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版《人民的名義》：當海瑞遇上正國級大老虎徐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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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所謂徐階案，指的是海瑞審理的徐階與松江府民眾發生於隆慶三年間的一場糾紛。上個世紀60年代，吳晗曾就此改編成歷史劇《海瑞罷官》，並搬上舞台，使此案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

吳晗據《明史·海瑞傳》的中「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認定徐家是強佔百姓的田。或許是「兼并」這個詞啟發了吳晗，他將此案解釋為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

與吳晗相較，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更為完整地把握了《明史》中關於此案的史料，試圖串聯起「貸」、「兼并」、「還田」三個關鍵詞，將此案理解為：徐家放高利貸——借貸方無法償還——土地兼并。

在黃仁宇看來，高利貸雖然不合法，卻能解決民間資金需求，故而有其存在的價值，而海瑞要求退田，更多是出於道德層面而非法律層面的考量。

緣於階級的溫情，使吳晗對海瑞不吝讚美；惋惜晚明錯失轉型資本主義的機會，令黃仁宇對海瑞持保留態度。儘管兩人立場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經意地讓情懷湮沒了故實。

徐階案的真相是什麼？《明史》中記載很簡略，好在關於此案的筆記不少，我們可以爬梳史料，來推演和還原歷史的細節。

隆慶三年（1569）六月二十四日，海瑞巡撫應天十府。他接手的江南其實是個爛攤子，因為不久前曾遭受洪災。統計轄區災情上報中央，調動各種資源進行賑災，夠他忙活老一陣子了。

半年後，即隆慶三年十二月，海瑞巡歷華亭縣，查看吳淞江水患。或許在視察過程中發現了什麼，他「允許農民檢舉鄉官的不法行為，勒令鄉官退還侵奪的民田，同時認真平反冤案」。（李鴻然《海瑞年譜（續二）》）

海瑞應該是在此期間接觸到徐階案的。據明代范濂的《雲間據目抄》記載，「時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十為群，沿街攘臂，叫喊號呼；而元輔三第前後左右，日不下數千人」。

海瑞允許民眾檢舉退休官員的不法行為，不料引發了華亭民眾圍攻徐階府第。太平時期，幾千人圍住了退休宰相的家，這絕對是震驚朝野的一個大新聞。面對複雜的案情，海瑞需要小心應對。如果徐階真的如此魚肉鄉里，剛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會容他活到現在？！

那麼，這幾千人為什麼要圍攻徐階家？要求徐階退田。從留存的史料來看，要求徐階退田的人主要有以下幾類人：

1、投獻人

2、典賣主

3、徐家的僕人

4、徐家的親族。

徐階家世清貧，到了他這一輩才得以暴富。其田產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投獻」的方式獲取的，即大量的小地主、少量的富農為了逃避賦役，將田產托在徐階名下，因為徐階作為正一品鄉官，享有6000畝左右的賦役優免特權。（據萬曆三十八年的《優免條則》反推）

《大明律》規定，投獻雙方「杖一百，徒三年」；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二十七年（1548）出台的《問刑條例》則規定投獻人「發邊衛永遠充軍，受限人家長參究治罪」。隆慶年間延用的是嘉靖二十七年出台的《問刑條例》，顯然，在理論上，明目張胆的投獻是違法的。

但法不外乎人情。古代培養一個讀書人頗不易，往往是傾一個家族之力。士子考舉功名之後，自然是要回報家族的。所以社會上下慢慢就接受了親族之間的投獻，也沒有官員來問罪。

投獻這種行為，給雙方帶來的利益實在太大了，所以投獻人遠不止於親族。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不是親族的人投獻，就得變通了。變通的結果，往往是連人帶田投獻給受獻人，比如隆慶五年揭露的孫五案，就是連人帶田投獻給徐階，孫五改名為徐五，假裝是徐階的「家人」。

另一種規避法律風險的投獻方式，是雙方簽訂假的典賣合同。通過假裝典當土地而到期沒錢贖回，從而達到投獻的效果，這種鑽法律空子的行為，就像現在為了規避限購，假離婚買二套房一樣。

既然當初投獻時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投獻的結果又對雙方都有利，那麼，現在這些人為什麼又要反悔？

因為海瑞到應天后開始試點一條鞭法了。

在的我們印象中，一條鞭法是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推行的，其實賦役改革的嘗試早在嘉靖年間就開始搞了。海瑞的改革包括「以概縣之田，承當概縣之役，從而廢除排甲輪役制」、「按畝征銀，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力差」等。（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

簡單點說，以前小地主為了逃避賦役，投獻是非常划算的，現在海瑞搞賦役改革了，投獻已經不划算了。所以，出現了這種幾千人圍攻宰相府的盛況。和黃仁宇理解的不一樣，海瑞並非一個道德至上主義者，他對投獻人並不同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刁民」。

海瑞關心的是在投獻過程中真正的利益受損人：那些安分守己的民戶，因為投獻雙方逃避的賦役會轉移到他們身上；那些遭受洪災的佃戶，因為田產轉手會引發耕種權、佃租比率的糾紛。

基於此，海瑞希望徐階減租，被徐階拒絕了。儘管兩人都認同賑濟災民，但海瑞認可的方式是減租，而徐階認可的方式是放貸。（分別見海瑞《被論自陳不職疏》、徐階《世經堂集》）

這涉及到兩人義利觀。與大家印象中海瑞不一樣，真實的海瑞並不反對致富（海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如他對徐階的紡織求利視而不見。明代于慎行的《榖山筆麈》載：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

翻遍《海瑞集》，找不到海瑞對此一事實的任何評論，可見，海瑞並非仇富，他只是反對反對巧取豪奪，不勞而獲。翻閱海瑞早年在瓊山就學時寫的《樂耕亭記》，我們不難發現海瑞的義利觀：

「賈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為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藝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身不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

海瑞主張士、農、工、商、軍各司其職，勤勞致富。這並非他個人的觀感，在當時的士人群體中，已經發展出一套義利兼備的標準，即財富的獲取方式必須是勞作所得，而非不勞而獲。

在海瑞看來，徐階通過投獻的行為致富，顯然是鑽法律空子，屬於不勞而獲了。所以，在徐階拒絕減租之後，海瑞強行要求徐階退田。《榖山筆麈》記載了這個細節：

「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系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亭恩厚，以是窘之為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報施之義則左矣。」

從時人于慎行的筆記中可知，海瑞要求徐階退一半田是較為合理的。「半系假借」指的是徐階的數千「家人」，有一大半是假冒的，相對來說，徐階的24萬畝田產，至少有一半是鑽法律空子搞來的。

于慎行還說了句公道話，某些人認為徐階曾經有恩于海瑞，海瑞逼徐階退田是忘恩負義，其實海瑞這麼是在報恩。如果徐階也這麼想，就沒有後面的事了，可嘆徐階不甘休。

一個月後，即隆慶四年正月，徐階指使給事中舒化攻擊海瑞的品行。徐階的這次活動，被老對手高拱給壓下去了。

二月，徐階雙管齊下，一面買通秉筆太監馮保，在皇帝面前伺機行事；同時行賄給言官戴鳳翔，內外配合，動搖皇帝對海瑞的信心。二月二十五日，朝廷正式下令，命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升保定巡撫右金都御史朱大器為右副都御史代之」，海瑞遭遇了明升暗降。

三月初二日，海瑞從邸報得知戴鳳翔彈劾自己後，上疏辯誣。結果，就在三月二十五日，南京糧儲者職位被裁革，海瑞被徹底罷官，徐階案也就告一段落了。直到隆慶五年，徐階的「家人」徐五進京，撞到高拱的手裡，才又重新浮出水面。

如果海瑞一直在應天待下去，應該會清丈江南十府的田畝，待查到徐階有24萬畝地，遠遠超過6000畝的賦役優免額度，不知道海瑞會如何處理徐階的漏稅問題。

徐階一案，並非個案。鄉官通過「投獻」聚斂田產，又通過「飛灑」的手段隱瞞田產，從而達到逃避賦役的目的，這是隆慶年間普遍存在的問題。塌方式的腐敗，光靠司法是無法清除的，只有制度上入手。後來張居正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

張居正的改革，並沒有解決藩王的土地佔有問題。皇室靠血統就可以繼承權力和財富，憑什麼不讓十年寒窗的官員分點殘羹冷炙？！故而吏治敗壞，其來有自。明朝覆亡，亦是題中之義。

參考資料

張廷玉《明史》、海瑞《海瑞集》、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徐階《世經堂集》、高拱《高文襄公集》、姜金順《徐階案與晚明江南的投獻》、姜金順《海瑞的道義經濟》、張顯清《明代土地投獻簡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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