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紀曉嵐沒有資格與和珅過招，惟有此三人和珅動不了

乾隆朝後期，和珅深受乾隆帝寵信，但卻為同僚所鄙視，朝野上下以各種方式對其彈劾者不斷，儘管每次皆為乾隆帝所庇護，但這些奏劾反映出人們對和珅的看法。

據史料記載，當和珅權勢熏天之際，「上自王公，下至輿佁，莫不側目唾罵」，這話說的一點也不誇張，我們來看看和珅與軍機處幾位主要成員的關係，就知道當時的情況了。

乾隆晚期的軍機大臣中，除了福長安外，其他人如阿桂、王傑、董誥等（劉墉、紀曉嵐沒當過軍機大臣），均與和珅不合，甚至處於對立狀態。阿桂功高威望大，久居首輔之位，與和珅遇事便鬧意見，和珅也不理會阿桂，一般情況下，阿桂在小事上也不與和珅計較，但凡大事，和珅對阿桂還是頗為忌憚。

王傑不滿和珅之所行，「遇有不可，輒力爭。當和珅用事，董誥與王傑楮柱其間，獨居深念，行處幾失常度。」

那時，朝中還有一個特殊現象，即本為一體的軍機大臣卻有不同的分工，除去皇帝應召外，平時只有阿桂在軍機處，王傑、董誥二人則在南書房，和珅與福長安在軍機處附近處所值守，這也多少折射出和珅的軍機處同僚不願與和珅為伍的情況。

耐人尋味的是，乾隆帝明知阿桂等人與和珅的矛盾，卻對阿桂、王傑、董誥等人依舊倚重，和珅雖然極想讒言離間，加以陷害，但始終無法得逞。乾隆帝寵信和珅的同時，又使阿桂和和珅互為牽制，這種政治手腕，顯示出乾隆帝直至晚年，在和珅問題上仍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故能從容駕馭。

和珅的行為對於皇權最大的威脅，也是和珅為害最重的地方，是他的貪污納賄加速乾隆朝後期吏治進一步敗壞，對整個清朝統治迅速走向衰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封建官僚體制，是歷代貪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總根源。乾隆朝中後期，吏治每況愈下、貪官越懲越多，這同乾隆帝本人縱情揮霍愈益奢華有密切關係。

乾隆帝與寵臣和珅在貪取民財方面可謂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只是一個居於主導地位，一個仍為從屬位置，前者慾壑難填，後者廣徵博斂。和珅在「貢獻」與「報效」的同時，也大撈一把，中飽私囊。

乾隆帝內禪前，對和珅處理政務中的一些失誤，不時的予以懲戒，表明對其有否僭越專擅始終保持警覺。可是，對於和珅的貪婪驕奢、大開賄賂之門，乾隆卻一直不予干涉，聽其惡性發展。

這同康熙帝不容明珠把持朝政，卻對明珠不擇手段地聚斂錢財，始終不聞不問，予以包庇的做法如出一轍。可見，封建最高統治者雖然以各種方式懲貪倡廉，但其內心深處，唯以臣工干權攬政為大忌，而視貪污納賄為小節，特別對股肱重臣而言，只要尚無干權攬政之嫌，對其收賄聚財之舉往往聽之任之。

乾隆朝中後期，貪污受賄成為官場普遍現象，大案要案層出不窮。和珅更是以貢獻皇帝為名，而督撫司道又畏懼報復，不得不賣力巴結。由於官場腐敗，欺上瞞下，以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機構逐漸運轉不靈，中央決策無法迅速貫徹與實施。

吏治敗壞的另一直接後果，是各級官吏對民眾的壓迫、掠奪愈益肆無忌憚，土地兼并變本加厲，廣大農名破產，流民人數激增。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了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清統治者面臨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

官員貪腐行為，是對皇權最大的腐蝕劑，他動搖了皇權統治根基，使皇權受到致命性的破壞與瓦解。作為乾隆後期貪官的典型代表，和珅雖然無法決定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對清朝皇權的極盛而衰及康乾盛世的結束，終究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這種以間接方式對皇權所產生的威脅和破壞性，比起多爾袞、鰲拜等人直接擅權干政，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是作為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乾隆看不到這一點，也不願意承認這一點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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