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社會研究應有「質」有「量」

【語言論壇】

作者：吳建明（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研究院、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語言是人際間一種基本交流方式，既用于思想交流，也用於情感表達。受氣候、地理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世界上的語言呈多樣性的分布；但隨著經濟發展，政治穩定，這種多樣性又逐步趨向統一，成為各族群身份、地位、邊界的重要標誌。當今社會，語言的作用越發突顯，已經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於語言社會具有自然和人文雙重屬性，提倡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並存，有「質」有「量」，是此類研究的最佳選擇。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近年來，隨著計量技術的發展以及大規模資料庫的應用，人文社科領域科研工作者開始有能力駕馭海量信息，能夠較為簡便、快速地從諸多現象中尋找相關關係。相關是統計學的概念，指的是用量化的方式來表達兩個現象或變數之間的關聯變化程度。比如，運動員的身材越高，體重通常越大；語言的辭彙形式越長，句子可能越短。這分別是正相關和負相關的例子。相關有利於因果關係的發現，因果關係也可能被量化為相關，但因果關係不一定必然存在於可觀測的相關性分析中。語言社會領域的相關性研究不僅關乎該領域的未來導向，還可能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其中一些潛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2011年，耶魯大學教授陳凱世（M.K. Chen）通過幾個資料庫的統計，發現語法規則和經濟行為具有相關性。他認為有「強將來時」表達的語言（如英語），對「未來」的設定較為遙遠，其國民儲蓄率和養老儲備率相對較低；反之，「弱將來時」的語言（如德語），把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其國民儲蓄率和養老儲備率則相對較高。這種從相關到因果的解釋似是而非，卻引發媒體的較大關注，很快有人宣稱「要解決全球債務危機，請放棄英語、希臘語和義大利語，採用德語、芬蘭語和韓語」（Fellman 2012）。由於普通民眾缺乏必要的技術背景，很容易相信此類研究的結論，這就可能導致一些意料不到的後果（類似還有「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相關」「潮濕氣候和複雜聲調相關」）。

事實上，兩個因素是否相關或具有因果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藉助統計技術，我們或許不難發現某種相關，但要隨之做出因果推斷則需慎重，因為這需要一定的理論支持和實驗數據，有時甚至是跨越幾代人的實驗數據。大數據技術之所以不是萬能的，就在於它代替不了各個領域的基礎性研究，也解釋不了相關背後的因果關係。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待：

每一種現象都有與之關聯的若干現象，這種關聯的確立本質上取決於研究者的認識框架和處理問題的層級。比如，語言學研究可以優先選擇字、詞、形態作為基本分析單位，也可以選擇構式、句子、語篇等；不同層級的處理方式，不僅體現研究者間認識框架的差異，也會導向不同的研究結論。把語言分為「強將來時」和「弱將來時」是一種質性認識，也代表研究者處理問題的層級和水平。問題在於，世界語言並非都擁有「時態」，「強弱」也是一種較難把握的分類標準，這就給此類研究帶來不少爭議。就漢語而言，我們可以說「明天下雨」，也可以說「明天將要下雨」，「將要」就是漢語表達「將來」義的辭彙手段，但不是「時態」。

大數據的「大」並非萬能靈藥，數據的性質和成分非常關鍵。以文本大數據為例，這類數據本質上是種離線數據，並不能完全反映語言的實際使用或說話人的語用、心理或認知過程。比如，漢語的「呵呵」「好冷」「三更燈火五更雞」等都存在超越字面意義的多個含義，對母語者來說不難理解，但卻很難被機器識別或有效計量。

再者，數據的成分也決定了相關性研究的成敗。當樣本中的語言或國家大多集中於同一地理區域或同源文化圈時，研究者得出的相關性，很可能只是反映了某區域或某文化的共同特徵，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語言或國家。2015年，希安·羅伯茨（S.G.Roberts）等人採用更合理的採樣方法，對經濟區域、親緣關係、語言接觸三個因素進行了控制，就發現時態和經濟行為的相關性證據總體上非常微弱，因此「時態經濟學」一說並不成立。再如，米歇爾（J.B.Michel）等人用於研究辭彙與社會文化關係的資料庫，雖然辭彙量達到了億萬級，但由於偏重於20世紀60年代後的文獻，對辭彙演變研究的作用也很有限。

不僅如此，由於一個詞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意義並非連貫一致，也不能單靠語料庫中的詞頻變化來推測文化變遷（如米歇爾等的研究方法）。就漢語詞義演變而言，當諸葛亮自稱「卑鄙」時，並不是因為「粗俗下流」是當時的文化主流，而是他作為人臣的一種自謙的表達。可見，語言社會研究不是純粹的計量問題，還需要對人文、社會、歷史等領域的研究有一定的認識，才能進一步合理指導實踐。

提出以上幾點，不是為了否定計量技術的價值和意義，而是要提醒人們注意這類技術可能帶來的虛假信心或對多樣化研究路徑造成的消極影響。

語言是能產的、多變的，它可以被符號記錄，也能被視覺、聽覺和觸覺所感知；既是一種內在認知能力，也順應不同時期的社會規範。這就決定了此類研究有著不同的內容、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範式，其中有些需要邏輯思辨、質性分析；有些需要實證檢驗、量化分析，並不能一概而論。

人文社科工作者從事的田野調查、文獻考證以及人文理論建構等工作，具有以人為本、質性研究的特徵；量化工作者可以借用第一手調查資料、依託各種計量技術，從變化莫測的語言社會現象中尋找一定的規律，既驗證理論，也推動理論。一旦量化分析出現無法解釋的現象，就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訴諸質性分析的過程，重新提出假設並尋求驗證。

從事有質性研究特徵的工作者無須排斥計量技術的發展，應當歡迎它們在語言社會研究中的積極作用；而秉持量化理念的研究人員在享受技術進步帶來便利的同時，也要重視質性的研究成果。技術總是在不斷更新，但任何一個學科的技術都不能代替這個學科本身。這就好比天文學離不開望遠鏡，但天文學終歸不是製作望遠鏡的學科。

最後，我們認為語言社會研究始終存在「主體視角」（emic）和「客體視角」（etic）的區分。從主體視角出發，我們要有追求根本性因果關係的決心和勇氣，而不是受技術束縛，存在「只要相關，不要因果」的幻想。這就督促我們努力創建適合自身的語言社會理論和參照體系，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文社科體系。我們也要重視客體視角、「他山之石」的作用，關注國際學術發展趨勢，兼容並蓄。只有這樣，才是語言社會研究正確的發展方向。

《光明日報》（ 2017年04月30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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