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想把余秀華定義為殘疾詩人，她就是一個詩人

導演范儉和余秀華於4月26，27兩日做客斯坦福大學，余秀華激動地說：「斯坦福大學是我見過最美的大學」。攝影/范儉

在昨天的文章《范儉談余秀華：愛而不可得，是她故事的核心》一文中，范儉提及的余秀華，是一個飛蛾撲火的、悲劇英雄般的，追逐自己理想的女人，一個惶恐又決絕的壯士。

影片的結尾是一個情感與詩意的高潮。離婚之後的詩人對自己的命途仍是茫然恐懼的。其中一個鏡頭裡人們看到陽光下的蜘蛛絲在輕微的晃動。蜘蛛絲上有光，好似一種細若遊絲的期盼，但它又如此孱弱，似乎隨時都可能被吹走，毀滅，似乎正如余秀華決絕而又渺茫的愛情。

《搖搖晃晃的人間》目前已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和美國True/False紀錄片電影節進行了展映，並將於月底在Hot Docs多倫多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放映。近日，受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邀請，導演范儉和余秀華於4月26，27兩日做客斯坦福大學，討論關於電影、詩歌、殘障研究與女性等話題。穀雨專訪了此次活動的發起人，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博士生Rocky Xu，以下為訪談內容：

一部有著藝術自覺的紀錄片

穀雨：你認為《搖搖晃晃的人間》是一部關於什麼的電影？

Rocky Xu：電影圍繞余秀華成名以及蛻變的過程，把兩個敘事空間穿插在了一起：一個是農村的空間，日常生活的空間；另一個是絢麗的城市空間，成名後的余秀華去到北京，香港參加讀者見面會、做電視訪談……

在這兩個空間中，余秀華呈現的狀態很不一樣：在農村的空間中，余秀華和前夫鬥智斗勇，爭取離婚的權利，她的掙扎煩惱是敘事重點；同時，電影也運用了不少美學手法，比如將寫意田野、池塘、雪的鏡頭穿插上她的詩歌。農村空間，一方面是生活的，一方面是詩意的，而城市空間是一個公共空間，余秀華表現出激動和緊張。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在城市空間中，余秀華突然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由於話語權的獲得經濟也得到了改善。這讓人聯想起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女性在離開封建家庭之後，她們的自由其實來源於她們的經濟獨立。余秀華用自己賺得的十萬稿費「買」來了一個離婚證。這個包辦婚姻的結束是她獲得心靈自主、擁有更多經濟獨立的表現，所以，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個被社會邊緣化的中國女性通過自己的才能，藉助社會變革帶來的機會（比如社交媒體）獲得獨立，並從一個閉塞空間中的女性成長為一個公眾人物的心路歷程。

余秀華在美國蘋果公司總部 攝影/范儉

在絢麗的城市空間中，我們還通過余秀華看到了中國社會的相關問題。余秀華被評上「真我」大獎、「傳媒女性大獎」等，都是對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相較於許多紀錄片著重呈現中國社會中富有爭議性的宏大議題，這部電影更著重表現人物內心，也提供一面窺探中國社會的鏡子。

當然，對余秀華的過度消費是當代文化的一個特徵，社交媒體時代是一個注意力經濟，也是一個看客的時代。

穀雨：目前《搖搖晃晃的人間》在國際電影節上也獲得了不少關注，對余秀華的詩與文化現象都毫無了解的外國觀眾來說，是什麼吸引了他們走入這部電影？

Rocky Xu：范儉非常幸運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演員」，余秀華的靈動、機智和率真是這部電影打動人心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電影本身的藝術手法。

余秀華走在麥地間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電影的第一個長鏡頭中，余秀華先是獨自走在麥田裡，然後她朗誦詩歌的聲音進入，最後詩句以文字形式被呈現在屏幕上，給觀眾營造了一個靜謐的瞬間。這些美學手法的運用避開了社會議題，通過詩歌和大自然等超越文化局限的東西去抵達人心。

穀雨：觀看電影后，對余秀華的認識有沒有什麼改變？

Rocky Xu：沒看電影之前，其實特別擔心導演會把故事拍得過於煽情，但很慶幸沒有。看完電影后我認識的余秀華和我之前通過詩歌和採訪了解到的余秀華其實並沒有懸殊差別。電影把這個人物的形象更加完整化和視覺化了。余秀華的率真、勇敢、機智和我之前想像中的她是吻合的。

他打破了殘疾人巨人化的敘事模式

穀雨：除了她的性格特徵，關於她的情感和內心追尋呢？

Rocky Xu：在電影里，余秀華一方面急切地想擺脫錯誤的婚姻，另一方面渴望追求愛情。我在學術研究中一直關注文化和文學中的殘疾政治——殘疾人的婚姻和戀愛會面臨許多阻礙，在性與愛兩方面甚至會有一種剝奪感。

如果性和愛是人的根本權利，那麼正是它們的缺失讓余秀華一遍遍在電影里感概自己的「失敗」。余秀華曾坦言她這一生還從未獲得過性或靈上的愛。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影片沒有像過往的許多電影一樣去刻意拔高殘疾人形象，將他們刻畫成激勵他人的教化工具。不管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保爾，還是張海迪，他們都被塑造成了精神的巨人，但范儉導演沒有將殘疾人的形象巨人化，而是關注了她對性與愛的追求，打破了殘疾人巨人化的敘事模式。

穀雨：導演范儉多次強調，他想拍出一個普通人的情感。余秀華身上的確是有很多值得人們關注的身份：女性、殘疾人、詩人等，從她的詩歌中我們也讀出了女性的自覺意識，怎麼看她身上的這些特殊身份？

Rocky Xu：一旦一部電影被拍攝出來並公映之後，導演的本意應該說只是一個參考，公眾擁有去詮釋電影的自由和空間。

關於余秀華的多重身份，我記得她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中寫到——她的身份排序是「女人、農民、詩人」。但她又說：「如果當你在讀我詩歌的時候，忘記問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她認為詩歌是非常個人的東西，可以超越身份，達到一個普世的價值。

余秀華寫滿詩歌的本子

但她身上的確體現出了一些女性主義色彩。在傳統的男權中心社會結構中，女性處於一個順從被動的地位，而女權主義者就是要去挑戰這種傳統男女權力結構。余秀華在很多層面上都體現出這種挑戰，比如她在訪談或詩歌中不避諱地談性，表現出忤逆大膽的特徵，這就打破了傳統文化對女性應如何表現自己的期待。我們不一定要給她加一個女權的名號，但是她不是一個傳統的農村婦女形象。

有關「殘疾詩人」，其實余秀華的大多數詩歌都沒有觸及到她的殘疾經歷。不像史鐵生，他在作品中深度思考了自己的殘疾經歷。余秀華的詩歌並非如此，余秀華也並未試圖通過詩歌去為殘疾人謀利。殘疾是她詩歌素材的一部分，但她沒有讓殘疾去定義她的創作。

在紀錄片里，余秀華坦言她並未完全接受自己的殘疾。類同於性別歧視(sexism)和種族歧視(racism)這兩個詞，在西方殘障研究中，學者們又提出了「健全至上」（ableism）這一概念——即社會或文化中所有設計的參考依據都是「健全人」，是這種意識形態把殘疾人邊緣化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其實並沒有給殘疾人提供一個暢通的通道，他們的「失能」是社會不公的體現。在台灣學界，殘障研究被翻譯為失能研究，強調殘疾不只是個人身體狀況問題，也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像在舊金山和紐約等大城市有所謂的「殘疾人驕傲遊行」活動，人們會走上街頭慶祝自己的殘疾身份，消除社會偏見，挑戰所謂的「健全至上」觀念。在許多社會語境中殘疾人被認為「很可憐「，但他們拒絕這種傲慢的文化態度。

穀雨：電影中最觸動你的點是什麼？

Rocky Xu：是余秀華搖搖晃晃地走在海邊的場景。她一開始非常害怕，之後在范儉的鼓勵下慢慢克服了害怕，最後享受起大海的美妙，這象徵了余秀華不斷蛻變的過程。 此場景中電影也首次安排了抒情意味濃郁的背景音樂，抒情但不煽情，恰到好處。

另外，電影鏡頭特寫了余秀華在海水中光著的腳丫：女性身體和大海潮漲潮落。這個意象讓我想到了美國作家凱特·肖邦的《覺醒》，該小說中女性的覺醒也發生在大海邊。女主人公Edna對自由的追求和慾望的體驗從大海開始，由此她開始反叛傳統的束縛。

人性的掙扎沒有完全被消除

穀雨：范儉作為一個男性導演需要去解讀和表現一個女人的細膩內心，他作為男性導演的身份在這其中是否有其局限或者說優勢？

Rocky Xu：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言外之意關於女性情感的故事是否只有女性導演才能很好的刻畫出來？或者說男人可以成為女權主義者么？毋庸置疑，女性視角肯定有其獨特性，不過，也不應把男女割裂開來。男導演或創作者的生理性別(sex)不一定會局限他對社會性別(gender)的理解與思考。

范儉的角度或許會與一個女導演的角度有所不同，但這並不代表他在性別批判意識上，會不如女導演敏銳。這部電影看來也並未體現出男性中心主義視角，沒有西方許多電影性別研究所提及的「男性凝視」（the Male Gaze），即熒幕中的女性身體是供男人觀看和消費的這一現象。

余秀華總是家裡睡得最晚的一個

穀雨：電影的英文名《Still Tomorrow》（取自余詩「難道還有明天，可惜還有明天」），讀來悲涼之情蘊於其間，為什麼最後仍會有如此悲涼基調？

Rocky Xu：如果電影最後處理的一片陽光會是一種敗筆，會太過於主旋律。余秀華的離婚的確是勝利了，但這是一種儀式的勝利。余秀華離婚後在車裡的一席話奠定了電影最後的基調。她說：「別人離婚了會很有感觸，而我離婚了卻感受不到自己離婚了。我真的是一個人了么？」對於余秀華，未來的愛情與婚姻都非常的不確定，離婚只是第一步，離婚後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其實更加艱難。人性的掙扎沒有完全被消除。

底色非虛構，但擁有被詮釋和想像的空間

穀雨：關於電影和余秀華，還有什麼想要補充談的？

Rocky Xu：我們不想把余秀華定義為殘疾詩人，她就是一個詩人。在這次斯坦福大學的活動海報上，我們的用語也非常乾脆利落：「詩人余秀華對話斯坦福」。然而殘疾畢竟是她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她自己也說過「殘疾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我們如果把殘疾作為一個公共話題來探討，她的例子其實給了公眾一個機會去理解殘疾人。

最初，是余秀華的母親操辦了這場婚姻，她當時說道：「我這個女婿是一個健全人啊，他看得起我們秀華就很好了。」 如果說，這場婚姻是一個錯誤，那這是一個建立在所謂的「健全人」和「殘疾人」不平等的基礎上的錯誤。

余秀華高中輟學，沒有機會上大學，像她這樣頭腦聰慧的一個人，為什麼學校不能給予她更多的時間，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公共資源去提供給她，為他們創造學習的條件呢？美國對殘疾人的權益保障做得相對較好，比如在美國大學，所有的建築都得是能讓殘疾人進出無障礙的，教授也會給殘疾學生提供相應的協助。殘疾人應該擁有同樣獲得教育的機會，他們的權益不只是解決溫飽，而是擁有發揮自己潛能的機會，他們也應該參與公共生活，成為積極貢獻的公民。

其實中國殘聯也為殘疾人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一個國家性的行為，但是消除文化偏見是一個更艱難的過程。我在採訪中幾次提到了美國，這麼說不是因為「月亮總是外國的圓」，將美國作為一個比照，是希望可以用比較的眼光來思考中國，通過介紹這一領域中的相關概念，給大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來思考殘疾問題。

最後，雖然導演特彆強調這部片子是關於一個女人的故事，但我認為一旦一個電影成型後，作為文化產品，它是可以引起人們對不同社會議題的探討的，這也是電影的社會功能之一。

導演范儉去往斯坦福大學的路上。攝影/余秀華

穀雨：是指電影能夠提供的廣闊的解讀空間也是其意義所在。

Rocky Xu：對的。這部電影訴諸藝術語言，詩歌的穿插，荷葉、水中之魚等意象的處理。電影媒介的畫面感和詩歌本身的畫面感互相映襯。它不是一部宣傳片，而是有著藝術自覺的一部紀錄片。

其實從後現代主義理論看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是模糊的。這部電影雖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種種電影語言的介入，已經給所謂的「真實」注入了文學與藝術色彩。底色是非虛構的，但它同時也擁有被詮釋和想像的空間。

對「非虛構」做一個哲學層面的思考，觀眾可以帶有批判性思維看待紀錄片——即便是紀錄片，導演的視角、觀點與切入點也隨時存在。（文/姜雨婷）

關於活動

導演范儉和余秀華於4月26，27兩日做客斯坦福大學，討論關於電影、詩歌、殘障研究與女性等話題。活動分三部分：26日影片放映和與導演范儉交流，27日斯坦福學者學術研討「圓桌」會議，之後是」余秀華詩歌朗誦「和「對話詩人余秀華」環節。

Rocky Xu，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電影、政治哲學和批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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