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為中國首富，為何想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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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騰訊文化

1842年12月23日，一個中國人在廣州寫信給他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朋友庫欣（J. P. Cushing）說，如果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十分想移居美國。同一天，他在寫給另一位美國朋友羅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這個寫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中國首富，甚至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視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紀國際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這個人就是伍秉鑒（1769—1843）。其資產，1834年估計為2600萬銀元，相當於銀子1872萬兩。這個數字，將近當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中國大陸第一富豪劉永行，總資產估計是204億元，不到逾6萬億的年度國家財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當年伍秉鑒財富之巨。

晚清首富伍秉鑒

中國首富伍秉鑒為何想移居美國？要知道，1842年的美國絕非今日之美國，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美國根本不是值得嚮往的樂土，移民美國是遠走異鄉，天涯漂泊，絕不像如今，視之為理想的選擇，以之為榮。

伍秉鑒是「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主要來自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容易發財，但經營的風險也不小。研究顯示，十三行商人不斷變換，洋行平均壽命不到10年。從1760至1843年的84年中，先後共有47家洋行開張營業，而在1771—1839年間停業、倒閉的則有37家，平均不到兩年即有一家關門。許多行商，因為積欠官方稅銀或外國商人債務而倒閉，破產、抄家、下獄、充軍司空見慣。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實只有兩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後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創始人伍國瑩曾是同文行的賬房，早期經營也不順利，不過後來終於發展壯大，在伍秉鑒的經營下達到巔峰，成為行商之首。

伍秉鑒經營的成功，顯示他是一個商業奇才，遠超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現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國哈佛大學貝克爾圖書館等處收藏的伍秉鑒與美國、印度等國朋友的商業信函顯示，伍秉鑒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歐洲、美國、印度有廣泛的投資，投資領域涉及鐵路、證券、保險等行業，看起來更像是當代的投資家。

伍秉鑒在海外的投資都是委託外國朋友進行的，他與外國朋友的相互信賴，也超出常人的想像。在外國人看來，伍秉鑒個人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責的盛名」，始終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但這樣一位商業精英，能夠獲得外國朋友的尊敬，在中國卻難以獲得應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國傳統社會身處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儘管他們發財之後也可以花錢捐官戴上「紅頂子」，但實際上命運還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商業利潤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來，行商是一塊肥肉，可以隨便找個理由甚至製造理由罰款。一旦發現外商違反規定，負有擔保責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貨稅的罰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號，船上會計員私人的物品（兩對錶）因放入鐵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攜帶上岸，海關官吏認為其偷稅漏稅，怡和行提出繳付180銀元了事，結果被海關罰稅50倍。另一位行商則更慘，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號被懷疑與被緝獲的48匹羽紗走私有關，結果被罰繳稅款100倍，每匹羽紗原稅銀為14兩，48匹共需繳稅672兩，罰款高達67200銀元。

官方還動輒要求行商捐獻財產，如遇到戰爭、水旱災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動捐款，時稱「捐輸」或「報效」。據統計，1773—1835年間，見於官方檔案材料記載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達508.5萬兩銀子，實際捐數當遠不止此數。有些材料給伍氏捐款算了一筆賬，說：「計伍氏先後所助不下千萬，捐輸為海內冠」。千萬不過是個約數，不可作實，但以百萬計則無可懷疑，如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據說就達50萬兩。

行商們還經常受到官吏個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禍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隻容易被剝光的肥鵝」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則說：「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行商的資格獲得有時候也不是完全自願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鑒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萬銀元（或兩）才將位置改由他兒子頂替，但官方仍要他負擔所有行商的一切責任，他又表示願意捐獻2600萬銀元中的80%給官方以求安享餘下的20%財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國人也不是善茬。大清官方讓行商代為「管理」外國商人，但外國商人與行商不過是貿易夥伴，哪裡受其管制？由於大清帝國的外貿制度不合現代國際貿易要求，外國商人一直反對和抗議，行商就成了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伍秉鑒曾經想充當調停人，避免戰禍的發生。但是盛怒的林則徐大人是不會聽從他的建議的。作為行商之首，他的繼承人、兒子伍紹榮被逮捕入獄，他則被套上鎖鏈，押往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創辦的寶順洋行，成為催促顛地接受傳訊的籌碼，林則徐揚言，如果顛地拒絕前往，伍秉鑒將被處死。顛地則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這種威脅於不顧。

鴉片戰爭，也是伍氏破財之時。1841年5月，清軍戰敗，被迫向英軍交納600萬銀元的贖城（廣州）費，伍氏交了110萬銀元。《南京條約》簽訂，要求賠款2100萬銀元，其中300萬是商欠，伍氏交了100萬銀元。在民族危難之際，伍氏作為富人，即便出多少錢我們都認為是應該的，畢竟國家、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何況伍氏有那樣的財力。

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方面，即在滿清帝國的統治之下，商人不過是官吏斂財的對象，其生命和財產安全都是完全沒有保障的，個人尊嚴就更不用說了。這樣的社會，對商人是否公平？對國家、民族是否有利？

對於商人伍秉鑒來說，既然無法改變現實，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耄耋之年的伍秉鑒看來已經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國。伍秉鑒信中流露的心態，台灣學者陳國棟的評論是恰當的：「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

（本文摘自《官心民意》，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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