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水滸是人心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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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答《瞭望周刊》記者楊天問（有刪節）

劉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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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雙典批判》中將《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稱為"中國人的地獄之門"，而在我國民間，也早有"少不讀《水滸》，老不看《三國》"之說。對於這兩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著眼點各是什麼?在您看來，"雙典"對於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獄是人心的地獄，"雙典"便是這種地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小說把中國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淵，使中國人原是非常純樸、非常平和的心靈發生變形、變態、變質，變得愈來愈可怕，此時，我必須大喊一聲：同胞們，請小心自我的地獄。中國正處於急速現代化的過程，此次現代化，不是槍炮推動的(即不是殖民過程)，而是技術推動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發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為現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興。但是，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發展"總是要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包括三個負面的東西：(1)生態的破壞；(2)社會的變質；(3)人心的黑暗。這三種代價中屬於最嚴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壞是"人心的黑暗"。在此歷史語境下，我對"雙典"展開批判，正是期待減低付出的代價。

"雙典"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蔑視生命、蔑視婦女、蔑視孩子，嗜斗、嗜殺、嗜血，一切都可當作英雄的祭品等等，我不想再複述了，但今天面對你的問題，我要再次指出："雙典"對中國人心有一種共同的巨大危害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水滸傳》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讓人覺得"目的"神聖，使用什麼"手段"都合理，這就是所謂"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鴛鴦樓，濫殺仇人之外的十幾個無辜(連馬夫、小丫環也不放過)有理，李逵按照吳用的指示把四歲的嬰兒(小衙內)砍成兩段也有理，為了逼迫盧俊義、朱同、秦明上山而欺騙、嫁禍於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國演義》也是如此，為了自己設定的目的(如劉備的維護正統和曹操的維護一統)便不惜使用各種權術、心術、詭術，不惜施行各種陰謀、陽謀、毒計。為了打下江山，臉皮像劉備那麼厚、內心像曹操那麼黑，均理所當然。中國人一代代地欣賞、崇尚武松、李逵、劉備等，到了當下，"厚黑學"竟成了中國一部分聰明人的生意經和升官發財的潛規則。面對這種現象，我在"批判"中強調"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導致崇高的、聖潔的目的。我認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換句話說，手段重於目的。這是我感悟到的一種人文真理。對不對，可以討論。不能簡單地說"造反有理"，即不能認為只要是造反，那麼使用什麼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簡單地說"正統有理 ，即不能認為只要是維護道統，使用什麼陰謀權術都是合理的。

楊德《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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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過，"寫作《雙典批判》，其實是在寫作招魂曲。中國文化的魂，是一個』誠』字。"這個"誠"字具體內涵是什麼?為何到了《三國演義》時代，"誠"字會喪失殆盡?

答：在美國落基山下，常聽李澤厚先生講中西文化的根本區別，其中有一點是說基督教講"信"，因信稱義;而中國講"誠"，至誠如神。《中庸》講"不誠無物"，後世講"誠則靈"，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基督的"信"，派生出主、愛、贖罪、懺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範疇;中國的"誠"則派生出仁、禮、學、孝、悌、忠、恕、智、德、義、敬、哀、命等範疇，這些範疇可視為"誠"的文化內涵。而我們通常講的"誠"比較簡單，主要是指誠實、真誠，即對天、對地、對人、對事、對生、對死、對他人、對自己都要真誠、真實。

這種"誠"是真，又是善，是中國原型的價值文化，也可以說是本真本然的價值理性。這種價值觀以情感為本體，不以功利為本體。如果說，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麼，誠內心則是中國的魂。但是，到了《三國演義》，則一切都是為了現實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納入權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體系。為了奪得政權，戰勝對方，即實現功利的最大化，爭鬥的各方全都掩蓋真相，全都帶假面具。誰"偽裝"得最好，誰的成功率就最高。這是三國邏輯。那個時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較量，實際上是詭術、權術、陰謀的較量。以生命個體而言，當時最有力量的是呂布，但他失敗得最慘，因為他的詭術、權術不如劉備、曹操等，他臨死時，還期望劉備能替他說話，還給他一點"誠"，結果適得其反，劉備報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爭權奪利進入白熱化的時代里，絕對不可能有"誠"字的立足之所。三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又是"誠實"喪盡的時代。

楊德《大千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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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提及，魯迅先生最早發現了"雙典"與中國國民性的相通。可否談談"雙典"的這種國民性基礎最早可溯源何處?對於魯迅先生所述的"三國氣"與"水滸氣"，您作何解?您認為，"雙典"的產生又有助於塑造新的國民性格，這種性格的具體表現是什麼?"雙典"產生之後，其文化價值觀就一直在統治著中國，這種影響甚至延續至今，為何其會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響力?

答：魯迅所說的"三國氣"和"水滸氣"，可理解為"三國氣質"與"水滸氣質"，也就是中國人早已具備三國式與水滸式的國民氣質即國民性了。魯迅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因為有國民性的基礎，所以就喜歡"雙典"。說得明白透徹一些，便是：中國人早已成了三國中人與水滸中人，所以自然就樂於接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超階層、超階級的全民族共有的國民性也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國民性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是長期歷史積澱的結果，不是某時某地某處發生的事件，所以很難回答你的"溯源於何處"的問題。

魯迅指出中國人接受"雙典"有國民性基礎，這一點對我有啟發。我補充說明的是，"雙典"產生之後五百年來，它又加劇了中國國民性的壞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負面作用。使中國國民性中"瞞"的方面、"騙"的方面、"偽"的方面、"兇殘"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樣"，從而進一步惡性發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權術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後，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許多人文經典，但是，他們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影響，都不如"雙典"如此廣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統治中國人心的還是"雙典"。國民性是一種歷史的惰力，"雙典"產生後又強化了這種惰力，很難改造。魯迅一生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很偉大，但他的改造事業並沒有成功。他的《阿Q正傳》並沒有戰勝《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現在中國仍然到處是水滸中人與三國中人。也到處是阿Q。

楊德《道光明朗色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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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談談"雙典"的婦女觀?在您看來，《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特別是婚外戀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可分別用"天堂"、"地獄"和"人間"形容，為什麼如此詮釋?

答："雙典"的婦女觀，是把婦女只當"物"不當"人"的野蠻婦女觀。我為此特製作了一張女人的物化圖表，請你留心一下。《三國演義》也殺女人吃女人，如獵戶劉安就殺妻子讓劉備吃，此舉還得到曹操的獎賞。但"三國"對婦女更多的是利用，而"水滸"的重心則是殺戮。"雙典"對婦女的態度是英雄主義和大男子主義及專制人格"三結合"的產物，非常黑暗，非常血腥又非常虛偽。

《紅樓夢》《水滸傳》和《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簡單地說，《水滸傳》對婦女設置了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為兇殘的道德法庭，楊雄之妻潘巧雲，武松之嫂潘金蓮等，都被這一法庭判處死刑酷刑，都被挖出五腑六臟。《水滸傳》對婦女只有道德法庭，沒有"審美法庭"。

楊德《寒山拾得》

與此相反，《紅樓夢》對於婦女只有"審美法庭"，沒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則兩者皆無，它只如實地描寫社會百態與人生百態，既不做道德判斷，也無審美意識。所以，同樣是婚外戀者，《水滸傳》把潘金蓮判入地獄，《金瓶梅》則把潘金蓮放入人間，在人間中如此這般生活，七情八欲，皆屬常態，非善非惡，不必大驚小怪。而婚外戀者秦可卿生活在只有審美法庭的《紅樓夢》中，她卻贏得"兼美"的命名，屬於警幻仙子，又美又可愛。《紅樓夢》很偉大，它不僅把少女視為比元始天尊和釋迦牟尼更為重要的宇宙精華，而且把婚外戀女子秦可卿視為兼得釵、黛之美的天人女神。《紅樓夢》是真文學，呈現的是真人性。我們要尊重人與人性，高舉人的旗幟，只能傾心《紅樓夢》，批判《水滸傳》，肯定《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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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為何認為《水滸傳》中僅魯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輝"?對於宋江，您又有著怎樣迥異時論的再評價?

答：前邊已說過，《水滸傳》中的主要英雄，均有嗜殺的特點，即動不動"殺人"，唯獨魯智深是個例外。他的生命總方向，不是"殺人"，而是"救人"。他出場後三拳打死了狀元橋下綽號鎮關西的鄭屠，這是我們能見到的唯一一次的"殺人"，但此次打死人也是為了"救人"--為了救金翠蓮。而這之後，他到文殊院智真禪師處，剃度為僧，再也未殺過人。路過柳花庄，他痛打小霸王周通，也是為了救人--救劉太公的女兒。林衝刺配滄州時，他大鬧野豬林，更是為了救人--救林沖。當時他很有理由殺那兩個想把林沖置於死地的皀隸，但他只是救人，並不殺人。他處處與人為善，身上沒有匪氣，只有俠氣。它是《水滸傳》中的偉大俠客，不僅有人性，而且還有佛性，非常可愛。

楊德《和風清供》

如果說，魯智深是大武俠，那麼，宋江則是大文俠。宋江既沒有武功，也沒有文功，為什麼江湖豪傑們都服他，稱他為"及時雨"，這就因為他身上既有儒氣又有俠氣，可謂亦儒亦俠。中國的"盜"與"俠"都"造反"，但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盜是造反後一定要佔有，而俠則不然，他路見不平，拔刀而起，造反勝利後則遠走高飛，不佔有，不爭奪勝利之果。宋江恰恰有此特色。時人說他"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錯，但時人沒想到，他不反皇帝，正是他不想當皇帝，沒有佔有皇位、佔有天下的慾望。這正是大俠襟懷。哪個農民革命領袖不想當皇帝?他們通過革命想的是"重新洗牌"，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在替天行道背後是人性貪婪的慾望，但宋江不是如此，他反貪官、反不平、反黑暗，但沒有奪帝位坐江山的慾望，因為他有此俠性，所以當了領袖以後，便提出一套和以往農民革命全然不同的"遊戲規則"，即被稱為"招安"的與政府又打又談判的妥協路線。我和時人的看法很不相同，認為應當充分肯定宋江這種路線與方式，不可簡單化地罵他為投降派，更不可像金聖嘆那樣，給他帶上種種黑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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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三國演義》視為中國權術大全，您怎樣看待中國古代文化中所說的"道"和"術"之間的關係?為何在中國歷史上會數度出現"道崩潰，術勃興"的局面?為何說《三國演義》所以會變成權術大全，與諸葛亮智慧的變質關係極大?

答：中國古代文化中的"道"與"術"都是大範疇，要講清道與術的關係，可能需要專著或論文，我們在對談中只能簡單說說。我工作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金岳霖先生寫過《道論》，很難讀。我國最初提出道論的是老子。他講的道，是終極究竟，是宇宙本體。但是《道德經》除了講道之外，也講"術"，司馬遷的《史記》甚至認為法家講術，全來源於"學黃老道德之術"，(可參見《史記》中的"老莊申韓列傳"和"孟子荀卿列傳")。法家體系包括法、術、勢三派，商鞅言法，申不害言術，慎到言勢，韓非則集三派之大成。在韓非看來，法雖重要，但如果沒有術，君主便難以站在超然的地位以執法，所以他提出刑要重、賞要慎等政術，對於這些"術"，我們不能簡單化地一律視為壞東西。我在《雙典批判》中所批判的權術、心術，實際上是政術的偽形。

楊德《雙雛圖》

用我們今天的現代語言來闡釋，"術"乃是技巧、策略、靈活性。這些"術"要正，必須有"道"作前提。道是根本，是原則，是靈魂，是制度。《三國演義》中的權術完全喪失前提、喪失原則，成了十足的詭術。打仗不能不講"詭術"，但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詭詐之術，心靈就會崩潰。所謂"道崩潰"，便是人類正常生活中的基本行為原則崩潰，心靈原則崩潰，道德底線崩潰。"三國"中的帝王將相，個個玩弄詭詐之術，有的玩儒術，有的玩道術，有的玩陰陽術，各種術，歸根結蒂，全是騙術。諸葛亮這個形象比較複雜，他有真誠的一面，真誠時，其智慧發揮得很動人，但他也有偽裝的一面，偽的時候，其智慧就發生變質。"術"可以表現為生存智慧、生存策略，也可以表現為生存計謀、生存面具，生存騙局。《三國演義》成為權術、心術的大全，包括諸葛亮的權術與心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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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談到，中國的義，發展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其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逐步變形變質。那麼，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什麼?"雙典"中的"義"發生了怎樣的變形?這種變形的原因何在?這種變形在西方文化中是否也發生了?

答：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與"利"對立的一個大範疇。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到了孟子，說得更絕對，他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的學說強調一個義字，他講義利之辯，讓我們明白，即使義中含有利，那也是利他而非利己。總之，對於個人，義便是超功利，不謀私利，唯其如此，才能以義去實踐天命，代替運命，光大生命。我在《雙典批判》中以伯牙和鍾子期的友情為例，說他們兩人的故事便是義的原形。伯牙和鍾子期的"知音"關係，只有情感，只有對音樂的酷愛，沒有其他功利之求。這種"義"很純很美。但是到了桃園三結義，義就發生變質了。義變成劉、關、張"共圖大業"即奪取天下的盟誓，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表述，義便是結盟結黨營私營利的組織原則，有如三個準備去搶銀行的小團伙，以義為團伙條規，對天發誓。

楊德《五牛圖》

所謂同年同月同日死等，都是安全的需要，功利的需要，因為這種組織原則有效，所以後來被青紅幫廣泛運用。伯牙、鍾子期不謀私利，特別是不謀政治經濟的大功利，非常純粹，自然也相互絕對信賴。劉、關、張及後來的青紅幫卻因功利大業而結合，關係不牢靠，只能用"義"來作"利"的保證。《三國演義》中的義，不僅功利性極強，而且排他性極強。團伙之內與團伙之外大不相同，內外之別乃天淵之別。《水滸傳》中的義也如此，"一〇八"之內與"一〇八"之外大不相同，內則稱兄弟，外則"排頭砍去"，所以魯迅批評賽珍珠把《水滸傳》書名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妥當。"水滸"的"義"恰恰沒有愛的普遍性。"三國"中的義當然也是如此，偽形的"義"對社會的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它只能使社會變成一個一個的"團伙"，即以團伙代替社會，使社會發生變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偽形的義乃是促使社會惡質化的毒劑。西方文化因為有基督教的大背景，愛與信都來自上帝，所以"義"的觀念不發達。韋伯的思想只能出現在西方，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韋伯只講責任倫理，不講意圖倫理，更不講兄弟倫理和團伙倫理。

楊德《寒塘高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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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多次提及《金剛經》《六祖壇經》《道德經》《南華經》《山海經》和《紅樓夢》是您心中的"六經"，為何有這樣的定義?這"六經"分別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旅居國外多年，對於中西文化的"體用"問題怎麼看?

答：義大利當代的天才小說家卡爾維諾去世後出了一部文選，名字叫做《為什麼讀經典》。其實，這是他在一九八一年的一篇演講題目。卡爾維諾給經典下了十種定義，我記得若干種。他說，經典是從未對讀者窮盡其義的作品，是每一次重讀都像首次閱讀時那樣新鮮，讓人有初識感覺的作品。它既是頭上戴著先前的詮釋所形成的光環、身後拖著它們在所經過的文化中所留下來的痕迹，又是剛剛向我們走來的新鮮的作品。特別讓我難忘的是，他說經典是代表整個宇宙的作品，是相當於古代護身符的作品，是不斷在其四周產生由評論所形成的塵雲卻又總能將粒子甩掉的作品。我把《山海經》等六部作品界定為我的經典，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六部作品作為我須臾不可離開的護身符和永遠開掘不盡的精神礦山。這六經對我的影響，是對我生命整體的影響，也可以說它影響了我的整個生命狀態、生命質量，尤其是靈魂質量。它已進入我記憶的深層化作我的潛意識。因為經常讀此六經，我的生命感覺和二十年前已全然不同，連吃飯、睡覺、走路的感覺都不同。

楊德《夜睹明星》

旅居國外多年，此時我的心態是"世界公民"的心態，既愛中國文化，又愛世界文化。在我心目中，文化、學問、思想只有深淺之分、粗細之分、高下之分，並沒有森嚴的中西之分。我有中國的"我的六經"，也有西方的"我的六經"，我不知誰是體誰是用。我不講"中體西用"，也不講"西體中用"，只覺得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對我來說，都是"亦體亦用"。莎士比亞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曹雪芹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從荷馬但丁到托爾斯泰，從孔孟庄老到曹雪芹、魯迅，都是我的精神本體(體)，也是我的實踐之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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