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論文抄襲扎推？美國人文學科是怎樣做學術評議的

不重視論文質量的學術評議制度，不會帶來真正的學術進步。（視覺中國/圖）

我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期間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中文的或英文的都沒有，能否畢業、獲得博士資格和是否有文章發表沒有關係。雖然博士畢業的要求因學校因專業而各有不同，但人文學科通常對博士生不做發表文章的硬性要求。導師是否鼓勵學生髮表文章也因人而異。

作為學者和教師，自己一直都處在評議同行和被同行評議之中。這個評議的鏈條對於個人成長以及學術界生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這裡主要以我個人從事的古典學為例，談談美國學術界的同行評議。

大部分是雙向盲審

同行評議形式多樣，我所參與的主要有為雜誌或出版社審稿、為研究項目申請書審稿、評審遴選會議論文摘要。這些都需要審稿人或評議人提供正式的書面回應。

這類評審大部分是雙向盲審，也就是說評審人和被評人互相都不知道對方的姓名及身份。但也並不是所有的評審都一定是盲審，比如我評審的一部書稿，出版社就明確告知了作者的姓名。甚至國家級的項目申請書有時也會告知申請人的姓名和身份。無論盲審與否，審稿人應當盡量做到客觀、不帶偏見、就文論文，給出的意見只針對文稿的水準和質量而不針對作者本身。作者的身份、地位、成就都不能成為影響評判的因素。

同行學術評議的關鍵在於判斷文章或專著對某一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學科本身有沒有新的貢獻。除了綜述性質的文章之外，一篇僅僅重複前人言論而毫無推進的文章沒有發表的價值。在評判一篇文章時，文章的整體和細節都必須仔細考量：參考文獻有沒有遺漏關鍵性的或重要的書目，如果有遺漏的話，那麼作者對學術史的把握就不全面甚至存在較大的缺陷；文章的論據是否能支持論點，比如，如果論證說明早期羅馬帝國的某一現象，但唯一的證據卻是公元五世紀的一篇紙草文書，那麼論證的說服力就會大打折扣。此外，因為古典學的學術作品必然涉及古典文獻的譯文，譯文的精確程度也是考量的重要部分。

學術出版的外審

就學術書籍而言，外審由出版社邀請，數量不一，也不一定是奇數。比如，我曾參與的一個論文合集先是遞交給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它邀請了兩位學者審稿。然而這兩位審稿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一位稱該書方法落後，各章之間互相衝突；另一位則稱讚書稿走在研究的前沿。當出現這種正反意見持平的情況下，決定權在出版社，它可以再請專家論證，也可以選擇不冒險。牛津大學出版社選擇否決我們呈交的書稿。但這不意味著這部書稿就一定要石沉大海，三位主編決定轉投博睿（Brill）。博睿邀請的外審專家很快給出了非常正面的意見，最終這本書得以在博睿出版。

幾年前我曾受邀為Wiley-Blackwell寫一本有關羅馬帝國社會文化史的專著，但是收到邀請並不代表不需要外審程序，我仍然需要遞交論證書，列出全書的框架，包括各章節及其摘要，討論現有的其他類似著作，並且論證為什麼這部新著有出版的必要。出版社在收到計劃書之後，邀請了六位專家進行評審。反饋回來的意見很正面，也非常細緻而且專業，讓人不得不感動。

外審會不會被黑箱？

出版社、期刊和學術基金都會鼓勵評委提供建設性的批評意見。撰寫出有分量、有說服力的學術意見耗時費力，但擔任評審人一般是沒有報酬的。我唯一收到過的報酬是出版社贈送的該出版社的幾本書。然而很少有人會敷衍了事。

受邀擔任評審人首先是對受邀人學術水準的認可，是一種榮譽，也可以讓評審人提前看到學術動態。更重要的是，這是相當重要的學術服務，是維持學術良性循環的重要機制。大家都有責任維持良好的學術生態。這其中會不會出現評審不公的現象呢？

遭遇苛刻的評審是有可能的，但特別糟糕的文章因黑箱操作而發表的情況卻是基本不可能發生。就我自己個人作為被評人和評審人的經歷而言，沒有覺得曾經遭受不公待遇，也不會草率地對待我所要評審的稿件。這並不是說我自己每次投稿或申請項目都一定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申請也有其意義。比如，2007年我曾申請過美國國家人文基金，這是一個競爭相當激烈的國家級項目基金，申請成功率很低。申請未成功並不在意料之外，然而收穫還是相當大。有五位評委對我的申請書提供了書面反饋意見，這些意見一般並不直接發給申請者，申請者只知道結果。但是申請者可以向國家人文基金索要評委的評語。這些評語從方方面面剖析了我的研究計劃、方法、意義的優點和弱點。在這些評語的基礎上，我繼續豐富和強化了研究計劃。而計劃書的修改版在其後幾年的各種項目申請中都非常成功。

書評是同行評議的重要一環

同行評議並不止於項目的成功申請或書籍的出版。書評是同行評議的另一重要環節。許多學術期刊都有「書評」欄目部分。期刊先選定有資格撰寫書評的學者並發出邀請，並不是所有受邀的學者都會接受邀請，因情況而異。也有學者會毛遂自薦為某部新書撰寫書評，但期刊不一定總是接受。我自己寫的幾篇書評里，只有一篇《布林茅爾古典評論》的書評是我主動要求撰寫的。

一本後來成為必讀著作的著作，當年一般都會有不少書評。這些書評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不同的書評在側重點、總體意見方面大相徑庭的情況並不鮮見。曾遭受尖銳批評的著作也未必就註定日後會成為被淘汰的作品。比如，古羅馬大詩人維吉爾研究「悲觀學派」的教父級學者Michael Putnam教授的早期著作就曾被毫不留情地抨擊過。

就我自己的經歷而言，第一部專著出版後等待書評的緊張感仍然記憶猶新。有書評是好的徵兆，說明專著引起了學界關注。沒有書評更令人緊張。所幸，我的專著有多種語言（義大利語、法語、德語、日語、英語）的書評，中文書評也有幾篇。義大利語的書評對書的內容幾乎沒有批評，但列出了書中大量拼寫錯誤。這些總體的評價是肯定的，其中以比利時根特大學已退教授Robert Duthoy在古典學重要國際期刊Latomus上發表的長篇法語書評最為正面，稱該著作為「模範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非常重要」。我的書似乎在法語學術圈的接受度更大些，大約和這篇書評很有關係。

性別、族裔不是決定性因素

對人文學科學者來說，第一部專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新學者在學術界紮下的根，也是在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獲得終身教職（即所謂tenure）的基本要求。當然並不是所有學科都注重專著，有些學科，特別是理工科，文章比書重要。那麼發表與求職以及職稱評定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美國的招聘最基本的原則是不能因性別、族裔、性向、年齡、婚姻狀態等等歧視應聘者，為了避免任何訴訟，有些問題在面試的時候是不能問的，或者要用沒有法律漏洞的方式來問，比如我們在面試應聘者的時候，不會問「你的母語是什麼」，而可以問「你說幾種語言」。就我個人所經歷的應聘及招聘而言，我不認為這些是決定性的考慮。

但特殊情況總是有的，而且在應聘學者研究水平相當的時候確實會考慮這些因素。比如，如果一個系裡男性教授太多，那麼有可能會有意識地糾正這種性別嚴重不均的情況。我自己任職的學校近年來致力於改變教師和學生群體太「白」、太本土、集中於上中產階級的情況，鼓勵多元化。

但必須指出的是，每個學校招人都有嚴格的程序，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學術和教學質量，以及發展潛力等。性格其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招一位新老師，也就是在招自己未來的同事，招聘組會盡量避免特別難以相處的同事，當然這只是一個不成文的做法，而且短暫的面試有時也很難判斷性格。作為一個對教職有興趣的博士生而言，在技術和理論上提升自己、做好學術、加強口頭表達力、做一個積極向上的人非常重要，其他都相對次要。

博士生一般沒有發表文章的硬性要求

應聘高校的初級教職（即助理教授一級的職位）時，是否發表過文章也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即便申請者有公開發表的文章，是不是能轉化為加分因素還得視其質量而定。有些招聘是針對已有學術地位的學者的，這類挖牆腳性質的招聘中，出版物的質與量自然相當重要。那麼「質量」及「數量」究竟如何衡量呢？

我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期間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中文的或英文的都沒有，能否畢業、獲得博士資格和是否有文章發表沒有關係。雖然博士畢業的要求因學校因專業而各有不同，但人文學科通常對博士生不做發表文章的硬性要求。導師是否鼓勵學生髮表文章也因人而異。

歐洲和美國古典系博士階段的運作不太一樣，因為歐洲古典學學生起步相對較早，在中學和大學階段語言水準就可以達到比較高的程度，所以博士階段基本集中撰寫博士論文。美國的古典系博士階段相對較長，有的研究院有課程要求，一般來說也不會太多，修滿即可；必須通過語言考試，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翻譯筆試是無法繞過的，對現代學術語言的要求各學校不太一樣，但一般需要通過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的筆試，哥大古典系對義大利語筆試不做要求，但假設博士候選人都能閱讀義大利語。古典系博士生（特別是側重拉丁文學和羅馬史的）義大利語能力較強這也是實情，我自己雖然沒有參加過義大利翻譯筆試，但我的義大利語閱讀和口語能力還是遠高於德語；語言考試通過之後，可獲得參加專業口試或筆試的資格，這需要高強度的閱讀以達到對學術史的良好把握，個人覺得這是博士生學術訓練相當重要的一環；口試或筆試通過之後博士生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ABD（All But Dissertation），所謂萬事俱備、只欠博士論文；博士論文階段在時間長度上理論上是沒有限制的，有的研究院有論文開題答辯這個環節，但不是所有研究院都對此有要求。最終寫出符合學術委員會所期待的學術水準博士論文是最重要的一步，甚至並不是所有的研究院都要求答辯環節。導師培養一位博士就是培養未來的學科同行，是一個嚴格的過程，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有學生選擇自願退出，或者無法通過資格考試，或者長期寫不完博士論文。能夠獲得博士學位已經可算是通過學科內初審。

美國的大學類型多樣，規模、宗旨、經費來源等等也各有不同，對教師群體在教學、科研、服務上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招聘和職稱評定方面的標準也就隨之不同。但無論學校類型如何，要獲得終身教職（tenure）必須先獲得終身教職「軌道」（tenure-track，或稱預備終身教職）上的教職。美國沒有像歐洲大陸一些國家有任教資格（habilitation）的要求，美國只要博士畢業就有資格申請教職，有些獲得教職者甚至博士還沒畢業，只要博士論文的質量和潛力被認可，博士候選人也有可能獲得預備終身教職。

對文章數量一般沒有硬性要求

新進入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前六年確實壓力比較大，教學需要投入，另外，前面已經提到，就人文學科而言，研究型大學一般都要求有一部得到同行認可的專著。越看重科研的大學對專著的水準要求越高。那麼這就有一個誰來界定水準的問題。這仍然主要倚重同行評議。

比如，波士頓大學古典系終身職位的評審需要有25位美國國內外外審的意見。大部分學校不需要這麼多外審，有的學校甚至完全不需要外審，自己校內學者的意見就可作為決議的參照。被評的老師可以提名幾位不能擔任外審的學者，這主要是避免因個人糾紛或其他原因而可能導致惡意評議的情形。

專著之外，對文章數量的要求很少有硬性的，通常一年一篇期刊文章也不為少。古典學因為是古老的學科，歷史悠久的學術期刊不在少數，而且大多數期刊在學科內認可度相當高。當然有一些期刊的認可度超越其他，比如《羅馬研究雜誌》在羅馬研究這個領域中聲名尤為卓著。

終身教職的評審一般需要經過系級評審和校級評審兩級。系級評審組由已有終身教職的老師組成，在仔細閱讀被評人提交的評審資料並參考外審的基礎上，形成書面報告和評審結果，上報校級評審組。校級評審組未必由學科內專家組成，可能來自學校不同系科，人數多寡也因學校而異，但絕非橡皮圖章，它可以同意或補充系級意見，也可以推翻系級的評定。理論上說，校長或教務長（Provost）是評審的最後一步，我曾經有兩位外校同行被他們各自的校長或教務長否決，但這種情況不太容易出現。

正常情況下，終身教職和晉陞副教授是同時進行的，只有極少數學校例外，比如哈佛大學，受評人或許能夠晉陞副教授，但未必能同時獲得終身教職。假如不能獲得終身教職，受評人或遲或早需要另尋高就。一類研究型大學（R1）終身教職確實不易獲得，但成功率各校也並不一樣。就古典系而言，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成功率就遠低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終身教職評審成功率低是種種原因造成的，比如系內分歧較大、對新老師的支持力度、在培養新老師上的理念問題等等，並不表明後者的老師水平就比前三個學校低。長期成功率低會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後果，比如難以吸引優秀的年輕學者，對系科穩定、學科建設和學生培養也會有影響。

獲得終身教職的老師確實是獲得了保護，這個保護是多層面的，除了是言論自由（學術上的、校內的等等）的良好保障之外，老師還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的研究時間，不用為了顧忌得罪同事而常常答應參與一些與自己的教學科研關係不大的事情。此外，終身教職也可以給予老師慢工出細活的條件。雖然評正教授也是一道關，但遠不如終身教職去留攸關。也許有些老師獲得終身教職之後就選擇了步驟更慢的生活，但是先前那一道道的評選一般來說選出的是熱愛這個行業、忠於自己的學科、享受自己專業的人。這一步步培養和遴選出的學者不會是棄學術於不顧者。這裡同時也要提到人文學科每年產出的博士遠超過當年新生的終身教職「軌道」，競爭相當激烈。能夠一步到位當然是幸運，沒能一步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的則是絕大多數，但仍然是學科的重要力量。

以上是我對美國人文學科同行評議的一些簡單的觀察總結，難免掛一漏萬。我的觀察側重於古典學，人文學科其他分支的評價體系與之大體類同，微妙的區別當然存在，比如，同樣在英文系中，有的老師側重文學研究，有的則更側重創作，後者的產出則是詩歌、小說等等文學作品。

由此觀之，建立一個評價體系需要充分考慮各學科的特徵，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故步自封。但無論是人文學科、社會學科、醫學還是理工科，同行評議都是極重要的機制和環節，評議的目的是為了整個學科的良性循環與進步。作為一個研究人員，了解自己學科的評價體系和維護它得來不易的權威性，而不是去鑽空子，是基本的職業道德。同時我們也需要了解其他學科的評價體系，這一方面可以不斷完善和改進自己學科的體系，為自己的學科爭取最大的資源，另一方面也促進了跨學科交流。（文/劉津瑜 美國德堡大學古典學系副教授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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