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信，中國經濟史上的怪圈一直都是「國富民窮」

「道儒」與「法儒」

　　中國古代經濟史上有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就是從先秦直到明清延續數千年的關於是否需要「抑兼并」的爭論。「兼并」（亦作「併兼」）即今所謂的「兩極分化」、「大魚吃小魚」之類。主張國家應當嚴厲制止這種事態的即為「抑兼并」，而主張國家應放任不管的即所謂「不抑兼并」。當代一些學者把它們看做是經濟思想領域中國家統制派與自由放任派之爭，並賦予其新的意義，於是這種鬥爭似乎延續到了現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些「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 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後的經商潮中， 「不抑兼并」 又受到不少讚揚。直到最近這類筆墨官司還時有所見，這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法儒主張「抑兼并」，就是要求強化朝廷的經濟壟斷，堅決制止「阡陌閭巷之賤人」發展強大的民間經濟。正如王安石所說：「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這是絕不能容許的；而理想的制度則應當使「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這樣的思想其來久遠，我國早朝「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認為：「萬民之不治」的原因在於「貧富之不齊」，因此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漢代的桑弘羊認為，抑兼并就是要「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後世統治者把這些思想發展為一套政策，為那些「庶人之富者」設下天羅地網。均田制時代且不去說它，就是號稱在經濟上實行寬鬆政策，以「不抑兼并」而為後世士大夫所議論的兩宋，實際上也搞過好多次「榷制兼并，均濟貧乏」的運動。至今仍受到許多歌頌的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對那些「阡陌閭巷之賤人」中的「大農」、「富工」與「豪賈」 開刀的。傳統儒家宣揚為君之道應當崇儉去奢，王安石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不是君主而是民間的「兼并之徒」損害了百姓，只要抑制了「兼并」，皇上不妨窮奢極欲。到了明代，朱元璋「立法多右貧抑富」，著實把當時的「富民」收拾了一番，史稱「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豪民巨族，鏟削殆盡」，「寄染遍天下，民中豪以上皆破家」。明初的一系列大規模移民，包括以「充軍」這一發配邊荒的同義語流傳後世的軍屯在內，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建立在「籍沒」富民並將其掃地出門的政策之上的。當時商品經濟最發達，富民也最多的太湖流域，經朱元璋「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之後，竟弄到幾乎清一色「土地國有化」的地步：「（蘇州）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②有人說這種「抑兼之」不過是一種「欺騙」，是為了維護富人的「根本利益」而行之。這要看怎麼說了，如果所謂富人是指朱家的龍子龍孫及朱明王朝的掌權者，那大抵不錯，但若是指「富民」可就大成問題：今人可以輕描淡寫地罵一句「欺騙」，可是當年洪武皇符的嚴刑峻法可不是鬧著玩的。很難令人相信，他把這些人「鏟削殆盡」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根本利益！

　　歷來「抑兼并」者都有兩大理由，一是道義方面的，即削富益貧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財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為的是「富國足用」。在傳統上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後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這也是在這一問題上儒法能合流而構成「法儒」的主要原因。但正如我國漢以後的傳統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樣，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說的道義理由，實際動機則多出自財政理由，即通過經濟壟斷充實國庫。這隻要看看我國歷史上歷次大規模抑兼并運動，從漢武帝時的鹽鐵官營直到明末的三餉加派，都是在朝廷財政危機的背景下發動的就會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結果則是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極度膨脹而形成所謂「國富民窮」的局面。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國富民貧」為治國之要的。商鞅認為民貧才會求「賞」，而國富才能給「賞」，兩者皆備則朝廷便能以「重賞」驅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國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積粟」是最理想的。韓非更有「足民何可以為治」的宏論，認為百姓富足了便會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讓他們貧窮才會依賴於國家！後世的法儒沒有這樣說，但其行為的結果則是對「國富民窮」的實踐。

　　從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著平均主義的旗號來擴充國庫，梁啟超稱這是以「國家自為兼并」來代替民間的兼并，是很有道理的。甚至到明末，逼得舉國造反的三餉加派也仍然號稱「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誅」，「殷實者不勝誅求之苛」。這樣一場橫徵暴斂居然也打著「右貧抑富」的幌子！

　　因此毫不奇怪，貧苦百姓對這樣的「右貧抑富」不僅毫不領情，反而紛紛投到富民那裡反抗官府，由此造成我們在《水滸傳》之類小說中很熟悉的那種「莊主」帶領「莊客」 造官家反的場面。而國庫此時的狀況如何？近來有人曾斷言，我國王朝的崩潰，都是由於「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結果。這簡直是莫名其妙！除了下文將提到的少數例外，多數王朝的崩潰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過分強化而使民間不堪忍受所致：秦末大亂也有類似背景。西漢末（新莽）厲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消亡時，僅集中在王莽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之巨，其數據說恰與當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須知黃金在西漢是通貨而非一般寶藏，這些黃金因而也屬於「中央財政」儲備而不

　　僅是一般的宮廷奢侈，試問這樣的「汲取能力」如何？明末李自成進京時宮中藏銀達7千萬兩，而據黃宗羲說，當時全國「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試問當今天下有幾個國家「中央財政所佔比重」能達到如此程度？

　　因此我以為，從總體上看在傳統形式的「抑兼并」與「不抑兼并」之間強分伯仲，褒此貶彼是沒有多少理由的———當然這裡說的是「從總體上看」，就每個具體人物、具體措施而言則另當別論。根本的問題是：傳統經濟過程沒有確立「過程的公正」，而這是建立近代經濟（有規範的市場經濟）所必需的，也是使傳統經濟、傳統國家走出那種「繁榮—崩潰」往複循環的怪圈所必需的。這當然不是說傳統經濟在微觀層面的各種具體交易中沒有公正可言，但無疑它在整體上並沒有遵循「最初財產來路清白，此後的財富積累是通過自由交易實現的」規則。

　　為什麼「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 也不行， 「抑」 與「不抑」 交替試之還是不行？因為「權力捉弄財產」的封建經濟不可能講「過程的公正」，無論專制朝廷的「公權力」還是貴家勢要的「私權力」都既不讓規則公平更不讓起點公平，於是國家的「自由放任」 會放出無數土皇帝與土圍子，卻放不出一個中產階級，而國家的經濟統制也只會「與民爭利」，卻統不出個理性調控機制。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還是慢些，一步到位還是步步為營，這固然是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擺脫舊體制的束縛與失去舊體制的「保護」應當同步，不能允許有的人擺脫了束縛卻仍享受著保護，有的人失去了保護卻仍受到束縛；前者壟斷著機會，後者承擔著風險，前者享受「成果」，而後者付出「代價」。

　　其實在今日的中國，「改革」 與「保守」 之別乃至「激進」 與「漸進」之別並不是很重要。這有一比：當一個宗法式大家庭難乎為繼時，可能發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 之爭，而是怎樣分配「家產」之爭。這也就是公正問題。倘若不管這一點，任由大家長獨霸家產而把「子弟」們一腳踢出家門，那將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嚴重的事態。古今中外的許多變法、改革在這方面留下的教訓是深刻的。

　　今天已非昔比，歷史的經驗應當使我們變得更聰明，跳出「抑兼并」與「不抑兼并」的怪圈應當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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