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1875年，一個英國人的死亡改變了中國歷史

文 | 姜鳴

▍一、「英國探路隊」

1.馬嘉理事件發生地

2011年10月3日。早起，從芒市前往畹町。中午在雲南最西端城市瑞麗的邊貿區姐告打尖，再沿233省道過隴川、盈江去騰衝。

我們幾乎是沿著中緬邊境行車。這個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是中國遠征軍滇西作戰的重要戰場，眼下十分熱門。我自己上一天就去了龍陵，踏訪松山戰役遺址，看了主峰陣地和第八軍第一百零三師陣亡將士紀念碑。我還期待下一天在騰衝，拜謁著名的國殤園。

而我下午的活動，是沿著大盈江，去尋找馬嘉理事件發生地。

在中國近代史上，馬嘉理之死是一起重要的涉外事件。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派遣使館翻譯馬嘉理迎接從印度經緬甸來華的探路隊，深入雲南邊境，被邊民殺死。舊上海外白渡橋堍，英國僑民樹立過「馬嘉理紀念碑」，但他究竟命喪何處，幾乎很少有人關注。在一些大比例尺的雲南地圖冊中，我找到過「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的字眼，可是到當地去踏訪的機會畢竟不多。這次我來到瑞麗，覺得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親臨現場考察的機會。

下午4點鐘左右，汽車翻過連綿起伏的山地，前面驀然出現了清澈奔流的大盈江，這裡接近我要尋找的地方。司機下車用本地話問路：「馬嘉理在哪裡？」老鄉居然能夠聽懂他的含義。我們在虎跳石附近駛過一座橋，來到河的對岸，再沿簡易公路繼續向東北行車，終於在216縣道（又叫盈八線，即從盈江縣到緬甸八莫）芒允村公路邊的的一塊空地上，找到了紀念馬嘉理事件的石碑。

石碑共有兩塊。南面小土坡上是塊直碑，上刻「馬加里事件起源地」八個紅色隸字。路北空地上，則是橫式並立的「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石碑，還刻有對事件簡介的碑文：

鴉片戰爭後，英帝國主義為擴大殖民地範圍，開闢滇緬通道，打開中國西南門戶，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派出上校柏郎率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裝探險隊企圖入侵雲南邊境探路，英駐華公使館派翻譯古斯塔斯·馬嘉理從盈江出境接應。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柏郎、馬嘉理率部從緬甸出發，向我盈江芒允一帶進犯。二月二十一日，面對前來阻攔的各族民眾，馬嘉理竟先開槍打死一人，引起民眾義憤填膺，奮起反抗將馬嘉理一行四人殺之棄屍戶宋河，又將柏郎軍逐出國境。

事件發生後，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屈服於洋人，對保衛祖國邊境的愛國民眾進行殘酷圍剿，逮捕屠殺，並於光緒二年（1876年）和英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煙台條約》。但是，德宏邊境軍民奮勇抗擊侵略者的壯舉將永垂青史。

「馬嘉理事件起源地」直碑

作者在「馬嘉理事件發生地」橫碑前

這裡是地勢平坦的壩子，和我原來想像的山高林密景象並不一樣。站在歷史現場，讀著馬嘉理事件的解釋，我對於一百三十餘年前這場震驚中外的事件，產生了強烈興趣。 此後我閱讀了大量馬嘉理事件的原始資料來，發現歷史的真實情景，與傳統教科書，乃至這塊石碑的記載差距甚大。起碼，這塊標註著「雲南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就把馬嘉理死亡日期的西曆錯標成農曆了——馬嘉理死於1875年2月21日，即光緒元年正月十六日。

2.事件緣起

從地圖上看，印度東部（包括現在的孟加拉國）與緬甸西部有條漫長的共同邊界。17世紀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緬設立商館，後來隨著殖民印度規模的擴大，進一步經略緬甸。至19世紀中葉，經過兩次英緬戰爭，全面佔有下緬甸。當時緬甸王位幾經更迭，雖然力圖收復失地，均未成功。而英國，對於緬北乃至中國雲南的興趣日益增加，期望開闢從緬入華的通道。

人們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均被日軍佔領，為保障對西南後方的軍火物資支援，盟軍從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雷多小鎮建立基地，經密支那將大批軍火物資源源運入雲南，這條通道稱作「史迪威公路」，和當年英印當局欲建之路基本一致。從更早的歷史上看，連通中緬的道路共有兩條大的路徑：一條是旱路，從緬甸都城曼德勒出發，經興尼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和大理府；另一條是水路，由伊洛瓦底江北上到八莫（又譯新街），再分成三個方向：北路前進到盞達（今盈江縣），稱盤嶺路，中路到南甸（今梁河縣）或戶撒（今隴川縣），因為是緬甸使臣走的道路，故亦稱「使路」，南路又稱撒瓦底路，也通向南甸。這三條支路均要經過克欽人（中國稱景頗族）居住的山地，最後在騰越廳（今騰衝市）會齊，再往東行，亦到大理。

哪條路是進入中國腹地的最佳商路呢？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的退役陸軍上尉理查·斯普萊極力推薦從仰光往稅打、沿薩爾溫江到大考渡口，再通過景棟和江洪，到雲南思茅，修築一條鐵路。他從1858年起，不遺餘力地將這個計劃向多屆政府前後宣傳了十幾年。印度政府後來進行了三年的勘察，發現沿途均是荒山野地，成本極高，於是在1869年將勘察活動停頓下來。

1868年初，英國組織了一支由緬入滇的探路隊，以駐曼德勒政務官斯賴登少校為隊長，溯伊洛瓦底江到八莫，沿北路前往雲南騰越，又沿中路返回。這次探路受到清軍軍官李珍國的抗擊，但證實了八莫商路是行得通的。英屬緬甸專員費奇隨後向印度政府建議，在八莫設立政務官，以便恢復邊界貿易，保持與克欽族、撣族和雲南大理杜文秀政權的聯繫。

1873年，清政府平定了持續十七年的杜文秀回民起義。7月，英國駐緬甸專員艾登致函印度總督訥茨布羅克，建議派遣一個英緬聯合代表團，往雲南調查邊界貿易。他還建議駐北京公使從在華英國官員中，挑選精通中文、熟悉中國人情和了解英國對華政策的人，陪伴代表團前往。從而探索建立從印度經緬甸通往中國內陸的貿易聯繫。1874年春，印度事務大臣索爾茲伯里侯爵請外交部轉令駐華公使與他合作，完成三個任務：一是協助英緬使團前往大理；二是在大理設立領事，三是要求中國政府保護八莫大理間的路途安全。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顯然知曉本國政府意圖。7月16日，他和參贊梅輝立拜訪總理衙門，聯繫官員入滇事宜。梅輝立對大臣們說，來自印度的三四位官員將越過滇緬邊界，可能來北京或上海，也可能原路回去，請總理衙門在他們的護照上蓋章，英方將派翻譯送往中緬邊界。按照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第9款，「英國民人准聽其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則總理衙門蓋章的護照可說是最高規格。梅輝立還請總理衙門函知各省大吏，對翻譯和英印官員給予協助。此前威妥瑪關照梅輝立，切勿暗示探路隊的目的，所以梅提到英員可能來京的消息，是擾亂中方視線的煙幕。

7月29日，威妥瑪照會總理衙門，已派使館官員馬嘉理任翻譯，前往雲南，迎接印度派來的英員。他收到加蓋印鑒的護照及總理衙門咨行各省大吏的函件後，致函訥茨布羅克，闡述對雲南邊界貿易的意見，指出雲南巡撫岑毓英素憎與洋人交往，而且「在英國炮船難以到達的地方，設置英國居民團體或甚至英國事務官」都不適當。但威妥瑪支持探索雲南，認為「雲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對於將為有才力的人所使用的各條商業路線進行勘查，不能不起巨大的作用」。

馬嘉理

8月上旬，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爵士私下告知馬嘉理，他將被派往雲南出差，要他開始做旅行準備。8月15日早上，馬嘉理正式收到威妥瑪發出的訓令，獲知這次探路隊的使命，是考察雲南邊界貿易，目的地是大理，但是切勿對中國官員提起。應避免和天主教神父同行，拒絕他們的款待，以免引發麻煩。勿繪圖測量，或於人口稠密的地方打槍獵鳥，以免引起注意。他還收到威妥瑪為他準備的護照、總理衙門咨行各省大吏的公函，要求沿途照顧馬嘉理，並向轄內相關各地縣令和官員發出命令，對他予以保護和幫助。威妥瑪要求馬嘉理每天寫工作日誌，記錄行程，並強調高度保密。

3.馬嘉理前往中緬邊境

奧古斯都·雷蒙德·馬嘉理，1846年5月26日出生於印度的貝爾高姆，父親是皇家駐印部隊的亨利·約書亞·馬嘉理少將。從馬嘉理留下的照片看，他上唇蓄著兩翼上翹的鬍鬚，頗像一個中年人。而在實際上，他死時還不滿29周歲。

馬嘉理曾在英國布萊頓學院讀過中學課程，並在倫敦大學學院聽過講座。21歲時經他表舅，英國駐西班牙公使奧斯丁·亨利·萊亞德推薦，參加英國政府海外服務考試，錄取為駐華使館實習生。——這位表舅，是享譽世界的考古學家、楔形文字專家、藝術史專家和旅行家，他以發掘尼尼微（今伊拉克北部）以南的亞述文化遺址尼姆魯德而聞名於世。現在大英博物館陳列的令人震撼的人面獅身帶翼石像，和鐫刻著亞述勇士駕馭著馬拉戰車彎弓征戰的浮雕石板，以及最近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大洪水」記錄板都是萊亞德主持發掘的文物。——馬嘉理先後在北京的公使館，以及台灣、煙台和上海的領事館研習中文並工作。

8月21日夜間，馬嘉理離開上海，乘坐旗昌洋行雙煙囪的江船「汽拉度」號西行。他在日記中寫下三位即將見面的探路隊員名字——柏郎上校、安得生醫生和額利亞。值得注意的是，馬嘉理當時就知道，「一隊三十名士兵組成的衛隊，將陪同他們到達中國邊界，然後由我接手，循著我去接應他們的路線原路繼續前進。而士兵不進入中國。」 這消息應當是威妥瑪告訴他的，但後來增加出來的緬兵，在華英國外交官似乎並不知情。

在馬嘉理出發之前，麥華佗曾向外交大臣德比建議，接應探路隊的翻譯應從海路去緬甸仰光轉曼德勒加入探路隊，而不是穿越歐洲人從未到過的內陸去中緬邊界，這樣更加省時省錢，但這個主意並未得到回應。8月28日，馬嘉理抵達漢口，通過英國領事許士安排，拜訪了湖廣總督李瀚章。總督建議他從湖南經貴州前往雲南（他原計劃是從四川入滇），說這是中國官員通常行走的路線。31日，李瀚章得知了他的選擇，表示將通知沿途官員予以協助和保護。

9月4日早上，馬嘉理離開漢口，換乘中式木船繼續前行。5日過金口，夜宿冬瓜腦，信使緊急送達一份由麥華佗轉來的英國外交部電報，說翻譯最好由海路赴緬與探路隊會合。並說還將致電威妥瑪，在收到北京指令之前，應暫緩出發。馬嘉理認為，若要接到威妥瑪指令還需多日，故回信說將從容慢行，到螺山等待消息。12日，他到達湘鄂交界的螺山，在小鎮上等待了一周，卻未等到任何消息。天氣炎熱，住在狹窄的木船上極為難耐。20日，馬嘉理重新上路。過岳州、洞庭，溯沅江入貴州，11月27日到達昆明。

英文原版《馬嘉理遊記》中所附其經過地方的漢英對照地名

馬嘉理日記記載：雲南巡撫、署理雲貴總督岑毓英派人招待他住入官舍，知縣派人送酒席，八個巨大木盤，內盛五十六碗菜肴和甜品。岑毓英表示因公務繁忙，這次不安排接見，可待他從永昌府返回時再來相見。

馬嘉理了解到，新任布政使潘鼎新將於12月1日到達，接待他的知縣同時在為迎接潘的到來而忙碌。他從錢莊里取到漢口領事許士的來信，說已接到命令，讓他走海路去仰光與探路隊會合。許士派出的信使一直追到常德，仍然沒能聯繫上他。馬嘉理此時不願再折返，通過知縣向岑毓英轉交總理衙門信件，請急令永昌府的官員，萬一柏郎上校一行提前到達，提供相關幫助。他還申請岑毓英派人護送，並按威妥瑪的關照，索要公文，使沿途官員明了他的身份和旅行目的。岑毓英允諾派楊某和候補州判周祥二位委員伴送他前往。29日，馬嘉理在昆明給父母寫信說：「縣令送來兩匹馬馭的禮物，有穀物、家禽、稻米、水果、甘蔗、柴火和油。我明天將啟程前往大理府，需要朝西北方向走十三天，然後從那裡轉而向南，走五天山路到達永昌府。」「巡撫剛剛送信說要我再待一兩天，以便讓即將陪同我旅行的兩個軍官準備準備。沿途之地都已經接到接待我的指令。」

以往研究馬嘉理事件的文章，常引用民國元老李根源1935年發表在《國學論衡》雜誌上的文章《紀馬嘉理案》中的說法，作為事件肇起之緣由。馬嘉理「抵滇垣，謁總督岑毓英，欲用敵體禮（按即彼此地位相等，無上下尊卑之分的禮儀），毓英不許，持之堅，許之。語驕蹇不遜讓，毓英怒，然念中英邦交，乃隱忍以卒送出迤西」，並由此結仇。李根源出生於馬嘉理事件之後四年，寫文章更在五十年後，其之可靠性是需要辨析大 。馬嘉理撰寫的日記、書信，在他死後由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編成《馬嘉理遊記：從上海到八莫，及返回蠻允》，詳敘其沿途行蹤和見聞，最近已經出版了中譯本，是值得一讀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一種所謂「漢族群眾的說法」，謂馬嘉理到達昆明時，岑毓英前往迎接，躬身迎到的是馬嘉理大轎上的一條洋狗。這種侮辱岑毓英的行為，激怒他誓殺馬嘉理，在昆明不便下手，就布置下屬官員，在前往滇西的途中截殺。這個說法的記錄者吳家福先生在他的調查訪問記中稱其「純屬傳說，並無事實依據」，但依然被 一些文章引用和傳播。

在雲貴地區，走陸路常常要翻山越嶺，極為艱辛。離開昆明時，馬嘉理有九匹馬馱行李，四匹馬配鞍隨行；一頂轎子，外加四個轎夫。關於轎子，他有三個理由說明萬不可缺：一是身份，官員旅行，必須要有轎子；二是拜訪當地官員，也必須乘轎；三是坐轎子可以閱讀，而騎馬無所事事地行軍，令人難以忍受。馬嘉理還帶著一幫隨行人員，這幹人也有各自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隊伍陣容浩大，常常引起老百姓的圍觀。

1875年1月4日，馬嘉理到達騰越，總兵蔣宗漢熱情款待他。馬嘉理還收到英國駐八莫政務官庫克上尉的來信，獲悉主持本次探路活動的柏郎上校在1月中旬以後啟程，要求馬嘉理在合適可行的地點與他們匯合。庫克建議他在騰越等待，若想繼續前進亦可。馬嘉理認為到八莫已不遙遠，決定前進，11日他到達盞達蠻允（今盈江芒允）。就庫克的指令來看，探路隊並不急需馬嘉理去接應帶路。但馬嘉理自認「沿途受到熱情的對待，我確實留下了友好的種子，並改變了人們原有的錯誤印象」，前往八莫，是他的主動選擇。

馬嘉理在蠻允見到李珍國。李珍國是中緬邊境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母親是緬甸國王麥多默妃之姨，因此他是個中緬混血兒。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稱「李四老緬」。杜文秀起義時，他的父母、妻子、伯叔、弟兄均被殺害，他因此參加鎮壓回民起義的戰爭。他此時的官方身份是騰越鎮分駐南甸左營都司候補參將，正與克欽族和撣族頭人商量貨物的捐稅問題，嘗試達成協議，設立常規的關稅制度和收集關稅站點，以取代山民對騾隊的勒索。馬嘉理自認和李珍國交流得很投緣。到達八莫後，他寫信告訴威妥瑪：「著名的李珍國，也被稱為李四或李協台，曾經攻打斯賴登探險隊，並被稱為土匪或其他兇悍難聽的綽號，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禮貌、聰明和直爽的人。他採取一切手段協助遠征隊，並且以意想不到的殷勤禮貌來接待我。」

蠻允是距離中緬邊界最近的一個街子，沒有城牆環繞，出了街口就是「野人」地界。李珍國後來陳述，他派兩名護衛人員將馬嘉理送至八莫的英國官員手中。而馬嘉理記錄，是他的隨從劉子林去八莫送信。劉是英國駐滬領館的通事（翻譯），由麥華佗借給馬嘉理陪同出差。馬嘉理稱他為「江湖老手」，可以辦到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從來不缺乏主意。他的外號叫「來人啊」，這是中國人召喚傭人的叫法，外國人曾以為是他的名字，而他也喜歡這個稱呼。幾天後，劉帶回四十個緬兵，將馬嘉理和隨行人員順利帶過野人山，1月17日平安送抵八莫，與探路隊相會。他是史上第一個從上海經內陸旅行到達緬甸的歐洲人。

4.當年的護照

英印方面派遣前駐撒亞謬副政務官柏郎上校主持探路隊工作。其他成員包括，曾經參加斯賴登探路隊的外科醫生兼博物學家安得生，擔任醫務官兼採集博物標本；1872-1873年探測過黃河新道的旅行家額利亞，專管地形研究。

柏郎和安得生於1874年11月從英國來到加爾各答，英印政府建議他們循曼德勒-興尼路線入滇，因為歐洲人還沒有踏勘過興尼線。但是不久，探路隊得到緬甸方面信息，稱該線道路崎嶇，且不安全，推薦還是走八莫路。他倆遂從加爾各答前往仰光（當時譯作藍貢），又乘船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經曼德勒，於1875年1月16日到達八莫，與額利亞會合。由於聯繫不上馬嘉理，擔心他不能及時趕到，威妥瑪又派使館另一位翻譯阿林格從上海乘船在仰光上岸，趕往中緬邊界。

沒有找到柏郎的照片，圖為其墓地

安得生

額利亞

我本來以為，馬嘉理千里迢迢從上海趕到雲南，是給探路隊送護照。但從檔案中看到，上年威妥瑪從總理衙門申請到護照後，已經寄往印度，由此馬嘉理的使命，僅是為探路隊提供翻譯和引路服務。

清末護照和今天使用的護照並不相同，它不是頒發給持照人供申請入境簽證的軟面小本，而是為外國人在中國內陸遊歷或經商時證明身份的大路條。柏郎一行使用的護照我沒有看到過，但從1875年12月17日（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麥華佗頒發給英國海軍軍官戈勒使用的護照上，後人可以獲知端倪：

護 照

大英欽命駐紮上海管理本國通商事務領事官麥

給發護照事。照得天津條約第九款內載，英國民人准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發行。雇船僱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住。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辱，等因。現據英兵船官戈勒稟稱，欲由上海前赴蘇松太常鎮杭嘉湖八府遊歷，請領護照前來。據此本領事查該人素稱妥練，合行發給護照，應請

大清各處地方文武員弁驗照放行，務須隨時保衛，以禮相待。經過關津局卡，幸勿留難攔阻，為此給發護照，須至護照者

右照給英兵船官戈勒收執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給

乙 亥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大清欽命監督江南海關蘇松太道馮 加印 壹年繳銷

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遜1894年前往湖北、四川、貴州、雲南旅行的護照，其格式，文字，與戈勒的護照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清末的護照就是如此。

甚至連1939年美國駐廈門領事館開出的一份護照，亦是援引《天津條約》，要求對美國牧師洪味道予以保護。這份護照，由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加蓋了印鑒。清朝的護照傳統，在抗戰時期居然還保留著。

在1870年代，中國尚未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護照不是入境關口的驗證文件，只為外國人在中國旅行提供證明。護照上註明了外國人本人名字，卻不包括其隨行的僕役助手。而當時外國人旅行，無疑都是攜帶隨行人員的。對隨行者如何確認，以及他們是否需要身份證件和事先審批，我尚未找到官方規定。從馬嘉理探路隊的情況看，他們沒有報批。

1875年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頒發給英國海軍軍官戈勒使用的護照

1939年美國駐廈門領事館開出的護照

1905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進入中國的護照

5.探路隊的其他人員

柏郎本次探路，還有一支龐雜的輔助團隊。

首先，他們各自帶了隨從僕役：

馬嘉理一路行走，帶著師爺游福添（湖北人），通事劉子林（漢口人）、跟班聽差江永爵（福州人）、李大有（四川人），以及廚子周有聽（漢口人）。還有一個王秀爽（漢陽人），後來改隨了額利亞。這些人，有的是英國駐滬領館的僱員，也有他在前往雲南路上僱傭的。他們在中國旅行無需護照，在中緬邊境進出，同樣不使用護照。

阿林格帶有兩個中國跟班，其中一位叫石雨田。從上海到仰光的路上一直陪著他。

柏郎有三個印度僕人。他還臨時在卑謬雇了一個中國人李含興做翻譯。李含興是李珍國的族侄，會說緬語和中文，常年在緬甸做生意，這次回雲南探親，正好與探路隊同行。李含興本來擔心帶外國人進入雲南會受到處罰，但柏郎向他出示護照，打消了他的疑惑。

安得生帶了三個印度僕人和一個緬甸僕人，那個緬甸人會說中文。印度僕人受過一定的教育，可以協助他收集植物和地質標本。

額利亞有兩個跟班。由於曾在中國經商的緣故，他到過中國很多內陸地區，探索過黃河的新河道，為此獲得皇家地理學會的金質獎章。他在1872年途經烏里雅蘇台，穿過西伯利亞回到歐洲。

此外還有兩名印度馬夫，負責照料整個隊伍的馬匹。

柏郎從印度來時，帶來十五個帶槍的錫克族警察做保衛，其中包括一個帶隊軍官。另一種說法，是旁遮普步兵第28團的十五名士兵。這個人數，比馬嘉理在上海啟程時聽說的三十個人要少一半。他們的使命是護送探路隊到達邊境，或者按照英國駐緬甸專員的意見，一直將探路隊送到騰越。

以上這些英國人、中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加在一起，共計四十一人。

緬王本不同意探路隊攜帶印度武裝士兵過境，但考慮到僅有十五人，也就作罷了。鑒於探路隊要經過中緬邊界的野人山，緬政府答應派遣三百士兵護衛他們。柏郎說，後來實際調集到的僅有一百三十人（另一種說法，緬兵總數有一百五十人）。這幫人的裝束不像官兵，倒像是臨時招募的鄉勇。探路隊加緬兵，總數約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人。

時下中文論著，包括上述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紀念碑，和網路上檢索的資料，均稱柏郎上校率領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裝探路隊或遠征軍，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英國軍隊從緬甸開進雲南，這類說法顯然並不準確。探路隊成員，柏郎當初都有詳細報告，保存在英國議會文件和外交部檔案內。此外前述《馬嘉理遊記》，以及安得生旅行記《從曼德勒到騰衝》亦有敘述，該二書，1876年均由倫敦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若不是從原始史料上將這些細節看清楚，連我自己也會產生錯覺。錫克衛兵沒有寫在護照的准入人員名單上，雖說他們具有隨行保安性質，雖沒有事先知會中國，可畢竟不是正規軍隊。同樣，緬甸衛兵也沒有寫在護照上。當時緬甸是中國藩屬，緬王派遣的往返中緬邊境護送商旅客人的土兵，似乎並不需要中國政府事先批文。緬兵能把探路隊護送到什麼位置，很大程度上更取決於當地克欽土司的態度。可以肯定，當年有英國派出的探路隊，卻不存在「遠征軍」。

再舉一例。1905年10月，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來中國，護照上註明除他之外還有「軍醫員瓦揚及照相生共三人」，那個「照相生」(攝影師)甚至連名字都沒有標註。他們一行在安集延附近的奧希下火車後組織入境馬隊，整個馬隊共達七十四匹馬，其中二十四匹馬馱運行李。沙俄地方當局為他們找到了可供僱傭的哥薩克護衛隊，衛兵總人數不太清楚，顯然沒有持有護照。衛隊長是芬蘭裔男爵馬達漢（此人在1918年芬蘭國內戰爭中擔任白軍總司令，二戰期間出任芬蘭國防軍總司令，1944年-1946年擔任芬蘭總統），有兩名哥薩克人最終將伯希和護送到北京。清末出入境管理鬆弛，伯希和弄走了大批敦煌文物，但畢竟沒有人說，伯希和率領了一支非法入境的「武裝探險隊」進入敦煌。

【作者簡介】

姜鳴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近代軍事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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