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對話：走好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每一步

本文基於對道家道教文化及相關問題的長期研究，從儒道互補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角度，梳理了作者關於儒家和道家道教文化在相輔相成中推動中國文化發展，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等方面的認識。

文/劉永明

一、璀璨明珠——中華文化

中國文化數千年延綿不絕（資料圖）

在科技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人類越來越大，地球越來越小，世界日益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在日益狹小的環境里，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前景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加劇矛盾衝突與利益爭奪直至同歸於盡，一種是和諧共處、利害與共而走向健康發展。中國一直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內部構建和諧社會，外部倡導和諧世界的構建。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則更加切准了新時代的脈搏，反映了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將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呼吸、共患難時代的特徵；凸顯了在當代世界所面臨的諸多矛盾衝突的新格局下，對全人類共同的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指出了人類應該攜手共進的努力方向。同時這也表達了正在崛起的大國對世界主動承擔的責任。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從擁有數千年文化創造和豐厚歷史經驗積累的國度里向全人類發出的中國好聲音。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與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智慧一脈相承。同時，作為人類奮鬥的共同方向，也只有建立在如此歷史經驗與文化智慧的基礎上，才真正靠得踏實，走得穩當，行得久遠。

中國文化以儒道釋三教最具代表性，而以本土成長起來的儒道兩家為核心。儒道兩家紮根於先秦以前的古老文化傳統，吸收了諸子百家乃至更遠時期的文化智慧，而成為中華文化的兩大主幹，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陰一陽之道，使中國文化數千年延綿不絕，成為世界上唯一一種文化傳統沒有中斷的民族文化，也是古代中國成為為世界文明做出偉大貢獻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這一切足以說明中華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否認的偉大價值。

儒家教育之成功，關鍵在於其切中了人的心性（資料圖）

二、儒家對教育的貢獻

中國自漢代以來在政治上佔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經典《大學》中提出的修齊治平教育理念，抓住了教育的根本，是完善自我，成就偉大人物的大人之學。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專門考察東西方數千年的教育理念，作《大學一解》，總結出，當今大學教育，始終未能超越《大學》中提出的「明明德」 和「親民」範圍，而且「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就是說，中國儒家兩千年前提出的教育理念至今依然沒有過時，依然是最根本的理念，而且現在依然沒有落實到位。其不僅適用於中國，而且具有普世價值。《大學》教育的入手點首先體現在個人修養的提升上，提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教育通過日常行為的禮儀規範，把儒家的仁愛思想內化為自己的基本道德素養，再將這種仁德擴展出去，利益他人，利益社會。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早已走出國界，成為世人公認的道德黃金律，人類交往的金規則。北宋范仲淹之子位至宰相的范純仁總結一生實踐認為：「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在這樣的教育和實踐下，儒家思想一旦發揮正面功效，普通人也能夠做到自身的品行端正和家庭的和諧。優秀的人纔則會自然生髮出一種社會責任，乃至生髮出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與擔當，從而造就一種天下胸懷，主動承擔國家重任，將個人身心命運完全傾注於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當中。漢唐以來，中國歷史的輝煌和可歌可泣的事件主要是由這樣的層出不窮的歷史人物造就的。我還覺得十分值得重視，也是令人感觸頗深的是，儒家思想通過家教、師承等傳統的教育方式，在生存條件異常艱苦落後的地區，也能夠培養出可以擔當天下大任的棟樑之才。所謂「幾多白屋出公卿」，實則很多為家境貧寒的平民子弟，有的甚至出自食不果腹的乞丐之家。所以，當我們翻開歷史文獻，不必列舉那些眾人皆知的歷史偉人和名人，實際上在各地區都有眾多的不為今人重視的歷史人物，他們感人至深的人生經歷和對國家民族或對地方的貢獻，也足以讓我們享受現代優越教育條件的人們深感欽佩甚至汗顏——的確，歷史上感人至深的，絕不是金錢至上，並非個人財富之富有、地位之貴、享樂之無窮，而恰恰是精神、道德的崇高和社會貢獻的偉大，尤其是其在逆境中的奮鬥，歷經挫折後的成功，哪怕是百折不回之後的失敗，等等。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教育的至為珍貴、永久閃光之處。

儒家教育之成功，關鍵在於其切中了人的心性，切中了人的理性與情感，亦即切中了人的本質，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能夠變化氣質，能夠使人找到最終的價值歸宿和安身立命之處，即達到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境地。這種切合人性的教育，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無可置疑的價值，所以，在經歷近百年西學東漸和對傳統文化的打擊壓制之後，至今依然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顯然，儒家文化的優秀遺產是值得總結，值得學習繼承的。同時，當今時代下對儒家思想文化的繼承，自然是與時俱進的，切於現實，擇優而從，不可能是保守地回到古代社會去。諸如忠恕之道等為世人所公認的倫理思想及精神，具有普世性而永遠不會過時；以孝悌忠信為核心的倫理規範，在中國社會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更是為時代所召喚，理當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航標。同時這種志在天下的責任與擔當，在當今還會自然而然地進一步拓展，從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責任，拓展到對全世界全人類的責任。而倡導禮樂文明、倡導文德教化的儒家思想在走向世界時，也自然會體現出和平的和諧的理念。其所擔當的責任正是實現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責任，宗旨是古人早已指出的「和為貴」、「和實生物」 「和而不同」「保和太和」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可見，傳承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並不過時，非唯不過時，其關乎現實、關乎天下之時義甚大。

需要在儒道互補中揚長避短（資料圖）

三、儒道文化的有效結合

在繼承和弘揚儒學的優秀文化遺產的同時，還需要繼承和弘揚道家道教文化的優秀遺產，需要在儒道互補中揚長避短，各自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綜合發展，使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走上更為健康之路。

在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里，儒道兩家顯現為鮮明的互補性。我這裡不舉至為明顯的吸收互補，比如先秦儒道經過長期爭鳴後走向融合，而產生的重要文化經典《周易大傳》之類的著作。我這裡想表達的是，儒道兩家即便表現為針鋒相對的批判，但從文化的長遠發展而言，也依然是一種文化反思和相應的完善和互補。儒道兩家相比較，就自身而言，儒家更加積極入世，力圖強力推行自家的主張；道家雖然關注國家社會，但並不執著一途，而主張因任自然，無為而治，在具體環節上要更加超越一些。這在《史記·老子列傳》所載孔子與老子的會面中，老子對孔子「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的批評中可以看得出來；也可以從老子的退隱而不知所終，和孔子的一生奔忙而臨終時自嘆「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的對比中看得出來；當然還可以從孔孟、老莊思想的多重對比中看得出來。儒家更加註重規範原則的推行。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與禮，實現的手段是修齊治平，表現在個人身修養上，主要是對一系列儒家規定的倫理規範的自覺踐行與內化，表現在社會政治上，是對一整套倫理規範的推行實施。同時由於對自家文化的強烈自信，儒家思想對其他各家文化表現為強烈的排他性。比如孔子自信「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合乎「道」的社會自然是理想的社會；又主張「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則顯示出孔子對非同道者的排斥。孟子則更為突出：「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可見其強烈的自信和擔當；然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則又顯出十分嚴厲的抨擊和強烈的排他性。而《荀子·宥坐》載孔子殺少正卯事，並載孔子言：「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這表明儒家思想的排他性還會走向消除異己。可見，儒家精神中一方面是難能可貴的責任與擔當及與之相應的自信，另一方面則是排他性，抨擊異己，以至於力圖消滅而後快。可貴的優點伴隨著難以擺脫的缺點。由此也可以想見，當儒家學說在政治上得勢之後，一定會走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途，董仲舒的所作所為代表的正是儒家的思想品格。儒家思想與政治的相結合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旨趣所在。

「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人類知識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無限性。（資料圖）

十分難得的是，在先秦諸家思想中，唯有道家具有強烈的反思精神。《道德經》曰：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這是對聖人聖學的反思。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以及《莊子·天運》：「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 這是對儒家學說、儒家倫理綱常的反思。尤須指出的是，道家的反思精神，並非是處於與儒家或他家思想同一層面上的針對性的批駁和反思，以便在攻擊對方中凸顯自家的高明與正確。如果我們僅僅從這一層面上認識道家，實際上是嚴重低估了道家思想的意義和價值，掩蓋了道家思想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道家對儒家的反思和批判基於道家對整個人類知識的反思，基於人類文化之終極視域形而上學的哲學思考，基於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道家思想雖然產生與兩千多年前，針對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動蕩，也參與了諸子百家的論難，但道家思想的立論完全超越了時代，具有更為久遠的、永久性的意義。從中西哲學對比中可以得出，老子的哲學高度不讓與西方古今哲人，雅斯貝爾斯稱老子為「原創性形而上學家」，名列東西大哲學家前列，絕非虛譽之言。竊以為，就對老子第一段的研讀可知，老子的思想是對宇宙、人類的最根本認識，對人的知識的最根本反思，這一認識切中了宇宙與人類認識的本質。所以任何時候，任何人，任何思考都擺脫不了老子指出的根本問題和根本方法。「道可道，非常道」指出了認識對象的無限性和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人類知識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無限性。這就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指出了久遠的方向。黑格爾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老子關於「道」根本思想的確立以及關於「有」「無」問題創造性命題正是中國哲學奉獻人類文化的形而上學，老子也正是中國文化殿堂里「至聖的神」。基於這樣的高度，老子能夠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知識的特點及知識自身的兩面性。於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等，實際上可以視為道家知識論的基本原理。站在這樣的高度上，對一切自以為是的知識建構和藍圖理想都可以產生一種俯瞰的效果，能夠更加全面地看待各家思想的優點和缺點。而這些正是儒家思想所不及的。就道家思想對儒家思想的反思而言，道家不但能夠批判當下，還能瞻望未來，看到儒家聖人治世的理想將來還會導致另一種事與願違的結局。《莊子》中多處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所必然伴隨而來的負面效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而從兩千多年的歷史實際看，儒家的仁義道德之學自從走上政治舞台，便一直是被統治者所利用的工具。而歷史的演進正如歐陽修所慨嘆的那樣：「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數千年一直處於治亂循環當中，並未走向儒家所設想的聖人之治和大同社會。而亂世時殺伐不斷，餓殍遍野，人與人相食。這一切果然不出《莊子》的預言。

從對比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智慧與超越。這種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與智慧的思想在先秦以降的兩千多年歷史文化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儒道關係的角度看，其兩者彼此或者相反相成，或者相輔相成；或者在相互批判中促進發展，或者在主動融合中不斷進步，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核心內容。這種儒道互補首先在王朝的治亂循環中發揮了各自的積極作用，比如漢、唐、北宋等重要的歷史朝代，王朝初期，在儒家主導的政治制度的總格局中，道家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思想和措施帶來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至於道家智慧體現在具體歷史人物身上並影響歷史事件的例子就更是異彩紛呈、不勝枚舉了。而以道家之道為核心信仰，整合傳統信仰及眾多文化要素形成的本土宗教道教，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滿足著人們內心的宗教需求。道教的存在，實際上與偏重於政治社會制度之儒家，形成相互補充，輔助並深化著儒家的倫理教化，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比如道教的戒律將儒家倫理規範宗教化，成為仙聖神靈制定並受到神靈監督、與個人生死輪迴及子孫後代命運相關的宗教戒條；而當道教得到統治者的支持之後，其輔助教化的作用就更加充分了。道教又與儒家思想一道接引外來文化，使之中國化，最顯著者莫如佛教的傳入和中國化。而道教又與佛教一道促成了宋明理學的興起，由此造就了自秦朝以降一千多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樁「大事因緣」。道教和儒家一道，還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乃至外來民族的交往中，促進著邊疆和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促進著民族的融合，通過引導和教化使之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道教由於根植於民間信仰，又與民間信仰長期互動交融，所以在社會基層民眾中比儒家的君子之學更加根深蒂固。當儒家文化衰落消退後，根植於民間社會的道教與民間信仰依然存在，而這一點成為民族文化永久長存而不易消亡的重要文化基因，還具有抵禦外來文化侵蝕的作用，這一點也成為傳統文化的土壤和傳統文化復興的群眾基礎，值得重視。以貴生為特徵的道教還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的指導下，通過多方面的探索和創造，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點更是補了偏重於政治社會制度之儒家文化之不足。在近代一百年來的千年文化巨變中，中國傳統文化中只有中醫藥學以其獨特的療效得到人們的承認，延綿不絕，證明著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幾千年的實踐證明，中醫藥學和養生學的價值是西方醫學所不能取代的，它是中國文化對全人類的貢獻，而這一貢獻主要出自道家道教的創造。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資料圖）

四、歷史的經驗與未來的方向

總之，儒道兩家在歷史上的互動交融、相互補充的內容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是難以簡單歸結的。不過在歷史上，儒道兩家文化的互補格局更多的是在總體上呈現出來的，具體狀況則異常複雜。歷史實際中，儒道兩家也有積極主動的融合吸收乃至政治實踐中的相互協同。但另一方面，統治者往往是從自身利益和需要出發，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在政治因素的主導下，儒家思想自身也難以擺脫被政治化的命運，而隨著專制主義的強化，儒家思想還會被進一步歪曲利用，乃至走向極端化，從而偏離儒家思想建立大同社會的根本宗旨，乃至如同莊子指出的那樣，對社會發展、對民眾生活造成負面的影響。道家思想中有很多方面可以對治儒家之不足，但在以儒家思想居主導地位的傳統政治格局中，道家因任自然、無為自化、在宥天下、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的治國思想和理想境地不可能得到到充分的發揮和展開。道家思想也會遭受儒家的排斥，尤其是與道家一脈相承的道教會遭到統治者的更為嚴重的歪曲利用或者控制或者嚴厲打壓，如唐朝前期對道教的支持和利用具有較多的積極作用；而北宋真宗、徽宗對道教則更多的是歪曲性的利用，對政治社會乃至道教的發展均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以在很多具體情況下，儒道兩家之間難以達成持續的良好互動與互補，從而體現出更多的積極作用。良好的互動補充只能在打破傳統的政治格局之後。

現代社會，儒道文化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及與之相關的相互排斥已不復存在，兩者同等成為民族文化的遺產，經受今人的審視研究和取精去粗的運用。所以，在當今的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中，我們當可以更好地從事公允的研究，更好地發揮相互補充、取長補短的作用。

近年來，民族文化越來越受到國家層面乃至社會各階層的重視，主席在2014年兩會期間指出：「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 今年元月25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中，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汲取中國智慧、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要求全黨動手、全社會參與，將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相應地提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和指導意見，並設定，到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的總體目標。顯然，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國力增強的新時代，中國文化終於迎來了繼承發展的春天。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由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應該是全人類長期的奮鬥方向，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理應首先從自己做起，先做好本國的事情，進而做好世界的事情。於是，繼承和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發掘儒道互補的優勢文化資源，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建立民族文化自信，重鑄民族之魂，實為刻不容緩的歷史重任。

本次論壇以「道化天下，世界玄同」為宗旨，討論「中華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重大論題，揭示「儒道雙行，既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發展機制，也是中國文化在現當代背景下依然生生不息的生機」文化發展理路，意義是十分重要的。

參考文獻及注釋：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宋史·范純仁傳》卷314，第29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293頁。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63，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40頁。

文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按，《荀子》等文獻中載有孔子為政七日而殺少正卯之說，古今均有爭議，茲且不論。

《新五代史》卷6「唐本紀第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6頁。

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又說：「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82、284頁。）

雅斯貝爾斯：《大哲學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56頁。

黑格爾：《邏輯學》第一版序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頁。

（編輯：若木）

聲明

1.本文為騰訊道學獨家稿件，文/劉永明。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2.文章作者觀點與立場，不代表騰訊媒體的觀點與立場。

3.喜歡該類內容歡迎上微信關注「騰訊道學」微信公眾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