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當我開始生病時

作者=斯蒂芬·霍金

來源=《我的簡史》

1975 年我們從加州理工學院回來後，我們發覺我已不可能攀爬我們家的樓梯。學院到這時對我已相當賞識，就讓我們住進學院的一座巨大的維多利亞風格房子里的底層公寓。（這幢房子現在已被拆除並被以我命名的學生宿舍大樓所取代。）這幢公寓處於由學院園丁維護的花園之中，這對於孩子們非常好。

我在回英國時開始情緒低落，和在美國的說干就乾的態度比較，在英國所有的東西都這麼狹隘和受限制。那個時候，荷蘭榆樹病肆虐，林木凋盡，整個國家都受此起彼伏的罷工困擾。然而，由於我的研究有了進展，並於1979 年當選為盧卡斯數學教授，這是伊薩克·牛頓爵士和保羅·狄拉克一度擔任過的職位；我的心情變得舒暢起來。1979 年我旅行到科西加給暑期學校講課之後，我們第三個孩子蒂莫西出世。之後簡的情緒變得更低落了。她擔心我很快會死去，希望找到某個人在我死後養活她和孩子並和她結婚。她找到喬納森·瓊斯，一位地方教會的音樂家兼風琴演奏師，並在我們的公寓給了他一個房間。我本應反對這件事，但是我也以為自己會早早死去，並且覺得需要有人在我死後養活孩子們。我的病情繼續惡化，其中的一個癥狀是長時間的窒息發作。1985 年，在去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旅行中我得了肺炎。我立即被送到州醫院並接上呼吸器。醫院的醫生認為我的病情嚴重到他們提出要關掉呼吸機並結束我生命的地步，但是簡拒絕了，並把我放在急救飛機上飛回劍橋阿登布魯克醫院。那裡的醫生想把我恢復到我以前的情形，但最終他們只好進行氣管切開手術。

我的言語在手術之前就變得更含糊，所以只有熟悉我的人才能聽懂我。但那時至少我還能交流。我口授、由秘書來撰寫科學論文，而我做研究班講演時通過一名翻譯更清晰地重複我的話。然而，氣管切開手術把我的講話能力全部消除。有一段時期，我僅有的能交流的方法是，有人指著拼寫卡，指到正確的字母時我揚一下眉毛，就這樣逐個字母地拼出單詞來。這樣交流是相當困難的，更不用說寫篇科學論文了。然而，在加利福尼亞的名叫瓦特·沃爾托茲的電腦專家聽說了我的困境，送給我一套他寫的名叫均衡器的電腦程序。這就允許我撳動手中的開關，從屏幕的一系列菜單中選取辭彙。現在我用他的另一個叫做詞加的程序。在我的眼鏡上有一個微小的感測器，對我的面頰運動作出反應，由此控制這個程序。當我把要說的都聚集好，就能將其送到語音合成器去。起初我只在台式電腦上運行均衡器程序，後來劍橋適應通訊公司的大衛·梅森把一台小型電腦和語音合成器裝到我的輪椅上。我現在的電腦是英特爾提供的。這個系統使我比以前交流得更好，而我能每分鐘處理3 個詞。我可以要麼說出我已寫的，要麼將其存在盤裡。然後我能將其列印出來，或者把它找出並一句一句地說出來。我已經用這個系統撰寫了七部書和一些科學論文。我還做了一些科學和普及的演講。它們都很受歡迎，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語音加創造的語音合成器的高質量。一個人的話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話音模糊，人們很可能認為你有精神缺陷。這台語音合成器是我聽到的最好的，因為它發出的聲音抑揚頓挫，不像《神秘博士》的塔勒克斯的那一台。語音加那時起停止營業，而它的語音合成器項目已經停止。現在我擁有餘下的最後三台合成器。它們很笨重，耗電量很大並且有過時的不能被替代的晶元。儘管如此，至今我已認同這聲音，它已成為我的商標，所以除非所有三台合成器都毀壞，我不想用更自然發出的聲音來替代它。在我出院時我需要全時護理。起初我覺得我的科學生涯已經完結，而餘下能做的一切就是待在家裡看電視。但是我很快發現，我還能繼續科學研究，並且利用稱為Latex的程序寫數學方程，該程序允許人們以通常字元來寫數學符號，比如用 S piS 表示π。

我在牛津的最後一年就注意到，我變得越來越笨拙。在摔下幾個台階後我就去看醫生，但他所說的一切只是「別喝啤酒」。我搬到劍橋後甚至變得越發笨拙。聖誕節期間，我在聖奧爾本斯的湖上滑冰時跌倒，爬不起來。我母親注意到這些問題，並把我送到家庭醫生那裡。他把我轉到一個專家那裡，在我21 歲生日剛過不久，我就進了醫院進行檢查。我在醫院裡待了兩周，期間做了種類繁多的檢查。他們從我手臂取出肌肉樣品，把電極嵌到我身上，然後把射電波不能透過的一些流體注入我的脊柱，然後使床傾斜，用X 射線看這些流體從上往下流動。做了這一切後，除了告訴我沒患多發性硬化症以及是非典型的情形外，什麼都沒講。然而我推斷，他們預料病情會繼續惡化。他們除了給我一些維生素外束手無策，儘管我能覺得他們預料這些藥片沒多大用處。我沒有問更多細節，顯然他們沒有什麼好事可告訴我。意識到我患了可能在幾年內致死的絕症對我是有點震驚。這樣的事怎麼會落在我頭上呢？然而，當我在醫院時，我見證了在我對床上一位有些認識的男孩死於血癌。很清楚有人比我更不幸——至少我的狀態沒有使我覺得患病。我感得有點自憐時，就立即記起那個男孩。

不知道我將來會發生什麼或者這個病會發展多快，我處於一團迷霧之中。醫生們讓我回到劍橋繼續我剛開始的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研究。但是因為我沒有太多數學背景，所以研究沒有進展 ——畢竟，當我知道我也許活不到完成我的博士論文時很難專心致志。我覺得有點悲劇人物的味道。我開始聽瓦格納的音樂，但雜誌文章報道說我那時還酗酒，就未免是誇大其詞。一旦一篇文章這麼寫，其他文章就抄過去，因為它可以編一個好故事，而最終人人都相信任何出現在出版物中這麼多次的東西必然是真的。

然而我當時的夢想是相當讓人困擾的。在我的病症還未得到診斷前，我對生活極其厭倦。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去做。我出院不久，就做了一個將被處死的夢。我忽然意識到，如果我被緩刑的話，還有很多我能做而值得做的事情。另外一場我做了很多次的夢是，我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別人。畢竟，如果我反正都要死，不妨做一些好事。但是我沒死，儘管我的未來總被烏雲遮蓋，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我享受生活。事件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是我和一個名叫簡·王爾德的姑娘訂婚，我是大約在被診斷為ALS 病時邂逅了她。這給我了某種生活的動力。如果我們要結婚，我就得有一個工作，而要得到工作，我必須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因此我在一生中頭一次開始用功。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我喜歡用功。儘管也許稱之為用功是不公平的。某人一度說過科學家和妓女都為自己享受的工作得到報酬。為了在我攻讀期間養活自己，我向龔維爾和基斯學院申請研究獎學金，這是一所劍橋大學內的學院。因為我日益嚴重的笨拙使我無論是書寫還是打字都很困難，希望簡能列印我的申請表。但等她來劍橋看我時，她的手臂骨折了並打了石膏。我必須承認，我本應給她以更多的關心。然而，受傷的是她的左臂，所以在我口授下，她能寫好申請書，而由我求其他人列印出來。

在我的申請中我必須給出兩個人的名字，他們能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推薦書。我的導師建議我應該請求赫爾曼·邦迪充當其中之一。邦迪那時是倫敦的國王學院的數學教授，並且是廣義相對論專家。我遇到過他兩回，並且他還把我的一篇論文提交給皇家學會會刊發表。在他劍橋的一次講演後，我請求他提供推薦書，而他茫然地看著我，並說可以，他會的。顯然他記不得我了，因為當學院給他去信要推薦書時，他回答說沒聽說過我。當今有這麼多人申請學院的研究獎學金，如果候選者的推薦人中的一個說他不認識他，那就沒有機會了。但是，那是平靜的時期。學院寫信告訴我我的推薦人令人難堪的答覆，而我的導師和邦迪聯繫並幫他回想起來。後來邦迪為我寫了推薦書，也許這推薦書太過溢美了。我得到了研究獎學金，並且從那時起一直是基斯學院的研究員。這獎學金意味著簡和我可以結婚，我們在1965 年7月成婚。我們在薩福克度過一周蜜月，這是我們能負擔得起的。後來我們就去了康奈爾大學的廣義相對論暑期班。

那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待在一間充滿帶有吵鬧小孩的夫妻的宿舍，這使我們的婚姻生活毫不悠閑。然而在其他方面，這次暑期班對我非常有用，因為我遇到了這個領域的許多領袖人物。

當我們剛結婚時，簡還是倫敦的韋斯特菲爾德學院的本科生，所以她必須在每周工作日從劍橋去倫敦完成她的學位。我的病症使肌肉越發衰弱，這意味著行路越發困難，而因此我們不得不去找一個位於市中心的住處，使我自己能應付自己的生活。我求助學院，但財務主任告訴我學院的方針是不幫助研究員解決住房問題。因此我們就登記租用正在建造的一組新公寓中的一套，這些公寓位於非常便利的商業中心。（我在幾年後發現這些公寓實際上屬於我的學院，但他們當時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然而，當我在美國度夏返回劍橋時，我們發現公寓還未落成。

作為巨大的讓步，財務主任同意提供我們研究生宿舍的一套房間。他說：「這間房間我們通常每夜收12 先令6 便士。然而，由於你們兩個將住在這房間，我們將要收25 先令。」我們只待在那裡三個晚上就在離我大學的系大約100 碼的地方找到了一個小房子。它屬於另一個學院，學院將它租給了自己的一名研究員。而那位研究員由於最近搬遷到郊區的一幢房子里了，因此就將這房子在租約餘下的三個月期間轉租給我們。就在這三個月間，我們發現在同一條路上有一幢無人居住的房子。一位鄰居傳話給住在多賽特的房主人並對她說，當年輕人在尋找住房時，她的房子竟然空置著，這簡直是醜聞。於是她就把房子租給我們。在那裡住了幾年之後，我們想購買並修繕它，所以請求我的學院抵押貸款。學院做了調查並確定風險太大，不同意貸款。最終我們從它處得到抵押貸款，而我父親出錢替我們修繕了房子。那個時期基斯學院的境況使人聯想起C.P. 斯諾的小說中的一些情景。在研究員中出現了所謂農民起義以來的最嚴重的分裂，一些較年輕的研究員聯合一起使老研究員落選。存在兩個陣營：一方是院長和財務主任，另一方是較進步的一方，後者要求把學院相當的財富較多用於學術的目的。進步的一方利用學院理事會一次院長和財務主任雙雙缺席的會議選出六名研究員，包括我在內。我參加的第一次學院會議進行學院理事會選舉。其餘新研究員已被簡要通報要選什麼人，而我在對此完全不情下選舉雙方的候選者。進步方贏得理事會的絕大多數席位，而院長內維爾·莫特爵士（他後來因凝聚態物理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獎）憤然辭職。然而，下一任院長李約瑟（多卷本的《中國科學史》的作者）平息了爭議，從那後學院一直相對平靜。

大約婚後兩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羅伯特誕生。在他出生後不久，我們即帶他參加西雅圖的一次會議。這又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由於我的殘疾加重， 我對照料嬰兒沒有什麼用，和我的第一個孩子羅伯特在一起而簡在很大程度上卻要自個兒應付而備極辛苦。西雅圖會議之後我們在美國進行的更多旅行使她精疲力竭。現在，羅伯特和他的妻子卡特里娜還有孩子喬治以及羅斯都住在西雅圖，顯然這個經歷沒有給他留下創傷。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露西大約三年後出生，她出生於當時作為產科醫院的老救濟院里。在簡懷孕期間由於我們自己的房子正在擴建，所以必須搬到朋友擁有的一處茅草屋頂的農舍暫住。在她出生之前幾天，我們才搬回去。

活動：對話霍金，探討人工智慧的正確打開方式

在今年3月份，長城會創始人兼董事長文廚以GMIC名義寫信相邀霍金，並於4月遠赴英國劍橋大學，與霍金當面論道「科學復興」，兩人還針對當下大熱的人工智慧話題進行了一番暢談。

迅猛發展的人工智慧，已經能夠替人類完成部分工作，究竟是解放人類還是有朝一日會取代人類？如何讓人工智慧造福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家園？不妨一起期待大會開幕當天，霍金專門為GMICers（GMIC的粉絲們） 錄製的珍貴視頻，聽聽他的獨到見解。在視頻中，霍金還會對從700多萬中國網友提問中選出的最具代表性的問題，進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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