮工作，中國人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勤奮。

經濟增長的非體制性因素中，中國有兩大優勢：一大優勢如前所述——喜歡交易，而另一大優勢是勤勞，這個對於中國提升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還是比較有利的。喜歡交易就要尋找最佳資源組合，獲取利差，不斷追求比較優勢。勤勞則可以彌補資源稟賦的不足，比如說礦產資源的不足、土地可耕面積的不足、氣候條件的不足等。有關中國人勤勞方面的實例很多。

圖3：各國15歲以上女性的就業參與率比較（%）

資料來源：WIND，海通證券研究所

上面這張圖反映了各國15歲以上女性的就業參與率。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女性就業參與率要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比如美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其中有個現象，你會發現印度女性就業參與率基本是最低的，女性就業參與率只有27%。中國是從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多降到63.9%，儘管如此還是最高的。

我們經常講到的，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紅利，印度在這方面雖然人口紅利很多，可就業人口很多，但是就業參與率很低，所以其人口紅利也不能在經濟增長中體現。而中國女性的就業參與率和就業人口的勞動時間，基本在全世界是最高和最長的。

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2.3億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平均每周是54.6小時，非流動人口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是45個小時。相比之下，美國人平均工作時間是40個小時，日本是41個小時，歐洲國家只有37個小時。

前面講的中國人兩大優勢，一方面是勤勞，另一個是喜歡交易，包括實物貿易和金融交易都是非常活躍的。東亞文化中，喜歡交易的除了兩岸同胞外，韓國人也喜歡交易，在中國的期貨市場沒有開設之前，韓國的股指期貨曾經一度在全球期貨交易各大品種市場中排名第一。

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民族，如韓國、日本、中國，還包括新加坡和台灣地區，普遍共性是勤勞、勤奮、愛好學習和喜歡交易。東亞人的勤勞、勤奮，或與人均資源的匱乏有關，如日本土地的匱乏，導致他們的土地一直實行「長子繼承製」，該制度執行了近千年，二戰後才廢除。由於家庭的土地只能傳給長子，其他子女只有到外面去自謀出路，這就導致了日本歷史上大量嬰兒被虐殺的現象。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唯有勤勞努力，才能求得生存，才能佔有更多資源。

而道教作為中國的傳統宗教和哲學，是追求長生不老。儒釋道在中國已經充分融合，人們的人生哲學並不寄希望於來世，以福祿壽作為今生的最大目標。我國西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史記》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貨殖列傳」中就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因此，中國、日本、韓國這三個人均耕地面積遠小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國，都成為了全球出口大國，這恐怕不是體制性因素起主要作用。而當對資源或財富的渴求時，就必然使得整個民族積极參与各類的經濟活動，實物貿易和金融交易就會非常活躍，就會導致整個經濟增長保持比較快的速度。在一個沒有明顯的受宗教影響的地區，人作為經濟動物的屬性就會發揮的淋漓盡致，更符合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有關定律，我覺得整個東亞文化有它的共性。

（三）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的挑戰

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中華民族有不少劣勢，這也就導致了中西方經濟發展的差距的拉大。我認為，中國產業升級過程中，需要克服的我們兩大劣勢是：一是系統思考能力不足，二是功利性過強。

首先，中國經濟經常出現的問題是規劃的「短視現象」，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路總是反覆修挖，很多高速公路寬度不夠，需要擴寬；紐約地鐵雙向四車道，京滬高鐵比紐約晚建那麼多年，為何只有雙向二車道？是中國人急功近利，只顧眼前利益，只救當務之急，還是因為我們思維的缺陷：邏輯思維中的邏輯鏈不夠長，系統思考能力缺乏？現代工業、服務業等產業的發展，越來越要求著眼於長遠，系統性、全面性的要求越來越高，所謂的頂層設計。我們往往是喊著頂層設計的口號，卻做著摸石頭過河的事。

其次是功利性過強問題。中國人對財富追求的慾望往往達到一個非理性的程度。以股票的換手率為例，日本它在90年股市交易最高峰的時候，年換手率只有100%，而台灣股市的交易量在90年的時候，竟然是紐交所和東京交易所的交易量之和。九十年代初，中國和台灣地區的換手率在全球排名分居第一和第二，兩岸民眾都如此偏好交易，足見我們還是同宗同俗，都有一樣的偏好。另外，可以看到德國的股票換手率也是比較低的，參與股票交易的人很少。在過去10年中，德國的股民數量是減少的，德國股民人數僅占本國人口總數的7.1%，這一比例在英國為23%，美國為25%。

雖然它們的經濟都是非常發達的，日本和德國這兩個民族在股票交易或參與博弈方面，都不像中國人這麼有興趣。對不確定性的交易偏好，或反映了民族的邏輯思維特性。日本跟德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能成為製造業強國，可能在於對確定性領域的追求和對不確定領域的迴避。凡是都是有利有弊，若這兩個民族過於熱衷交易，在其他方面就會失去一些。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不是強國，中國製造業大部分是加工工業，處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較少。日本和德國恰恰在高精尖上都是強項，高精尖技術都是令世人矚目。如德國提出的工業4.0，日本的機器人發展，非常有前瞻性。包括以前的造船工業、汽車工業、家電電子行業等，它們都是領先的。

儘管中國發展經濟的優勢是充裕的勞動力和勤勞，中國製造對全球的市場影響、在市場中所佔份額的優勢讓人驚嘆。但當我們具備大量的複製能力的時候，產能過剩也伴隨而來。和幾百年前一樣，複製所獲取的利差非常薄，中國百年前的盈利模式是否還能持續百年？在以財富為人生第一追求的普世觀影響下，要潛心做研究，做技術就很難了。我們什麼領域都會涉及，但都是帶著很強的功利性，這一特性，過去1000年沒有變化，今後一百年能不能改變自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在中國科舉制度的1300多年歷史中，學而優則仕已經根深蒂固地植入民間，因此，中國的科技一直不被主流社會所重視。直至今日，中國在世界技能大賽上的成績一直較差，遠不如韓國、日本、德國等。目前大學生已經明顯過剩，但依然是幾乎所有的家長都希望小孩念大學，成為白領、坐辦公室。而工業產業升級所需的技工卻明顯不足，因為技校的學生往往是無望考取大學或上不起大學的。

單純從人均GDP過萬美元這個角度來講，跨過高收入國家標準的12700美元人均GDP這個門檻，應該是早晚的事。但問題在於，怎麼能夠在全球取得強國的地位。現在之所以12700美元左右作為步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因為全球只有占整個人口20%左右的國家被納入其中。中國一個國家人口佔全球比重就接近20%，如果也成為了高收入國家，這豈不是讓其他原本是高收入國家的人口變為倒退回中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嗎？因為高收入人口超過20%，那就要對高收入的標準重新定義了。

四、四大流動性優勢：人口流、貨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

流水不腐，流動創造價值。人口流、貨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這四大流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只要這四大流動性保持全球領先，則中國經濟引領全球的可能性還是很大。

首先看中國人口的流動性。經濟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人口現象。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就成為必然。中國有句老話說，人多力量大。確實，中國歷史上的很長時期GDP規模就一直是全球第一，最多時甚至要佔到全球三分之一。

中國歷史上大約有過幾次人口暴增，其中一次是北宋，人口增長到1億，這是由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如稻穀種植從單季稻變為雙季稻；另一次是清朝，這與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有很大關係，美洲的土豆，紅薯，玉米三大耐寒、耐旱又高產的糧食作物在明末傳入中國，清的耕地面積擴大了4倍，人口增長到4億。第三次是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之後至今的60多年和平時期，這與醫藥和醫療水平的大幅提高有關，使得人均壽命的大幅提高和出生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而在過去30多年中，人口增長的速度逐步放慢，但人口的流動性大幅增加。以人口流為例，僅農民工進城的數量就是全球人口遷移規模最大的，現在是2.74億，故我們正在經歷的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的城鎮化過程。對於中國的人口流動這方面我也想多引申一下。中國目前以農業人口轉業為特徵的城鎮化過程我認為已經到了後期了，農民工進城的數量是開始出現下降，如2010年中國大概有1200萬的農民工進城，2015隻有300多萬了，隨著經濟增速下行和人口老齡化，新增農民工數量將大幅減少，估計到2020年，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凈增數量就等於零了。

那麼，中國現在以農業人口轉業為特徵的城鎮化現在已經到了晚期，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城鎮化就沒有太大的空間了呢？中國以城鎮化推動的經濟增長是否就要放慢了呢？我個人認為還會推進，但這個推進應該是「大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深度的城鎮化。這個進程現在已經在加速了。你會發現這輪房價的變化，三、四線城市的房價出現滯脹，而一、二線城市的房價還是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像深圳、廣州、上海、北京這些超大城市。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勞動人口從2012年開始凈減少，城鎮化率上升速度開始放慢，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高增長時代的結束。而且，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房子和車子的銷售增速最終肯定會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流動人口的減少而下降，這又導致與這兩大消費品相關的行業，如鋼鐵、水泥、有色、化工、傢具、家電等都受到影響，從而導致產能過剩和投資萎縮，進而促使經濟增速回落。

第二個流是貨物流，中國出口規模全球第一，儘管最近出口負增長，但中國在全球的出口份額佔比仍在上升過程中，出口的迅猛增長，與過去30多年來大量外資引進有關，故加工貿易在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佔比一直較高。同時，由於中國的產能在迅猛擴張，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故無論是外貿還是內貿，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並帶動了我國的交通運輸行業大發展，如寧波-舟山港和上海港及天津港的吞吐量分別是全球第一、第二、第四，高鐵軌道長度全球第一，高速公路總長度全球第一，2014年我國快遞業務量達140億件，同比增長52%，也躍居世界第一。因此，中國的貨物流毋容置疑地成為全球第一。但是，增長還是有極限的，中國的外貿出口總額在全球佔比接近14%之後，肯定會下來，廣交會的訂單額也一年不如一年。

第三個流是中國的貨幣流，廣義貨幣M2的增速長期維持在10%以上，M2的規模已經是全球第一、外匯儲備規模全球第一，股票交易規模、各類期貨交易總金額都是全球第一，作為準金融產品的房地產銷售額也是全球第一。這表明中國具有很高的金融流動性。人口流、貨物流、貨幣流均是中國人勤奮、好交易的具體表現的，而其原動力還是生存欲和財富欲。但是，M2增速的回落已經成為大趨勢，為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導致的貨幣超發，將會對未來的貨幣貶值或通脹帶來壓力。

綜上所述，人口流、貨物流和貨幣流在過去30多年中，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力，尤其是人口流。但這三大流幾乎都已經到了增長的極限，出現了衰減信號。這三大流中，除了貨幣流與體制有一定關聯度外，人口流和貨物流則基本屬於非體制性因素。因此，如何要讓這三大流更好地發揮作用，需要體制改革。如戶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土地制度、金融體制、財稅體制等改革若能推進的好，則人口流還會創造更多紅利，貨幣流則從國內擴散到全球，人民幣國際化會有助部分化解貨幣超發導致的貶值壓力。

第四個流也是下一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流，中國人同樣具有偏好信息交流的天性，能夠成為全球信息量和信息流量最大的國家。所謂「信息流」，最典型的其實就是我們的自媒體從QQ到博客再到微博，最後進入「微信時代」，其過程中的每個模式都是由全球規模最大的群體參與的。目前，全世界自媒體中，微信的用戶數量當然是全球第一，跟Facebook「臉譜」比，微信的使用量使用頻率高得太多太多了。而且，微信的衍生功能也越來越變得強悍，進一步推廣下去，虛擬世界的信息與現實世界的信息實現互交，形成價值量更大的信息流。又如，中國人越來越愛搞各種各樣的「會議」，會議經濟迅猛的發展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隨著網上購物、網上金融和其他服務的快速發展，信息流量會越來越大。這方面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有添加一個紅利，即信息紅利。我們經歷了人口紅利、改革紅利等，最後還剩下巨大的信息紅利。

信息流的巨量能量已經讓中國的BAT成為全球性的大企業，如馬雲的阿里巴巴，其小額貸款迅猛發展的支持就來源於巨大信息流，根據客戶的交易數據來判斷信用度，可以把信貸搞得非常簡化，小額信貸的成本可能只是商業銀行成本的百分之二三的水平。小額貸款儘管也有風險，但因為有交易數據的支持就能把風險降得比較低。

由於體制原因，中國大量的通過商業銀行發生的金融交易，都是銀行與國有企業、地方政府之間來進行的，因為整個社會缺乏一個健全的信用體系，缺乏一整套徵信系統，故主流的這套徵信系統需要依靠政府信用來建立，效率比較低下。而網路銷售絕大多數屬於民間的交易，互聯網交易越來越發達，自然就形成了大數據，巨大的交易記錄對於O2O、P2P業務或者P2C業務是非常好的數據支持，有利於推動民間金融業務的快速發展。

如阿里巴巴和第一財經合作，前者可能會把他們的大數據通過第一財經來進行發布，如交易商品價格波動指數，這種指數將來是不是更具有權威性和影響力？因為大家現只能依賴統計局公布的CPI/PPI，而BAT通過大量的網上交易得到的數據是更加真實，更加有參考性。只要由足夠大的數據量構成資料庫，肯定對大家有指引作用。

在一個信息時代，我發現東亞國家的人們偏好通俗易懂的信息、傻瓜型的信息傳導工具和碎片化的信息。如當你在歐洲去乘計程車，就發現歐洲的計程車司機幾乎沒有附加的信息工具，沒有電話，沒有導航設備。如在韓國要打的，你就會發現的士司機配的東西太多了，他有電視，有導航儀，有電話，有對講機。所以還是因為東方人勤勞，總是希望在單位時間段內能提高效率、多賺錢，同時也讓客戶有更多的滿足感。如今我們步入信息社會，中華民族應該可以享受到信息流的紅利和信息流的優勢，這種優勢成又會形成一種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如工業4.0推進的基礎就是設備互聯+智能工廠+信息處理。信息處理包括大數據處理、雲服務和移動寬頻、無線區域網。

圖4：工業4.0推進的基礎：設備互聯+智能工廠+信息處理

應該說，中國開發信息流的空間還很大。以政府部門為例，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和各部委之間信息相互分割，既不向社會開放，也不彼此共享，導致中國信息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也不利於社會徵信體系的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就是一個信用經濟，信息共享可以極大提高社會辦事效率和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效率。

五、改革滯後的負面效應顯現

2015年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6407億元，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轉列一般公共預算影響，同口徑只增長2.4%，遠低於名義GDP的增速。其中稅收收入中佔比最大的增值稅同比只增長1.9%，扣除營改增轉移收入影響下降0.8%。過去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財政收入的增長几乎要超過GDP增速一倍，當初的官方解釋是得益於稅收征管的力度加強和規範化提高。那麼，如今國家稅收收入增長低於GDP增速，又如何解釋呢？我認為，這與財稅改革滯後有關，因為中國稅收構成中，間接稅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是大頭。直接稅佔比不高，尤其是個稅，僅占稅收總收入的7%左右。而在諸多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是其第一大稅，其中2007年美國、德國、日本個人所得稅收入佔總稅收收入的比重分別為38.1%、25.1%和19.6%，OECD國家總的個人所得稅收入佔總稅收收入的比值為25.3%。

圖5： 中國、美國、日本、歐盟稅收結構的差異

資料來源：WIND，註：歐盟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合并計算

早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便確定了個人所得稅制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方向。2006年，這個改革方向還被寫入了「十一五」規劃。儘管如此，個稅體制卻至今不見任何改革，但恰恰是這十多年來，中國的貧富差距被迅速擴大，中國的富人數量和財富規模僅次於美國，富人階層的收入增速遠超GDP增速，但納稅額估計不足其收入的2%。數據表明，我國中央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也一直比較低，大約不足發達國家的一半。所以，中國的財稅改革當務之急是個稅改革，而不是房產稅或遺產稅，後者都屬於小稅種。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檔次過多、最高邊際稅率過高是被學界與實務界廣為詬病的問題之一。所得稅的稅率檔次過多、最高邊際稅率過高，在我國現行分類征管模式下，不僅為納稅人避稅提供了天然的制度漏洞，而且會導致納稅人正常納稅的機會成本過高而刺激納稅人通過各種避稅手段逃避納稅。所以，降低個稅的最高稅率，名義上是減稅，實際上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稅收收入。同時，通過綜合稅改革，實現向富人有效徵稅。如果中國的個稅佔比能夠提高到20%，則將凈增個稅收入超過2萬億，這對於提高政府財力和縮小貧富差距，都是非常有利的。

不僅是公共財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廣義財政收入的增速同樣在下降，如以土地出讓金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增速下降，2015年一季度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土地出讓金同比大減約36%，繼上季度減少近20%後加速減少，土地財政的可依賴度下降；此外，國企的利潤增速也繼續下降，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約5000億元，同比下降8%。所以，全口徑財政收入的減少，勢必導致了財政支出增速的下降，最終影響到經濟增速。加之國務院處置地方債的43號文發布之後，地方政府的舉債能力大大削弱，這也是導致目前經濟疲弱的一大重要因素。

政府財力的不足，從根源看，與中國十幾年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不斷增加債務、加槓桿有關。儘管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不高，但地方政府的債務均以每年兩位數的增速提高。而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目前也達到了65%，佔GDP比重超過100%，應該是全球最高的。在面臨產能過剩的窘境下，也沒有明顯的去槓桿舉措，鋼鐵、煤炭、有色和石化四大行業一季度繼續虧損。從今後看，中國的重化工業化過程已經步入後期，這意味著以重化工業為主要特徵的國企將面臨資本回報率的下行；土地價格的不斷走高的神話也一定會被打破，所以，政府的財力下降也將成為常態。這種新常態是中國過去30多年來不曾遇到過的。那麼，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動力來自哪裡呢？

除了財稅改革滯後外，金融體制改革、國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等也明顯滯後，其影響已經日益體現出來。雖然，從表面上看，不改革無成本，但卻在承受著巨大的時間成本。這種成本之大難以估量，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羈絆。所以，這屬於體制性因素，短期內已經很難突破。但可以依靠民間力量，通過市場化手段來進行逐步化解。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談到的。

六、應對經濟增速的回落：希望在民間

以上是對經濟增長中非體制性因素的分析，既有優勢也有劣勢，劣勢就是專研技術不透不細不深入，使得我們難以成為製造業的強國。未來能不能成為強國只能拭目以待。現實問題是資產泡沫、產能過剩、經濟正在下行、國有企業和地方債務增長過高或過快。所以整體看股市的大幅下跌也代表了某種悲觀的預期，就是中國經濟是否會出現經濟衰退。

那麼如何來應對目前的經濟困境？對策是什麼？我認為辦法在民間，前面講的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非體制因素不可忽視。同樣，這種非體制因素到現在為止還是存在的，不妨分析一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個主體。

第一大主體當然是國家，是政府。我們在過去30年經濟靠投資拉動，政府就是投資拉動的倡導者，政府也有錢，地方政府靠賣地，中央政府靠發債，靠財政收入，拉動了經濟增長，投資拉動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功不可沒。政府不僅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還可以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來引導企業和居民進行投資與消費。

問題在於，政府該如何處理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與政府作用之間的關係。從歷史上看，當政府的政策順市場時，經濟發展就比較健康，如當年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當政府的發展戰略逆市場時，經濟發展效率就會下降，如2000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導致了投資向西，人口向東的局面。十幾年西部投資多，GDP產出少，東部則投資佔比減少而GDP佔比上升。因此，決策層應該重視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非體制性因素，如90年代起的中國經濟高增長因素中的人口紅利因素，其實是50-70年代的高生育率的功勞，但那個年代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撫養比過高導致經濟低增長。

第二個靠我們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主體。在我們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中國製造業的一個體系，即便是現在來講，中國的央企的規模巨大，在很多領域有壟斷性。比如我們的電信、石油石化、有色等等。此外，服務業中國有企業佔到社會投資的2/3左右，比如文化娛樂、傳媒、金融、教育、醫療衛生等等占的比重較高。國企是政府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了，因為其他國家政府沒有這麼大規模的資產。但同時，國企的債務也很重，也是政府的一個包袱。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甩掉包袱，讓它成為資源。

現在的問題是，國有比重佔比高的行業和地區普遍債務率水平都很高了，如我們地方政府的債務上升很快，接近20萬億甚至更多。國企債務規模上升更快，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15年7月份數據，國有企業的債務餘額是71萬億，即債務水平已經佔GDP比重達到114%了。

中國各大經濟部門中，債務率相對比較低的，一塊是非國有企業，也就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第二塊是居民，這兩塊的債務水平是相對比較輕的。當然，假如說民營企業的整個債務水平是20萬億的話，那麼整個中國的企業債務佔GDP的比重大概可以達到150%以上，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債務水平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第二個低的就是居民部門。

居民部門的債務餘額大概佔GDP總額的40%左右，這個比重與美國、日本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相比，還是比較低的，後者一般是60-90%。因此，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居民部門仍有加杠杠的空間，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就要靠民間加油了。

圖6： 各國居民負債率比較

資料來源：WIND

在制度安排方面，給民間的發展空間還是比較窄。現在居民加槓桿主要是加在房地產上面，那麼現在風險大嗎？首先加的規模不大，居民在房地產投資的債務餘額大概是12萬億，也就是占居民住宅總市值的10%多一點，遠沒有到發生房貸危機的階段。美國之所以發生次貸危機，是因為2008年美國居民家庭的債務餘額佔到美國住宅總價值的55%，如今還有40%左右。

圖7：中美居民房地產貸款餘額與住宅總市值比較

資料來源：WIND

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於，居民在這一階段，即從去年年末到現在，槓桿主要加在了股市上面，引發了股市的暴漲，接下來去槓桿，又引發了股市的暴跌。故金融及證券行業在產品設計方面要反思，金融創新步伐是否過大過快？創新需要緩一緩，槓桿水平需要降下來，居民加槓桿，加的應該是消費。

民營企業應該加槓桿，應該加在哪裡？我認為民企應該參與國企改革，國有企業債務水平過高，大部分央企普遍債務率水平在65%以上，應該通過債權轉股權，把債權給民營企業，讓民營企業以股權的形式進入，實行混合所有制。如此一來，國企去槓桿和民營企業加槓桿就同步實現了。銀行在資源配置上也應該更多傾向於民營企業。當然，目前由於社會徵信體系不完善，也給民企融資比例的上升增加了難度。

為什麼現在民營企業還是沒有積極性去投實業呢？就是因為它可以投的實業領域大都是產能過剩，就是說那些有利可圖的、發展空間大的產業不讓民營企業去進入。民營企業只能去投什麼呢？投加工工業、投房地產、投製造業，都是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那它當然沒興趣，它沒錢賺怎麼辦呢？它還是把資金轉向虛擬經濟，我覺得這種現狀是應該去改變的，政府應該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轉讓給民營企業，政府以此可以丟下包袱，民營企業也尋找到新的投資機會。

當然，從過去的國退民進的很多案例看，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確實屢見不鮮。也就是說，過去的國有企業改革，獲利最大的其中不少是內部人，即被改革者。由於國有企業出資人與經營者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沒有理順，甚至內部人控制現象已經不是個案，中央和地方的巡視組所發現的腐敗問題或許超乎我們普通民眾的想像，這或許可以理解此次國企改革要反覆強調加強黨的領導，理解為何目前有不少國企高管離職的現象出現，因為他們確實成為被改革者了。當然，被改革者中的一些離職人員有不少是人才。故人才定價，薪酬體制、股權激勵等問題，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類似的這些問題都應該認真考慮。中國學界在行為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還是略顯不足，尤其對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的行為研究幾乎是空白，對居民和民營企業的行為研究也不多。怎麼來充分發揮非體制性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應該還大有可為。如何讓資源按照市場化的原則來合理配置，如何讓政府在引導經濟發展中少犯政策性錯誤，非常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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